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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存反映的贵州历史进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周必素 张合荣

  摘 要:贵州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古人类栖息的天然家园,三十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各族人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不少地方保存着文化遗存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贵州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唐代考古、宋元明清考古和土司考古、民族考古、岩画考古、冶金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各个时期的历史遗存,构建起了贵州历史的年代框架,生动展示了贵州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考古遗存 贵州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3-95-101
  一、前言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因喀斯特地形地貌,山峦起伏,洞穴丰富,提供了古人类栖息的天然家园,三十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情况看,贵州的历史文化不仅悠久而丰富,且不少地方保存着文化遗存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因开发较晚等原因,见诸文献记载的贵州早期历史凤毛麟角,无法窥见其历史全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材料恰恰成了最有益的补充。对贵州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开展考古的成果,生动揭示了贵州悠久的历史文化面貌,客观地反映了在贵州这块美丽土地上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和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整个贵州历史编年的构建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部生动的贵州史书。
  二、考古遗存展示的贵州历史
  (一)旧、新石器时代考古
  贵州因发达的喀斯特地形,广泛分布的山间洞穴是古人类栖息的天然家园,目前已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较多,约有五百馀处。这些遗存主要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有的甚至延续到了商周时期。沿水域分布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目前发现较少;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存逐渐增多。
  目前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约一百处,出土器物以打制石器最为丰富,还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遗物,并清理出灰堆、火塘、活动面、石器加工场等各种人类活动遗迹,体现出古人类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遗址年代距今约三十万年至一万年左右,时代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这些考古发现,基本建立起贵州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年代框架。从石器打制技术研究发现,有着临近区域间的相似性和时间早晚的继承关系,体现出贵州早期人类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牙齿、头骨等人类化石的出土,是研究贵州古人类起源、早期人类迁徙及体质进化史的重要物证。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在全省区域内广泛分布,说明该时期贵州区域内的人口在增多,活动范围在扩大。部分地区洞穴遗址群密集分布,说明在这些区域内,古人类活动频繁、居住集中,它们可称为贵州境内出现的最早的原始村庄。清水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表明部分古人类群体开始走出洞穴,或是沿江而上开始迁徙。
  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洞穴遗址和河流台地遗址两类。
  洞穴,仍然是新石器时代贵州区域内先民们居住和劳动的主要场所。洞穴遗址上层往往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叠压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之上。大量骨锥、骨针、骨铲以及石斧、石雕刻器的出现,既说明传统渔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延续,又说明这种生活方式在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今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出土了一件目前在贵州洞穴遗址里发现的唯一 一件新石器时代的修复完整陶罐1;在开阳打儿窝岩厦遗址也出土了相关陶片(但所占比重很小)2。说明了在当时,这些地方的先民们除了继续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外,还开始对洞前的土地进行耕种,出现了早期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从出土器物类别的占比来看,这些地方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以传统的渔猎、采集方式为主。
  在北盘江、清水江、锦江、乌江、赤水河、牛栏江等江河干流及其支流的台地,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器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这说明,贵州的先民们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形成有别于穴居而沿江河“逐水而居”的生存方式,这些遗址群具有沿江河台地线状分布、规模较小,但文化面貌有沿河流分布的一致性和河流间的差异性等特征,为后来贵州区域内形成的多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该时期出土的器物迥异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以磨制骨角器和石器为主,数量丰富、磨制精美,体现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生活方式和制作技术的进步。制陶技术和陶器的使用,说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耕文明的发展;洞穴遗址和河流台地遗址并存,新、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叠压,反映了当时贵州区域内的古人类从洞穴走向旷野、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过程。
  (二)商周考古
  贵州区域内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主要分布于沿牛栏江、乌江、赤水河、锦江、清水江和北盘江干、支流两岸的台地,且大多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分布区域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几乎重合,说明文化保持着连续性。但各河流间遗址的文化面貌几乎没有关联,而与其所在河流下游文化有着一致性,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逆河流而上迁徙至此的人群在临水相对开阔的地方落脚后,依靠农耕、渔猎等生产生活方式,扎根于此, 聚群而居,形成一个一个的聚落点。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河流起到文化通道的作用,而山地崎岖的地形地貌不仅阻碍了人群流动,也阻挡了河流间文化的互相交流,体现出同一河流文化的一致性和不同河流文化的差异性特征。该时期遗址的规模较新石器时代拓展不大,这该是当时受到了山峦阻碍、交通不畅、地形狭窄和土壤瘠薄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改善生产生活方式受限,延缓了文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速度;但哪壳俺鐾恋纳倭壳嗤器和玉器来看,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仍然呈逐步提高的趋势。
  从目前已发掘过的贵州区域内数条江河流域的遗址看,至迟从旧石器晚期开始,贵州区域内的部分河流就开始成为了古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已经体现出各流域明显的地域性传承和文化特征。流域间遗址的文化内涵虽然多有特点,但与沿着各自河流走向同其贯通地区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有较为清晰的关联。这说明,随着多个族群沿着各流域通道的迁移流动、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贵州区域内的典型的各个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格局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特征,而且这些生存格局和文化特征呈现出与周边区域深度交流交融的特点。比如,乌江以北区域呈现出与巴蜀区域交流交融的特点;东部的铜仁锦江、黔东南清水江等区域呈现出与湘西区域交流交融的特点;南侧的南北盘江和都柳江等区域呈现出与岭南区域交流交融的特点;中西部地区由于受来自西北和云南方向人口迁入影响,其生存格局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显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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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发现的广布于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往往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覆盖有商周时期文化层,如以贵安新区招果洞1和牛坡洞为代表的洞穴遗址群,说明这些地方的先民们对冬暖夏凉的洞穴有着长期的依赖性,而且生活稳定。
  (三)战国秦汉考古
  该时期遗存有两个阶段。
  一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存集中分布于黔西北赫章可乐2、黔西南普安铜鼓山3等地,遗物反映了当地各族群的丧葬习俗、祭祀、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等内容。经研究发现,是一种有着独特的地域特征,又不乏周边和中原文化元素的文化,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晚期,体现出这里的文化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交流交融。
  二是西汉前期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贵州境内发现了大量的汉式遗存,说明中原文化随着移民大量进入。可乐遗址,是贵州区域内目前发现的遗址规模最大、遗存内容最丰富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许多考古信息显示,这里既是滇东黔西古夜郎国的重要邑聚,又是汉朝的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城址。它为深入研究古代夜郎的历史、考察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地方各民族文化深度交流融合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而目前发现的沿务川洪渡河分布的丰富的汉墓和出土器物,时代可上溯到汉代早期,说明在这一时期有大量汉族人口较为集中地进入该地区。结合务川自汉代就已经开始朱砂矿的采冶历史及该区域有大量普遍铺垫朱砂葬俗汉墓的发现,可以J为,开采朱砂矿应当就是吸引汉族人口大量进入的重要原因,而洪渡河应当是当初的交通通道。由此说明,随着朱砂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
  在地处交通的要道,如依托赤水河的水路交通和经宜宾南下途经毕节的道路上等,特别是在当时汉朝的郡、县所在地,发现了大量汉式遗存。说明这些地区当时有人口大量聚集,且经济发展较快。如安顺宁谷遗址“长乐未央”瓦当4的发现,为寻找郡址所在地提供了线索;赫章可乐出土的“建始”等纪年铭文大型瓦当1,或许与汉阳县有关联;而兴义交乐和万屯大量汉墓群及其精美的出土器物2和“巴郡守丞”铜印3等的发现,或是此地是汉朝的行政管理中心所在地的物证。这些物证说明,汉朝对这些地区实施了有效治理,而且这些地区人口增多,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频繁。
  对以“夜郎”为代表的地方族群文化和中原文化遗存的考古是该时期贵州考古的重点。赫章可乐、兴义万屯等地考古遗存呈现出的典型格局,体现出了各民族文化深度交流融合的特征。正是通过考古发现的信息,逐步厘清了贵州区域内多民族历史文化的面貌和分布情况等历史史实以及多民族并存格局从郡国并存到郡县并存的发展轨迹。
  (四)魏晋南北朝考古
  贵州目前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分布于平坝马场及其周边区域,特别是马场镇周围的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4等几处丘陵地带,密集分布着该时期的墓葬群,墓葬群以石室墓为主,出土了大量陶、青 瓷、铜、铁、漆木、金银、玉、玛瑙、琥珀、水晶质地的生活器具和装饰品等系列精美文物,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器物在质地、器型上有着共性的特征,说明该地区以中原文化为主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该时期遗存在黔中地区密集分布,是贵州该时期遗存的一个最突出现象。
  (五)唐代考古
  贵州目前发现的唐代遗存主要发现于平坝马场镇附近的熊家坡和大松山两地5,这也是目前贵州唐代墓葬的仅有发现。出土的铜镜、金戒指、银条脱等,有着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的共性特征,也体现出文化的延续性。
  (六)宋元明清考古和土司考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开始了针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随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以“中国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得以系统全面开展,并更多地从土司历史及其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秦汉以来形成的对边疆地区管理的“羁縻之治”,在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成了“羁縻制度”。自唐宋时期至清代,历代王朝对贵州区域主要实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管理。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等逐渐发展成贵州实力最大、受命于朝廷、世袭统治地方的四支羁縻家族。元代对中国的统一,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将松散的“羁縻制度”更加严格化,发展成了“土司制度”。这些羁縻家族势力于是过渡为土司家族,在贵州区域内,先后存在着民间流传的“四大土司”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司家族,留下了丰富的土司遗存。
  贵州目前发现的土司遗存以播州杨氏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通过对杨氏从冉川到穆家川的司治变迁、以海龙囤1为重心的军事防御关囤网络体系、六处土司专属墓地逐渐演进的丧葬制度和习俗以及体现土司经济形态的田庄等的梳理研究2,几乎可以立体复原当时播州社会的全貌。考究的金银玉器、精致的瓷器、栩栩如生的陶俑、气势不凡的建筑构件、古老的铜器以及线条流畅圆润的石刻等,依稀可见当年土司家族奢华的生活。
  水西土司则一直在黔西北、黔中地区世袭繁衍,保存着典型的彝族文化特征。明初水西土司奢香夫人修筑的“龙场九驿”,改善了贵州交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屯土司庄园折射出彝族土司经济形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滋生了土司家族势力的膨胀,导致了明朝时期对思州田氏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和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还有“平播之战”和对播州杨氏的改土归流等历史事件的发生;雍正年间,清朝对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管理区域调整。随着道路的开辟、卫所和屯堡等的设置,贵州与外地的联系不断增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七)民族考古
  各族人民在贵州大地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相对保存完好的文化遗存,既是探索古老文化形态的活标本,也是研究各族人民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分布在贵阳、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区域内的宋元明清时期岩洞葬3,主要反映了苗、瑶族系人民的丧葬习俗,从现在发现的遗址看,最早或可追溯至唐代,明清时期最为丰富,部分地方现在仍在延续使用;在平坝棺材洞出土的宋代蜡染百褶裙,纹样以铜鼓上的翔鹭纹为主,兼具挑花、刺绣、蜡染三种技艺,是研究服饰、蜡染、刺绣、挑花等技艺的宝贵资料。崖墓,主要分布在黔北地区,延续时间较长,从东汉晚期延续至明代,与四川地区崖墓在形制与文化内涵上有着一致性,其族属和文化内涵或有着在时代和地区上的差异, 有“k人”4“僚人”5“盐商或盐官家族”6等说。贵州东北部地区广泛分布的岩洞葬,最晚到明代时已开始盛行。清镇琊陇坝宋墓7地方族群元素器物的出土,则为黔中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纳雍发现的一批明清时期石板墓8,出土了衣扣、耳环、插针、抹额、衣片等银质饰件,有着浓郁的地域特征。这种石板墓系用薄石板砌筑的墓室,墓葬规模小,主要分布在黔中、黔西和黔西南地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以当地元素为主,也有中原文化元素,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水族墓葬9,留下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艺精湛的墓葬雕刻,是研究水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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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岩画考古
  目前在贵州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在黔中地区,以贵阳周边和安顺、六盘水、毕节、黔西南和黔南等近二十个县(区)、市最为集中,发现岩画地点四十馀处。一般用赭色颜料涂绘在崖壁(岩厦)和洞壁上方,以零散分布的单体图案为主,有人物、动物、器具、房屋、符号等。人物图像是贵州岩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多数地点均有发现,有骑马、牵牛、狩猎、舞蹈等造型。人物或着冠、或着桶裙、或有头饰、或有尾饰(其中部分可能为男根)、或腰佩长刀、或手持弓弩等。动物有马、牛、犬、 猪、鹿、豹、鸟等,以马最为常见。器具有刀、剑、矛、弓弩、马槽、鞍鞯、球状物、铜鼓等。除单体图案外,还有少量表述连续动态场景的画面,题材有狩猎、放牧、出行、舞蹈等。
  目前贵州岩画研究分歧最大的是对岩画年代的判定,有研究者认为贵州岩画年代久远,系万年以前的史前人群所绘,但结合岩画内容和周边遗存的分布情况,有学者则认为贵州岩画的主体年代约在宋明时期,为当地少数民族所遗留1。岩画不仅反映古代人们的劳动和生活,还体现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
  (九)冶金考古
  贵州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在商周r期,贵州先民即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在普安青山坝子里,依托低矮山丘的缓平山顶的原生石缝隙为灶进行冶炼,以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山顶作坊遗址群,说明了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区青铜冶炼业的兴盛。此外,毕节青场瓦窑遗址2、黄平镰刀湾遗址3出土有石范。以上相关遗存的发现,或说明商周时期青铜冶炼业已经广布于贵州。有少量商周时期铁器发现,进入战国秦汉时期,铁已经普遍使用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
  朱砂矿的采冶,在贵州的历史也很悠久。在务川洪渡河岸大坪一带,发现有丰富的汉墓和朱砂矿洞分 布。汉墓普遍有使用朱砂随葬习俗。位于矿洞区的符家冲遗址4的一处汉代遗迹由瓦片堆积、朱砂矿渣堆积、两个灰坑及一座灶组成,为共存共用的关系,说明符家冲遗址的成因即是为了朱砂采冶。朱砂矿的采冶,一度是贵州务川、万山、丹寨、开阳等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直至当代才逐渐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而停止。
  此外,因喀斯特洞穴里硝含量丰富,硝又是制作火药的重要成分,所以明清时期随着战事的增多, 贵州炼硝活动很兴盛,留下了丰富的洞穴炼硝遗存。丰富的铁矿,助推了近现代工业,如镇远清溪铁厂等,现在遗址尚存。
  三、结语
  近年来,贵州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史前洞穴遗址考古、流域考古、夜郎考古、屯堡考古、冶金考古、公众考古、土司考古等贵州特色考古方面成绩斐然。比如,遵义海龙囤遗址荣获2012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2015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省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荣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等等。今后,还要再接再厉,继续深入推进贵州特色专题考古,不断丰富贵州考古新发现,做好考古材料的整理、研究和阐释,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进一步向人们展示贵州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
  Historical Process of Guizhou Reflected by Archaeological Remains
  Zhou Bisu Zhang Herong
  Abstract:Rich natural resources of Guizhou provide a natural home for ancient mankind, who lived and flourished here as early as 300,000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ve created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here, preserving the originality and integrity of cultural remains in many place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d Period, the Neolithic,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Warring State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Wei, J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the Tang Dynasty,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usi, the ethnic groups, the rock paintings and the metallurgy of Guizhou have produced fruitful results.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each period have built up a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Guizhou's history and vividly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uizhou.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remains;Historical process of Guizhou
  责任编辑: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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