浅谈乐嘉藻《庚戌旅行日记》中的清末北京古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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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舒丹
摘 要：乐嘉藻在其1910年的《庚戌旅行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历时七十三天的北京之行，这段旅程中他多数时间用于游览京城，流连厂肆，寻访古玩旧书等。日记内容涉及到当时北京古玩市场的交易模式、买家心理和行业内幕等诸多细节。这份知识分子亲身参与文玩交易的私人记录，文字细致、描写真实，是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场相关研究和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珍贵补充资料。
关键词：乐嘉藻 《庚戌旅行日记》 清末 北京古玩市场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3-113-121
中国的艺术品交易古已有之，吸引着历代的大小藏家。北京古玩市场的兴盛则与其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相关，至明代晚期，北京艺术品交易市场的雏形已现1；至清代，北京的古玩交易市场进一步成熟，逐渐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北京的古玩市场在当时社会的博古、玩古风尚影响下呈现出新旧交织、中西碰撞的复合面貌，这种特征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北京古玩市场的格局，还吸引了当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而笔者发现乐嘉藻在其1910年的日记中对当年北京文玩市场的一些情况有所记述，这份私人记录或许可以成为研究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场的补充资料。
一、概述
乐嘉藻（1867―1944），原籍贵州黄平县，清光绪癸巳（1893）恩科举人，戊戌科（1895）会试不第，参加“公车上书”请愿签名，回贵州后积极参与地方维新活动，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一生历任贵州咨议局首任议长、天津直隶商品陈列所干事、直隶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干事等职。有《中国建筑史》《香雪堂诗》《香雪堂文》等著述。他勤写日记，其现存日记起于清宣统二年（1910），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共七十七册，分别以年份或内容命名。其中与巴拿马赛会相关的日记于民国十年（1921）纳入《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铅印出版，其馀手稿则由他的曾孙女乐慈女士于2013年交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整理，这部分手稿中的《辛亥日记》与《庚戌旅行日记》于2014年至2016年在《贵州文史丛刊》上陆续整理刊载，至2019年，这两部日记同他的《元年旅行日记》一起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纳入《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六辑）》中集结出版1。而基于乐嘉藻日记的专门研究目前仅见《乐嘉藻日记》第一册的整理前言和由此修改而来的《乐嘉藻辛亥前后日记三种述略》2一文，以及《乐嘉藻日记中的黄远庸及其被暗杀事件》3一文，其中仍有许多资料留待挖掘。
《庚戌旅行日记》开始于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1910年5月1日），结束于农历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4），数月间乐嘉藻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几乎在每一日都记有日记，日记内容并未提及他此行是否有公务在身，而是集中于对他本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等内容的详细记录，是一份记录当时文化生活相关内容的文献史料。关于乐嘉藻抵京与离京的日期，以及他在北京逗留的天数，现有研究中尚存可待商榷之处，《乐嘉藻辛亥前后日记三种述略》一文中提及：
……他取道遵义至重庆，乘船经三峡至汉口，逗留数日乘京汉铁路火车往北京，二十四日到。七月初八日由北京坐火车往汉口。5
……此行他在北京羁留甚久，前后计八十三天。6
而回归到他日记中去看，便可以发现在庚戌年四月二十三日，乐嘉藻便已经赴北京：
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饭后同至陈列所纵览，并至上层少坐，又与斗南登屋顶，望南城西部甚详，帝都之广，信不可量…… 7
乐嘉藻大概率当晚夜宿北京，因为他次日一早便到北京的瑞蚨祥鸿记购物，又去劝业场早饭，饭后又至同仁医院就医后才与人一同出城，从天津的佛照楼退宿，当天即应友人之邀入住“陈列所中工业试验场之化学科寓中”8，开始养病。此处的“陈列所中工业试验场”以及前一天日记中的“陈列所”所指实为农工商部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奏请在被烧毁的京师劝工陈列所旧址9上筹设的工业试验所10。此后，乐嘉藻旅居北京，直至当年的七月初七日早起乘车离京，夜宿彰德府（今河南安阳）：
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一日）早四点半即起，检点行李……暮宿彰德府…… 11
综上，乐嘉藻应是在清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910年5月31日）抵达北京，当晚大概率夜宿北京，并于次日正式搬入北京工业试验所寓中，在七月初七日（1910年8月11日）乘火车离京，计算首尾，共历时七十三天。
在这段不算短的r日中，乐嘉藻日记中除了对五月初四日得知自己被贵州商会推举为国会请愿代表、五月初八日写信辞谢代表之职的事件有所记录之外1，其馀都是记录游历城市风貌，进出厂肆，寻访古玩旧书等等。乐嘉藻此次北京之行的日记中古玩旧书的内容占比显著，共有四十六天的记录与此相关2，涉及到当时北京古玩市场的交易模式、买家心理和行业内幕等诸多细节。
二、《庚戌旅行日记》中的北京古玩市场交易模式
通过对乐嘉藻在北京时期的日记进行梳理，可以从中发现当时北京文玩交易的三种模式，分别为铺面经营、上门兜售和庙会摊贩。
首先是铺面经营。这种拥有固定门店，求购者上万购买的经营形式是当时北京古玩市场交易的基本模式，因而在乐嘉藻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频繁出入琉璃厂和劝业场两地的商铺寻访古物。乐嘉藻在完成抵达北京后的各项安顿事宜，以及养病数日后，第一站便前往琉璃厂寻购旧书：
四月廿九日（六月六日） 饭后，与桂生往琉璃厂看旧书，至直隶官书局买得旧刻《太平寰宇记》一，卅四册，十八元。《归文》一，七册，五元五角。……至文友堂买得康刻《古文》一，十二册，八元。《七十家赋抄》一，四册，三元。《江村消夏录》一，三册，三元。……两家俱约明日十点送至陈列所寓。3
琉璃厂书市是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之日起发展起来的，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转引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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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清晨，诸臣入院……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4
自此，清代藏书家凡至北京无不前往琉璃厂搜集古籍善本，而至清末，京城王府贵家的珍贵藏书大量流出，使得琉璃厂的书市生意愈发繁忙起来，以至于近代著名藏书家伦明5在琉璃厂觅书时，留下了“目不暇接，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6的记录。因而乐嘉藻选择至此处寻访古籍且确有丰富收获实属情理之中。
五月初二日，乐嘉藻又前往廊房头条的劝工厂看旧磁，“买永乐堂烟壶，与价四元不成”7，与专售古玩旧书的琉璃厂众商铺不同，劝工厂是由官商合营的集购物、餐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8，因而乐嘉藻当日于劝工厂德聚兴店中寻访旧磁未果后，就能够随即“至楼上同昌馆照像，即在玉楼春晚饭”1，行动十分方便。其后的时日中，乐嘉藻便频繁前往琉璃厂和劝工厂两地寻购古玩。
其次是上门兜售。上门兜售分为两种，一为古董铺主动携带古玩旧书上门售卖；一为没有固定店面的行商，以个人身份完成交易。前者发生在商店熟客身上，比如上文提到的琉璃厂文友堂，便是在乐嘉藻第一次购物后的第四天（五月初四）由“伙计持旧书来卖”2，他没买也不要紧，十天后（五月十四日），便又持明刻《韩柳集》《南丰集》上门兜售。又如乐嘉藻在五月十七日前往琉璃厂德珍斋购得雍正豆采果盘一架，五月二十日德珍斋掌柜便亲自上门，“问买雍正绿磁盘，价五元；雍正旧磁盘一，价七元”3，五月二十一日复来售卖，其后德珍斋邓掌柜又多次上门，不仅同乐嘉藻建立了稳定的交易关系，更能与之坐论古董门道。由于古玩价格较高，又有着特定的认可门槛，因而对于古董店经营者而言留住有品位、有购买力的固定客源非常重要，他们不辞辛劳多次主动上门兜售既是留客的商业手段，又是北京古董商惯于同文人学者交易往来的经营之道。后者更加神秘，这类行商没有固定店面，手中器物亦大概率来路不明，真伪难辨，能与之直接交易者通常是古玩商户或资深藏家。因此在乐嘉藻在北京的日记中，仅见一处疑似行商的记载，是他在七月初五日拜访琉璃厂正文斋的东家谭铁安，观他所收藏玉器、烟壶之时的一次偶遇：
其处有贾人持苦瓜瓤烟壶二枚来，颇佳。又一枚则有绿斑，都人则谓之倭瓜瓤云。贾人言，大内藏磁，有时赐人，率被太监以贱物换去，持出货与后门某古玩店……渠又言府门子内，惟礼王府藏物最富。盖礼王多单传，故此府自国初至今，从未分过。4
最后是庙会摊贩。北京古玩交易的摊贩经营多依赖庙会，内城的两大庙会位于隆福寺和护国寺，前者逢九、十两日开市，后者逢七、八两日开市。乐嘉藻便在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前往热闹的隆福寺庙会：
局面较彰宜门土地庙会为大，有照相馆，有嫁妆铺、古玩玉器摊约数十起，大概偏于家常用器为多，然亦间有佳品……磁烟壶甚多，皆道光时物及伪古月轩。此品都城无处不有，不仅此处。有一永乐堂者不佳，且已磨损；一慎德堂者，无花，作翠蓝色，而色甚薄，皆未问价。5
整体而言，庙会摊位的古玩价格不高，品质难以甄别。不过，虽然乐嘉藻在短暂涉足后感叹其“终不如厂肆之多而精也”6，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就此否认庙会摊贩这一古玩交易模式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不只为少数行家里手提供了低价捡漏的可能，更为那些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最广大群众提供了接触古玩收藏的良机。
乐嘉藻作为一名外来旅行者，在他七十三天的日记中便能够对北京古玩交易市场的各类交易模式都能有所述及，可见其对事物有较为细致的观察能力和对古董收藏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古玩交易的深度参与。
三、《庚戌旅行日记》中的买家心理
日记作为一种私人化的文本，往往能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书写者的活动细节与行为动机，乐嘉藻的日记便是如此，在他旅居北京寻访古玩的历程中，能够看到他作为一名外地的收藏者在购买藏品时的审慎与钻研。
从乐嘉藻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此行在抵达北京前，便留心在沿途的重庆、汉口等地寻访古玩旧书，并且能够识别书商诡言，精心挑选购买，最终购得清康熙拔宅飞升瓶、小蓝瓷瓶、明万历菖蒲盒、霁虹果盘等古磁。正是因为他早有收藏古玩的习惯，所以当他面对热火朝天的陌生北京古玩市场时，能够静下心来，以较为丰富的经验来反复观摩、深入钻研，精心选品，然后尽可能以满意的价格入手。
以上文提到的文友堂为例，芳卧逶诿娑缘昶袒锛频牧酱紊厦攀凼椋都不为所动，未曾入手，及至五月二十日他亲身前往文友堂店内，发现其书虽有佳者，但要价偏高，此后便再未在日记中见到与该店有所往来的记载。而乐嘉藻未从文友堂购书的原因不只是单纯因为价格不合适，从他后来与沙土园会文堂售书处的成功交易来看，商铺掌柜是否对他予以重视，是否与他建立友好信任关系也是交易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六月初九日，乐嘉藻第一次去会文堂，其掌柜何培源便与他攀谈，由此发现一些渊源：
其掌柜何培源字厚甫，自言与黄子寿、黄再同即交易多年，罗质安亦与周旋多年，黄本甫时各书即卖与伊，价二千八百两。此书在戊戌年本甫曾与余谈过，议价三千金，余嫌其中无用之书太多，故未接手，今尚有数部在何处。1
因此缘故，乐嘉藻对何十分信任，随即开出书单委托他代为寻觅明刻《八家文集》《宋文鉴》《元文类》等书，当天即在店中用十二金买到翁刻《黄诗全集》一部。次日，乐嘉藻又前往何厚甫处，虽然未能谈妥《宋文鉴》的价格及修整方法，但仍在他处用三十六两买得《陆放翁集》，二两买得毛刻《陶诗》。六月十一日，乐嘉藻又前往店中，将《宋文鉴》修正方法谈妥，把《陶诗》退回。至六月十九日乐嘉藻复去会文堂时，二人的关系已经如同友人，交流古书信息，互相委托觅书：
余告以天津求古之《元诗选》索三百金，厚甫言此则太贵，无此行市。厚甫有开化纸《渊鉴类函》，缺第六函，余随时留心代之配全，余许之。2
而这种交往是较为平等的，买家自然处在主动地位，卖家亦不卑不亢。六月二十四日，乐嘉藻前往会文堂，见《宋文鉴》已经整修完毕，约其第二日送至寓所，言及友人欲寻《小仓山房尺牍》，何厚甫便允诺次日一并带去，但是当乐嘉藻试图用三十二元买其要价六十金的《读画斋丛书》时，何厚甫还是表示拒绝。这种买卖双方较为平等的友好交往显然很符合乐嘉藻的意愿，除在会文堂掌柜之外，德珍斋的邓掌柜、正文斋的谭铁安东家、杜掌柜都采取相似的销售策略，与乐嘉藻交好，往来频繁。北京城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聚集，这类藏家一般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知识储备，要求京城古玩商们不能只从商业策略上下功夫，还需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加以诚信待客，才能够与文人藏家交好，在成功售出物品的同时精进自身，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若非如此，很难在藏龙卧虎的北京古玩圈做好生意。譬如前文提及的无名行商，在言及钧窑出处时露怯，便立即被乐嘉藻捉住挑明，“贾人皇然，情形殊可笑”1；又如本节提到的文友堂，虽然派遣伙计上门送书，但书籍价格偏高，又没有掌柜出面，不重视交流，便很难同乐嘉藻这样精明仔细的知识分子成功交易。而十分有趣的一点，便是乐嘉藻还会对和自己郑重相交的商人“网开一面”，例如就在他戳破无名行商谬言的同一场合，乐嘉藻发现正文斋东家谭铁安给他展示的自己珍藏的古月轩玻璃壶“画法并不工，非真物”，却也只是腹诽“适以见其心劳日拙耳”2，并未真的出言相讥，为对方留有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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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嘉藻虽然早有收藏古玩的习惯，但还是时刻注意精进自己的古玩鉴赏能力。在北京的这段时日中，他不仅频频向古董商和藏家了解相关知识，而且在因病无法出门的时日里，也不间断地观察器物，阅读资料，自我钻研。五月二十五日，乐嘉藻在家中养病，手持新购磁盘把玩，观察到其底款和盘心花纹反向，是为了翻转看时成为顺向，而新造器物便不似此精细。五月二十六日，他又持天津萃珍彩品细目阅读，把所有物品分类考察，从中得知天津古玩店以玉器珠宝、磁器为最多，再结合自己在琉璃厂各店的实际观察，认为京津古玩交易，或皆如是。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取去年上海古瓷赛真会选品单考察，统计了其中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形制和色彩，感慨自己于此道仍是门外汉。其后，直至他六月初二日能够出门亲往琉璃厂为止，几乎日日都要细观各种古玩细目深入钻研，并将自己的钻研所得记录在每天的日记中。
从乐嘉藻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古玩的嗜好并非是由想要将之迅速转手卖掉的利益驱动，而更多是因为他尊崇和研究古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力图深入考研丰富知识并享受品鉴古物时的审美愉悦。因此，他才更青睐与能够同他交流古玩知识的商人做交易，才能够在发烧、头昏、牙疼等多重疾病缠身时仍然不忘钻研古玩之道，并且在日记中细致记录。
四、《庚戌旅行日记》中的北京古玩行业内幕
乐嘉藻在北京的这段时日中，关于古玩知识的摄取不仅赖于他本人的亲身寻访、居家琢磨，其更大的收获来自于同古董行从业者和资深藏家的深入交流。前者的代表是琉璃厂德珍斋的赵、邓两位掌柜。在乐嘉藻于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九日三访德珍斋并购入一雍正豆彩果盘后，德珍掌柜五月二十日便上门问买雍正旧磁盘，在次日（五月二十一日）又前来问买，在所持器物不被乐嘉藻入眼后，便约他下午去店中看古月轩烟壶。乐嘉藻于五月二十二日前往德珍斋观此烟壶和其他古玩，并未与价而出。其后，乐嘉藻病倒，他的日记中下一次出现德珍掌柜便是五月三十日处眉注，写道“德珍掌柜言，去年卖一豇豆红与美国人， 价一千二百元云”3，可知此前双方便有所交流。又据其六月十四日日记复提此事的内容可知，德珍斋这位掌柜姓赵4。至乐嘉藻病愈，首度出门便是在六月初二日前往德珍斋，以一百元购入邹小山花卉册。六月初三日，德珍赵掌柜送花卉册至乐嘉藻寓所，与乐氏谈论古玩良久，赵掌柜言及：
京师古玩行设在商会内，范围专在铜、磁、珠，其碑帖、字画、书籍皆不与。古玩商皆有凭据，始得入会置卖，外人不能入，外国人更无从问津。1
乐嘉藻与德珍赵掌柜有过不少往来，至六月二十二日，乐嘉藻前往德珍斋看画，便约送至寓所，借看数日再议价。其后接待乐嘉藻书画生意的换成一位邓掌柜，日记中未言原因，而从两位掌柜负责的不同古玩品类上看，或许是出于其术业各有专攻的缘故。至六月二十四日，乐嘉藻前往德珍斋问询书画代觅情况时，便在与邓掌柜的交谈中得知了一些德珍斋和乐嘉藻常去的正文斋的内幕信息：
德珍铺屋倒价二千金，邓掌柜言有倒价者屋租不甚贵。
德珍铺屋三开间，后有住房两层。
德珍言正文谭某近年生意正找钱。2
六月二十七日，德珍邓掌柜持扇面前来，乐嘉藻购入后，二人详细讨论了乐嘉藻曾在病中细看的天津萃珍彩品细目，邓掌柜指出其中的错误：
邓言有牛头尊、鹿头尊，粹珍以鹿头为牛头者误。3
又谈到细目中标价九十五元的大雅斋花觚式磁瓶如果在琉璃厂价格会更高，以及品相上佳的梅花人头罐现在价值千金等古玩行情，以及京中裱旧帖的价格息。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眉注中，又有“邓掌柜言西人最不喜笔筒式之磁”4的记录。在六月二十九日的隆福寺庙会中，乐嘉藻便看到了“略如德珍邓某之所言者”5的人头罐，可惜是新仿赝品。乐嘉藻七月初七日离京，而他在七月初二日仍前往德珍斋小坐，并在七月初三日德珍邓掌柜持扇面数张到寓所时，留他共谈古玩商情形。由是得知古玩行所设的商会是在春秋两季，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卖货，而买家也会被编号，再将号码放到签筒中，卖家按抽签所得顺序找买家依次议价，一人不要再轮到问询下一位买家。邓掌柜还说道：
廊房、取登等处古玩商善于装点色泽，售与外人，常得重价云。6
乐嘉藻不仅在古玩商处习得不少古玩交易经验，还从资深藏家那里学习了一些古玩鉴赏知识。后者的代表是时任都察院给事中的贵州同乡陈崧山7。乐嘉藻于六月初六日前往米市胡同拜访陈崧山，与之交谈一个多小时：
先生收藏最富，以旧书为最多，见其所藏蒋南沙画册，有数幅精绝。座间悬有马瑶草条幅，殊有苍莽之势。1
其后便按照陈崧山所言前往琉璃厂后沙土园之文昌馆中看旧书，以及到怡墨堂裱《张迁碑》，并且从“崧翁所言古物各价多与德珍赵言合”2一句可知，陈崧山确为此中行家。六月十一日，陈菘山来访，与乐嘉藻细论旧磁，所言内容可见其于古玩一道钻研之精深：
崧翁言，豇豆红乃康熙时物，郎窑仿之，底面不白而有冰裂纹，其白口曰灯草绿。又言乾隆仿鸡缸过于成化，所蓄二枚里面亦有□二人云，曰最难得。视余所藏雍正诸盘，言皆非伪物，但易得，过枝者难得，然伪物亦多。视余渍白印色合，言其当是明物，荷叶杯则言是建窑，非定窑，定窑须有泪痕。又言霁红之佳者多有翠点，器底有堂名者，不尽大内物，各邸皆用之。崧翁言《全唐诗》为明末某处士所集，其稿后归钱牧斋，国朝得其稿而附益之以之发刻，而讳其所出。此稿于前数年见之琉璃厂，为东三省游宦邓某购去。3
此外，陈崧山还提到与乐嘉藻交好的会文堂掌柜“何厚甫生意太狠”，正与当天乐嘉藻在正文斋杜郁芬掌柜处听到的“何厚甫为人厉害，有诨名曰‘何漂’”评价相合。
六月十二日，乐嘉藻至琉璃厂正文斋，又发现正文斋掌柜杜郁芬所言西人收书之事，之前崧翁和何厚甫亦言。乐嘉藻不仅从陈处了解古玩商情况，学习古玩鉴赏知识，还代他收书，在六月十八日“将向福田假得之《巢经巢遗诗》四册检出，命王升柬送陈崧翁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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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嘉藻同从业者和资深藏家的交往中可以发现，古玩一门的确深不可测，不仅需要通过实际接触来修炼眼力，还需要通过广泛社交来获取有效信息，否则很容易成为商家眼中的外行和“冤大头”，继而上当受骗。古玩收藏的魅力正在于此，巨大的精力投入和显著的经济风险往往意味着足够高的回报，这种回报不只是指金钱收益，还包含着自身鉴赏能力的提升以及受到肯定时的愉悦。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乐嘉藻《庚戌旅行日记》中的北京古玩市场部分进行梳理，不仅从中抽取出当时北京古玩市场的三种主要交易模式这样相对客观的资料信息，还发现了其中乐嘉藻本人在参与古玩交易时表现出来的崇古轻利、审慎钻研和以诚待人的品性，以及他与古董商人和资深藏家交好，进而获知一些行业内幕等的生活体验，日记内容详实且富有趣味。这份知识精英亲身参与文玩交易的私人记录十足难得，无疑是清末民初北京古玩市场研究和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珍贵补充资料。而在此之外，乐嘉藻现存的历时三十馀年的七十七册私人日记中还蕴藏着海量文献宝藏，亟待研究者的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eijing Antique Mark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Yue Jiazao's Gengxu Travel Diary
Xue Shudan
Abstract： In his 1910 Gengxu Travel Diary，Yue Jazao recorded his trip to Beijing，which lasted seventy-three days，during which he spent most of his time touring the capital，searching for antiques and ancient books. The diary contains details about the trading patterns，buyer psychology，and industry insider of the antique market in Beijing at that time. This private record of an intellectual's actual engagement in the curio trade is meticulously written and realistically described. It is a valuable addition to any study of the curio market in Beiji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as well as to an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s lives.
Key words：Yue Jiazao；Gengxu Travel Diary；the Late Qing Dynasty；Beijing Antique Market
任编辑：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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