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延续：从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到《四库全书总目》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明

　　摘 要：纪昀作《〈瀛奎律髓〉刊误》，后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总目》。二书皆包含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且许多批评观点一致，主要表现在：批评观点上，求公允、重根柢、严体例；批评方法上，以褒贬为手段，明显体现出重本舍末、尚雅去俗、喜新厌陈等价值取向；流派方面，批评“武功派”和“江湖派”诗歌纤小琐屑；创作主张上，二者皆持“文章与时高下”和诗歌创作“贵变化”等观点。这说明，纪昀的文学批评观点从《〈瀛奎律髓〉刊误》延续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对比辨析二书，对于理解纪昀的文学批评观念，揭析《〈瀛奎律髓〉刊误》与《四库全书总目》中文学批评的相似点和内在联系不无裨益。
　　关键词：纪昀 《〈瀛奎律髓〉刊误》 《四库全书总目》 诗文评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3-58-71
　　纪昀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于诗文评点用力甚勤，成果较多。除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纪昀还花大功夫刊正了方回的《瀛奎律髓》，有《〈瀛奎律髓〉刊误》（以下简称“《刊误》”）一书。《刊误》中有纪昀两千多条评语，这些内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纪昀的文学批评观点。另一方面，《刊误》与《总目》联系紧密，二书中许多文学批评观点高度一致，这一点，在《总目》集部别集一些提要中可见，而在宋元诗文评提要中，尤其体现得全面而深刻。《刊误》成书在前，《总目》成书在后，后者延续了《刊误》中许多文学批评观点。对此辨析，在深刻剖析纪昀文学主张、追溯《总目》文学批评观念的来源和探究《总目》的生成过程等方面有意义。已有研究方面，陈伟文在讨论纪昀与《总目》文学批评时，对比分析了《刊误》与《总目》别集提要中的相似观点和评价1，但其论文综合研究纪昀所有评点类著作，故涉及《刊误》的笔墨有限。其后，徐美秋也作文分析了纪昀评点诗歌著作与《总目》的关系2，可惜关于《刊误》与《总目》的联系，只是略作提及，并未展开论述。本文则详细比对了《刊误》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并发现二者在文学批评方面有诸多相似处：批评主张上，二者皆重视客观批评、学问根柢、著作体例；批评方法上，则以褒贬为手段，凸显逐本舍末、尚雅去俗、喜新厌陈等观点；流派方面，批判“武功派”和“江湖派”共有之纤琐弊病；文学主张上，二者皆提倡“文章与时高下”，并强调写诗作文贵求新变。
　　一、观点的承接：求公允、重根柢、严体例
　　《刊误》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二者都强调批评立场应公允客观，反对“门户之见”和“穿凿附会”；作家批评方面，二者都有一个相同观点，即重视作者的学问根柢，关注批评家的学识和能力；著作形式上，二者都对体例要求严格，反对“与诗无涉”之语。
　　首先，《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都重点批评了论诗时持有“门户之见”，或者存在“穿凿附会”的情况。纪昀在《刊误》中指责方回论诗有三弊：
　　至其论诗之弊：一曰党援。坚持一祖三宗之说，一字一句莫敢异议。虽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浅滑，诚斋之颓唐，宗派苟同，无不袒庇。而晚唐、“体”、“江湖”、“四灵”之属，则吹索不遗馀力，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v之正人，洛闽之道学，不论其诗之工拙，一概引之以自重，本为诗品，置而论人，是依附名誉之私，非别裁伪体之道也。一曰矫激。钟鼎山林，名随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贤于皋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于洙泗；论人且尔，况于论诗？乃词涉富贵，则排斥立加；语类幽栖，则吹嘘备至；不问人之贤否，并不计其语之真伪，是直诡托清高，以自掩其秽行耳，又岂论诗之道耶？1
　　纪昀所说的“是门户之见”“依附名誉之私”“不问人之贤否”，是批评主体立场的不公、分析不客观造成的，以致出现“非是非之公也”“非别裁伪体之道也”“并不论其语之真伪”等失真失实的批评。而以上三种现象又以“门户之见”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故纪昀说：“盖自北宋以来，谈诗者各有门户，往往为流派所拘。”2他又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3在《刊误》中，纪昀对方回因“门户之见”而论诗失实的现象作了大量驳正。例如，方回附庸江西诗派，推崇一祖三宗，在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一诗后评点：“惟山谷能学而肖之，馀人似难及也。”4方回标榜黄庭坚之心十分明显，以“惟”字来看，方回的评价稍显夸大。此处纪昀毫不留情指出，“此N纯是门户语”5。同样，方回评论徐崇文《毅斋即事》：“此诗中四句绝妙，味其学力非小小诗家可及，有德者必有言也。”6“有德者必有言”一句太绝对，纪昀反驳道：“此亦依傍门户之言，名儒不必定能诗也。”7纪昀批评论诗夹杂门户之私，多见于《刊误》中，再略举几例。方回推崇“江西诗派”，对曾几《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诗不吝赞誉：“‘厌’字、‘空’字、‘强’字、‘略’字皆诗眼。读茶山诗如冠冕佩玉，有司马立朝之意。用‘江西’格，参老杜法，而未尝粗做，大卖陆放翁出其门，而其诗自在中唐、晚唐之间，不主‘江西’。间或用一二格，富也、豪也、对偶也、哀感也，皆茶山之所无，而茶山要为独高，未可及也。”8纪昀认为，此种掺杂“门户”观点的牵强附会之说是《瀛奎律髓》最明显的不足：“‘诗眼’之说，亦是附会。茶山诗纯是粗作，大卖放翁诗，固不甚高。然以茶山为高，则纯是‘江西’门户之见。此种偏论似高而谬，是此书第一病痛处。”1对于方回推举赵昌父《梅花》诗，纪昀更是严厉指正其混淆是非：“二诗鄙野之甚。而虚谷盛推之，门户党援之习，颠倒是非如此。”2
　　与纪昀之《刊误》类似，《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也有针对“门户之见”的批判。《总目》批评魏泰和叶梦得论诗时存有门户之私。《临汉隐居诗话》提要云：“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h》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及作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v。……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3《石林诗话》提要云：“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之孙，本为绍述馀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v诸人。”4与持门户观而依附江西诗派观点相对，另有破除门户而论诗的情况，《总目》予以肯定。《文章精义》提要云：“其言苏氏之文，不离乎纵横；程氏之文，不离乎训诂。持平之论，破除洛、蜀之门户，尤南宋人所不肯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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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摒弃门户观念，反对在论诗论人时夹杂门户私心，是《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皆比较突出的一个观点。二者不仅都批评持门户之私论诗，而且在批评的言说方式、遣词用语等方面也如出一辙。
　　此外，《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还提倡公允客观地作诗、论诗的立场，二者着重批判的另外一个现象是论诗穿凿附会、罔顾事实。在创作方面，纪昀提倡所论有据、所言切实，反对主观臆想和不依据事实的推测。其指责王半山《和微之重感南唐事》诗句牵强：“末句牵强之甚，不成句法。”6无独有偶，方回推崇标榜杜诗《泊岳阳城下》，极力称赞：“此一诗只一句言‘雪’，而终篇自有‘雪’意，其诗壮哉！乃诗家样子也。”7纪昀批评道：“此亦附会之说。”8又，杜甫《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有诗句“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方回点评：“李王母子同行，故用‘孟宗笋’‘王祥鱼’而善融化如此。”纪昀认为将“竹笋”和“江鱼”强行联系到“孟宗笋”“王祥鱼”略显牵强，“‘笋’‘鱼’自序江行风物，此说穿凿无谓”9。再如针对方回评点王半山《双庙》诗，纪昀批评道：“以‘北风’一联归到‘庙’字耳，此说穿凿无理。”10
　　《刊误》中，方回对杜甫《阁夜》诗评述不当，纪昀则指摘其评语穿凿无理：“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方回）原批：此老杜夔州诗。所谓‘阁夜’，盖西阁也。‘悲壮’‘动摇’一联，诗势如之，‘卧龙跃马终黄土’，谓诸葛公孙贤愚共尽，孔丘、盗跖俱尘埃，玉环、飞燕皆尘土。一意感慨豪荡，他人所无。纪批：三、四只是现景。宋人诗话穿凿可笑。”11此处，纪昀不仅批评方回穿凿，更认为穿凿是宋人论诗时普遍的弊端。这与《总目》观点吻合，《总目》诗文评小序中指摘宋人论诗时多“穿凿附会”的现象：“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1而宋元诗文评提要中对于诗文评中“穿凿附会”的条目，也予以批评指正。《彦周诗话》提要言：“以适怨清和解李商隐《锦瑟》诗，亦穿凿太甚。”2《少陵诗格》提要云：“是篇发明杜诗篇法，穿凿殊甚。如《秋兴》八首第一首为接项格，谓‘江间波浪兼天涌’为巫峡之萧森，‘塞上风云接地阴’为巫山之萧森，已牵合无理。……每首皆标立格名，种种杜撰，此真强作解事者也。”3《韵语阳秋》提要曰：“论李、杜、苏、黄皆相轻相诋之类，则未免附会。”4《总目》批评《少陵诗格》论诗有“强作解事”之病，而以“接项格”等分析《秋兴》诗确实难以服人。这种“强作解事”同样出现在了《彦周诗话》中，《总目》认为许解释“锦瑟”是随意而谈，并不为实。这些批评与《刊误》中的许多评点也类似。纪昀认为“竹笋”和“江鱼”不应该强行联系到“孟宗笋”“王祥鱼”，也是强调解释评点诗作应该客观严谨，切中其实，而不是随意牵强附会。对比可见，《刊误》和《总目》相关提要，都对没有事实的牵强揣测予以质疑和驳正，批评之思路和观念相通合辙。
　　其次，《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都强调学有根柢。《刊误》中强调作诗应根柢深厚，《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则认为根柢深厚者评诗更为允当。纪昀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盖诗之工拙，全在根柢之浅深，诣力之高下，而不在某句言情，某句言景之板法，亦不在某句当景而情，某句当情而景，及通首全不言景，通首全不言情之变法。”5在诗歌鉴赏方面，纪昀认为根柢厚，在学习诗歌时有品评诗歌的眼光，他评白居易时说：“乐天律诗亦自有一种佳处，而学之易入浅滑。初学不可从此入手。根柢既深之后，胸有主裁，能别白其野俚率易，而独取其真朴天然，亦不为无益。”6《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同样强调了根柢深厚对于鉴裁诗歌的意义，《彦周诗话》提要云：“（许）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其谓韩愈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语，不敢议，亦不敢从。又谓论道当严，取人当恕。俱卓然有识。”7在《刊误》中，纪晓岚评宋景文《真定述事》：“体近香山而风骨胜之，盖子京读书多，根柢厚耳。”8从博学多识的角度强调了根柢对风骨等方面的影响。相反，纪昀认为根柢不深，作诗则不免有缺陷。纪昀评价秦韬玉《题刑部李郎中山亭》诗：“根柢浅薄，颇露单窘。五律句法，犹可勉支。七律非才力富健，则竭蹶之态毕见。”9又评价魏仲先《竹环》诗：“有作意而太浅，根柢薄也。”10再如评价项斯《日东病僧》诗：“意切而边幅窘狭，根柢薄也。”11《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也推崇根柢深厚的大家。《中山诗话》提要评价刘：“北宋诗话惟欧阳修、司马光及三家，号樽罟拧４吮嘟吓费簟⑺韭矶家虽似不及，然在元v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12《浩然斋雅谈》提要评价周密：“若其评骘诗文，则固具有根柢，非如阮阅诸人漫然搜辑，不择精确者也。”13《文说》提要评价陈绎曾：“尝从学于戴表元，而与陈旅友善。师友渊源，具有所自，故所学颇见根柢。”1
　　最后，关于著作的体例和内容，《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的相关批评极为严苛，都强调著述内容纯正而不杂芜：论诗即论诗，不可旁涉无关内容；论文即论文，不可掺杂不相干之语。“与诗无涉”的现象是纪昀着重批判的论诗现象，常常指责评诗“所论总与诗无涉”2等现象。在《刊误》中，他大力订正方回论诗时夹杂迂腐之语。方回评刘宾客《罢郡姑苏北归渡扬子津》诗曰：“俗谚云：‘于仕宦谓贺下，不贺上。’凡初至官者，乃任事之始，未知其终也，故不贺。”3纪昀认为“此段与诗无涉”4。许浑有怀古诗《经故丁补阙郊居》，方回评价：“恶人而富贵，贤人而终贫贱，亦不免遗迹为后人所叹，第是是非非自有不同耳。”5纪昀批评道：“忽作腐语，殊与说诗无涉。”6再如方回评刁《汉武四首・其四》：“人无有不死者，尧、舜、桀、纣其死一也。俭而安于自然者，顺也；侈而不安其天，卒亦归于一空者，逆也。不伏死之人未有不得其死，曾谓其智力可恃乎？”7纪昀也直接批评说：“此评迂阔，与诗无涉。”8对于论诗时出现与诗无关的语句，纪昀同样毫不客气地指正。方回评张伯常《自然亭》诗：“张微，字伯常，陈留人，宝元元年进士甲科，司马公同年。”9纪昀反问：“此与司马公何涉？‘司马公同年’又与诗何涉？此种纯是党局。”10方回《瀛奎律髓》中论诗时，形式上偶涉笺注，纪昀也作出了批评。他在方回笺注苏味道《在广州闻崔马二御史并拜台郎》和魏知古《春夜寓直凤阁怀群公》二首诗后指摘：“此二首忽不论诗，但作笺释，所谓为例不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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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诗无涉”“为例不纯”的评语也出现在了《后村诗话》提要中：“以至沈既济驳《武后本纪》之类，泛及史事，皆与诗无涉，殊为例不纯。”12这两句评点，关键句“为例不纯”与批评方回笺注苏、魏二诗一样。其他强调体例严正、反对书中掺杂不相干言论的类似情况亦夥，《续诗话》提要指出了司马光诗话作品中与诗无关的条目：“惟‘梅尧臣病死’一条，与诗无涉，乃载之此书，则不可解。”13《总目》还将“与诗无涉”的批评观点进一步延伸到了“与文无涉”，《东坡文谈录》提要云：“又秀民既别有《东坡诗话录》，而此编又滥及于诗，为例亦复不纯。”14通过比对可知，《刊误》中批判的情况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的内容，在讨论“与诗无涉”时许多语句不仅句式相似，而且批评态度也完全一致。回顾传统文学批评史，批评家较少投入大笔墨从体例的角度入手，来对作品进行批评。此点也是纪昀刊正《瀛奎律髓》时批评观点延续到《总目》的有力例证。
　　二、褒贬的延续：重本轻末、尚雅去俗、喜新厌陈
　　中国古代文论中不乏一组组对立而统一的概念。比如在文学上，推崇盛世文学，相对贬低晚唐、宋末、明季等末代文学，而在这种针对两种不同的文学观点或者方法的批评中，批评者的态度、倾向和观念也得以体现。《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也存在这种褒贬批评，且许多批评的内容和立场类似。二者皆重本轻末、尚雅去俗、重新变、轻剿旧。其中“重本”，指重视诗歌“温柔敦厚”为本，“轻末”指反对一味地雕章琢句。
　　纪昀对何为诗本、何为诗末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在《鹳井集序》中说：“孔子论诗，归本于事父、事君，又称温柔敦厚为诗教。可典是集，可谓探比兴之原，得性情之正，不以雕章镂句与文士斗新奇，而新奇者终莫逮。虽篇帙无多，亦足以传矣。”1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歌主旨是诗之本，反之，“雕章镂句与文士斗新奇”不足为道，甚至是文章之“末”。而《文则》提要也类似地指出：“‘文章句法推本《六经》，兹其权舆也’。……其不使人根据训典，F精理以立言，而徒较量于文字之增减，未免逐末而遗本。”2又，在《刊误》中，针对方回评杜甫《登岳阳楼》时标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句为诗眼，纪昀纠正道：“炼字之法古人不废，若以所圈句眼标为宗旨，则逐末流而失其本原，睹一斑而遗其全体矣。”3方回摘取陆放翁《书直舍壁》诗中“水马”“瓦松”二词，认为：“诗人罕用，此一联可喜。”4针对此类只注重字词的现象，纪昀批评道：“总搜索此种以为新，而诗之本真隐矣。夫发乎情，止乎礼义，岂新字新句之谓哉！”5纪昀认为：“炼字乃诗中之一法，若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所，则‘九僧’‘四灵’尚有突过‘李杜’处矣。虚谷论诗，见其小而不知其大，故时时标此为宗旨。”6纪昀强调，诗法是作诗的手段，不能将诗法上升到安身立命的地位，以此论诗，则忽视了诗歌温柔敦厚之本意。
　　《四六话》提要则云：“宋代沿流，弥竞精切。故之所论，亦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至周必大等，承其馀波，转加细密。终宋之世，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皆等之论导之也。”7《总目》批评只注重雕琢字句而忽视“温柔敦厚”诗教的现象。反之，则予以褒扬，《溪诗话》提要云：“其论诗，大抵以风教为本，不尚雕华。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也。”8《文章精x》提要曰：“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而于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别白黑，具有鉴裁。”9《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反对只重雕字琢句、不顾文章大义，观点与《刊误》中的一致。
　　雅与俗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组典型的、互为对立的命题。在《刊误》中，纪昀鲜明地表达了重雅轻俗的立场，他评价杜甫《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人京探韵得深字》诗时，比较杜甫《衡州送李大夫勉赴广州》诗中“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两句，认为雅俗高下立判，鲜明地表达了去俗取雅的观念：“较前诗‘日月’二句，雅俗相去远矣。”10纪昀在诗文批评时，把“雅”作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标准，除了评价宋景文《城隅晚意》诗“不失雅音”11，评价皇甫曾《送陆羽》诗“虽非高格，不失雅音”12，评价林和靖《湖山小隐》诗“首句及三、四诡激叫嚣，殊非雅道”13，还表明了批评“俗”的基本态度，纪昀评梅圣俞《猎日雪》诗：“‘风毛’二字双关，甚巧而不纤。三、四（句）亦好，五犹稍可，然亦俗。六巧而太纤，便成俗笔。”1
　　《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扬雅抑俗的观点同样明显。《环溪诗话》提要明确反对一味推崇小巧的字句，认为这样有伤雅调：“盖宋诗多空疏率易，故沆立‘多用实字则健’之说。而主持太过，遂至于偏。又所举白间黄里、杀青生白、素王黄帝、小乌大白、竹马木牛、玉山银海诸偶句，亦小巧细碎，颇于雅调有乖。”2《诗话》提要提倡大雅、反对“猥鄙诙谐”的诗歌风格：“是编所记多猥鄙诙谐之作，颇乖大雅。”3通过对比《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可以发现，二者重雅轻俗并不只是字词的相似，还在对雅俗的理解上保持一致。纪昀评梅圣俞《猎日雪》诗所说的“巧而太纤，便成俗笔”，与《环溪诗话》提要之“小巧细碎，颇于雅调有乖”，共同指明“俗”具有小、巧、纤等缺点。
　　新变与剿旧，同样是《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都关注的一组对立命题。《刊误》中《吴之振序》曰：“夫学者之心，日进斯日变，日变斯日新。一息不进，即为已陈之刍狗矣。故‘去陈言’者，‘日新’之谓也；诗者，文之一也。……盖变而日新，人心与气运所必至之数也。其间或一人而数变，或一代而数变，或变之而上，或变之而下，则又视乎世运之盛衰，与人材之高下，而诗亦为之升降于其间，此亦文章自然之运也。”4纪昀认同了这个观点：“此论自是。然有变而不离其宗者，离其宗而言新言变，则‘竟陵’‘公安’之病源也。有力自振拔之变，有不知其然之变。力自振拔者，其势逆，逆，故变而之上。不知其然者，其势顺，顺，故变而之下。”5纪昀补充“变”不离宗的观点，同时进一步细分了“变”的两种情况，他主张“力自振拔者”应该逆势而上，独树一帜，与众不同。通过此序的评点，可知纪昀认可诗之“变”“新”“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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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刊误》中，纪昀批评了一些诗家作品、句子习见陈旧。他批朱文公《登定王台》诗：“中四句有古迹山川处便可用，最为滥套。”6评吴融《题豪家故池》诗：“第五句亦套语。”7评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惟结二句不免窠臼。”8纪昀强调作诗应该追求变化，他评宋莒公《马上见梅花初发》时指出：“三、四在初作自好，后世则为习语矣。神奇朽腐，转变何常？诗所以贵变化也。”9因此，纪昀对于不落窠臼、注意求新的诗作不吝赞语，他评宋景文《春宴行乐家园》诗：“结不恨斜阳易尽，游兴未阑。不落窠臼。”10批梅圣俞《送张景纯知邵武军》诗：“善求新径，而气格浑融。”11纪昀还十分关注新创性的观点，“发明”一词是纪昀在诗论时常用的一个词，他评价《瀛奎律髓》中陵庙类序：“序敷衍无所发明。”12对《瀛奎律髓》中旅况类序评论道：“序亦无所发明。”13“发明”一词同样出现在了《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对床夜语》提要称赞了范文不随波逐流、论诗有己见，在诗学方面有所发明：“沿波讨源，颇能探索汉、魏、六朝、唐人旧法，于诗学多所发明云。”1《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去陈取新的观念也十分明显。《浩然斋雅谈》提要曰：“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是书颇具鉴裁，而沉晦有年。隐而复出，足以新艺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广其传者矣。”2宋代诗话如林，如果只注重继承、陈陈相因、辗转援引则很难有质的突破。《浩然斋雅谈》“颇具鉴裁”的评价，实际上赞扬了此书有革新创见的特点，否则不可能“足以新艺苑之耳目”，因此《总目》评价甚高。《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还高度评价了那些不抄袭、自成一家、不随波逐流的诗论家。《石林诗话》提要云：“其所评论，往往深中U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3《四六谈麈》提要云：“其中所摘名句，虽与他书互见者多，然实自具别裁，不同剿袭。如王《四六话》载廖明略贺安厚卿、张丞相诸启，凡数联，辰圆蝗。而别取其为厚卿《举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随人作计者矣。”4《容斋四六丛谈》提要言：“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5《诗话》提要赞同了宋祁诗人自成一家的观点：“又记宋祁语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则皆确论也。”6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了《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与《刊误》观念一样，鼓励作诗论诗有创新，反对因袭旧人旧说。
　　三、批评的迁移：从“武功派”到“江湖派”
　　《刊误》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各自都有一个重点批评的诗歌流派，分别是“武功派”和“江湖派”。两个诗派存在内在联系，二派名虽异而质实同。实际上，从《刊误》到《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虽然二者批评的重点流派发生了迁移，从姚合“武功派”变成了宋末“江湖”诗派，但在本质特征上，“武功派”与“江湖派”有诸多相似点。例如，二派皆具有“酸馅”“琐屑”“纤”“不雅”等劣处。两个诗派有诸多相似点，《总目》则进一步认为，“江湖派”一脉相承自“武功派”，二者有联系有渊源。《云泉诗》提要指出：“‘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7《总目》点明了二派之承接关系，且在诗法上皆宗“新切”“写景细琐，边幅太狭”，内在联系紧密。
　　“武功派”由晚唐诗人姚合开创，诗作多描写生活琐事和自然景色，又往往刻意追求诗句工整。在《刊误》中，纪昀斥责“武功派”刻画琐屑、有伤大雅，将之树立为负面典型大力抨击，不仅于司空图《早春》一诗的评价中直言姚合“搜尽枯肠终是酸W气”8，还把“武功派”的“小”“纤”“细”等缺陷作为论诗时反面教材的典型特点。纪昀评价宋景文《侨居二首》“似‘武功派’耳，终是小样”9；批张宛邱《和应之盛夏》诗“五、六（句）小样，‘武功派’也”10；评贾浪仙《寄胡遇》诗“次句不佳，‘武功派’从此种出，最为偏僻狭小，误以此为新、为高，则去诗远矣”11；论顾非熊《题马儒V石门山居》诗时说，“亦是‘武功派’。次句景真，而句不佳，第四句拙。其细已甚”12。纪昀还认为“武功派”粗野不雅，他评王建《原上新居》诗：“诗情全是‘武功’一派语，多粗野，不叶雅音。”1概括地说，纪昀在《刊误》中批判姚合“武功派”的创作风格，因为这样的诗作，“小样”“偏僻狭小”“细”“粗野”，与雅正的诗歌相背离。
　　纪昀还通过诗作的比较，来批评“武功派”不雅的风格特点。其以寇准《水村即事》诗作对比，称赞此诗有姚合‘武功派’所不具备的浑雅：“虽非高作，然较之姚合、王建，气体浑雅多矣。”2在论王正美《村家》诗时，又详细地指出此诗第二句因为类似“武功派”而不佳，而其他句子尚且闲雅，不像“武功派”：“惟第二句嫌落‘武功派’。馀皆闲雅，但气味薄耳”3。比较明显的是，纪昀在论白乐天《渡淮》诗时，以高下立判的方式，褒扬白诗浑成雅致，与‘武功派’之琐屑不雅截然不同：“妙在出语浑成，不伤大雅，与‘武功’派之琐屑不同。”4
　　《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则重点批评和“酸馅”“琐屑”的“武功派”颇类似的“江湖派”。《中山诗话》提要云：“然在元v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5《诗人玉屑》提要曰：“宋魏庆之撰。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建安人。是编前有淳v甲辰黄N序，称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种菊千丛，日与骚人逸士觞咏于其间。盖亦宋末江湖一派也。”6《娱书堂诗话》提要说：“其论诗源出江西，而兼涉于江湖宗派。”7《对床夜语》提要言：“其所见实在江湖诸人上。”8以上几则提要体现了《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对江湖诗派的关注。《诗人玉屑》提要中指出了江湖诗人群体“处江湖之远”的身份特征，而从《中山诗话》和《对床夜语》二则提要中则可以看出，《总目》对于江湖诗派是持否定态度的。
　　《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对江湖诗派评价不高，认为此诗派弊病甚多。《总目》集部中一些提要具体指出了江湖诗派的诸多不足。《太仓米集》提要评价周紫芝诗时，道出江湖诗派的酸馅习气：“无豫章生硬之弊，亦无江湖末派酸馅之习。”9《涉斋集》提要则认为江湖诗派雕章琢句，刻画琐屑：“是集虽下笔稍易，未能青出于蓝，而气体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较宋末江湖诗派刻画琐屑者，过之远矣。”10《百正集》提要批评江湖诗派纤仄粗俗：“今观所作，大抵清切流丽，自抒性灵，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11《颐庵居士集》提要亦认为江湖诗派流于粗俗，偏离雅正：“然应时诗虽格力稍薄，不能与游等并驾；而往来于诸人之间，耳濡目染，终有典型。较宋末江湖诸人，固居然雅音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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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总目》较《刊误》，对“武功派”的评价和理解也有不同处。《总目》认为：“宋末诗人，有江湖一派，有晚唐一派，t盖沿晚唐派者，故往往有佳句而乏高韵，亦绝无一篇作古体。然较之江湖末流寒酸纤琐，则固胜之矣。”13在与江湖诗派的对比中，《总目》看到了晚唐时的“武功派”等诗歌流派，尚有佳句，胜过“寒酸”的“江湖派”。由此也揭析了《总目》着力批评“江湖派”的原因，即认为此派较“武功派”，为诗派之末。
　　总之，《刊误》重点批评了“武功派”，《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则重点批判江湖诗派。二者批评的对象有其内在渊源，《刊误》和《总目》认为二诗派刻画琐屑、有伤大雅等，这些具体的评语有许多相似处。此外，由于“武功派”和“江湖派”分别是《刊误》和《总目》中重点批评的诗歌流派，二书还分别将“武功派”和“江湖派”标举为诗歌批评的参照物。例如，在《刊误》中，纪昀说：“（《侨居二首》）似‘武功派’耳，终是小样。”1批《和应之盛夏》诗：“五、六（句）小样，‘武功派’也。”2在《总目》中也有类似情况，如评价《涉斋集》：“较宋末江湖诗派刻画琐屑者，过之远矣。”3这种确立“反面典型”诗派来论诗的批评模式，也是《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之共同点。综合批评的诗派对象、论诗的具体评语以及立一诗派为参照的批评模式，不难看出《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的诗歌批评具有联系。
　　四、创作的主张：“文章与时高下”和“贵变化”
　　《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有着共同的创作主张，皆持“文章与时高下”之观点，二者还都强调创作“贵变化”。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刊误》中，纪昀也注意到了作家作品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他十分关注“时代”“风气”“风会”等对创作的影响。例如，纪昀评点戎昱《闺情》诗时说，“不失忠厚悱恻之旨，惟气格稍薄，则时代限之耳”5，此处就是考虑到了时代对个人创作的影响。纪昀知人论世，将作者的诗歌作品和时代背景结合分析。戎昱（744―800），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罹安史之乱。彼时朝政混乱，社会经历大动荡，诗歌也受到深远影响，整体气象由盛唐时期的雄伟壮丽渐渐转为宁静淡远和消极避世，这种社会巨变自然影响了包括戎昱在内的众多诗人，而戎昱创作的《闺情》诗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气格自然难再浑雄。《刊误》中，纪昀还评杨巨源《早朝》诗：“贾、杜、王、岑早朝之作，在诸公集中原非佳处，而观此尚觉气象万千。风会所趋，渐漓渐薄，非杰出一代之才，不能自振也。”6此处，纪昀既考虑到了风会对于诗歌的影响，又能具体分析，认为杨巨源才能卓著，虽受渐漓渐薄时代的影响，却能自振而气象独特。
　　《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也反映了时代风气对个人创作的影响。《诚斋诗话》提要曰：“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二句，暴扬国恶，至为无礼。万里以为微婉显晦，尽而不污，尤宋人作诗，好为讦激之习气矣。”7馆臣以为诗歌言辞直白、激烈、无礼，是宋人整体讦激风气的表现，杨万里也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另外，《娱书堂诗话》提要说：“‘桂子梅花’一联，毛国英《投岳飞诗》，……赵横《钓台诗》，白居易《周公恐惧流言日》一首，及作诗用法语一条。大抵皆凡近之语，评品殊为未当。盖尔时风气类然。”8针对宋人多诗话，而诗话条目多评品不当的情况，馆臣认为这也是受当时创作风气的影响。《对床夜语》提要附和范文的观点，认为文章写作与时代兴衰相关：“‘今之以诗鸣者，不曰四灵，则曰晚唐。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其所见实在江湖诸人上。”1综合来看，纪昀看到戎昱气格受时代之限而难以浑厚，褒扬杨巨源自振于所处时代，《总目》则认为杨万里受时代影响而言辞激烈。这些材料说明，《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都关注到了“时代”“风会”等因素，认为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另外，《刊误》和《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都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刊误》中，“变”是一个重要批评关注点，书中载：“宋莒公《马上见梅花初发》‘瞥见江南树，繁英照苑墙。无双春外色，第一腊前香。云叶遥惊目，琼枝昔断肠。莫吹羌坞笛，容易损孤芳。’纪批：三、四在初作自好，后世则为习语矣。神奇朽腐，转变何常？诗所以贵变化也。”2纪昀认为，诗要转变，以求神奇，则不易落入窠臼和腐朽的俗套，其以变化为“贵”。纪昀评杨文公《南朝四首・其一》时又指出：“西多摭义山之面貌。此咏古数章却有意思议论，颇得义山之一体，勿一概视之。‘体’虽宗法义山，其实义山别有立命安身之处，杨柳但则其字句耳。后来尘劫日深，并义山亦为人所论，物极而反，一变而元v，再变而‘江西’矣。”3
　　吴之振为《瀛奎律髓》作序时讲到：“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4对此，纪昀补充说：“有力自振拔之变，有不知其然之变。力自振拔者，其势逆，逆，故变而之上。不知其然者，其势顺，顺，故变而之下。”5这里纪昀将诗歌变化的主题引向深入，不仅仅重视变化，还强调如何变化。不能为变化而变化，不能没有目标地变化，变化应该“知其然”。纪昀所理解的“力自振拔之变”“知其然之变”究竟为何？这可从他对“武功派”的评价中看出。纪昀鼓励发展变化和求新，但是认为求新求变也当注意方式方法，不以字句为大为本。他反对“武功派”求新但所作之诗内容琐屑：“武功诗欲求诡僻，故多琐屑之景，以避前人蹊径。佳处虽有，而小样处太多。”6相反，他赞赏梅圣俞《送张景纯知邵武军》诗：“善求新径，而气格浑融。胜于雕镂一字、两字以为新。”7
　　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遇见瓶颈或产生弊端，此时诗歌往往发生衍变以克服弊端、突破发展，这是历代诗变的原因和背景。纪昀赞同方回关于诗歌流变的看法。方回在评点钱思公《始皇三首・其三》时说：“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则又有能言之士变为别体，以平淡胜深刻。时势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论也。”这得到了纪昀的肯定，他复评价道：“此论平允。”8
　　纪昀说“物极而反，一变而元v，再变而‘江西’”，《总目》中也有同样观点，《云泉诗》提要说：“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再变而元v，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9无论是句式上的“一变”“再变”，还是观点上的“物极而反”，两处材料都如出一辙。而上文纪昀所言“善求新径，而气格浑融。胜于雕镂一字、两字以为新”，求变化而注重气格、反对将作诗的重点放在字句上，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之观念也相合。《四六话》提要云：“六代及唐，词虽骈偶，而格取浑成。唐末五代，渐趋工巧。如罗隐代钱H《贺昭宗更名表》，所谓‘右则虞舜之全文，左则姬昌之半字’者，时以为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弥竞精切。故之所论，亦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至周必大等，承其馀波，转加细密。终宋之世，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皆等之论导之也。”1这则提要中，《总目》看到了骈文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强调四六文应以格取为上，反对雕字琢句，“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与《刊误》中观念相呼应。而在宋元诗文评提要中，《总目》还对诗歌的变化有补充认识，认为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后山诗话》提要说：“又谓‘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持论间有可取。”2《总目》认为变化的契机是“触山赴谷，风抟物激”，随遇而成，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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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单列“纪昀”一节，讨论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认为“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3。纪昀确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经评点过多部诗文著作。史书方面，纪昀曾删削评点了《史通》；文学理论方面，他评点了《文心雕龙》；诗歌批评方面，纪昀著作甚夥，有《〈瀛奎律髓〉刊误》《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纪校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校正》等书，另评点了《唐诗鼓吹》《玉溪先生诗说》《李义山诗集》《翰林集》《苏文忠公诗集》。这些评点之作是研究纪昀文学批评主张的重要资料，只不过这些著作多以评点为主要形式，内容较为零散，造成了这部分内容的文学批评价值被部分遮蔽。如果汇集纪昀零碎的批注和评点，则可窥见纪氏更为完整的文学批评主张。
　　其中，《刊误》是纪昀较为重要的一部诗文评点著作，对纪昀文学批评主张的形成影响较大。相对而言，《史通削繁》侧重史学批评，《文心雕龙》虽然和文学理论最为相关，但从数量上看，《文心雕龙》纪昀评语有“二百九十九条”4，对比其评点《瀛奎律髓》来说，条目较少。其评点的《唐诗鼓吹》选唐人九十六家、唐诗五百九十六首，评点的诗人和诗作在数量上远不及《刊误》。至于《二冯评阅才调集》，纪昀删正后只保留一百九十四首，诗作也不多。而纪昀在《刊误》上用力极深，此书体现纪昀的文学批评特点较为深刻。李光垣说：“盖师于是书自乾隆辛巳至辛卯评阅至六七次。细为批释，详加涂抹，使读者得所指归，不至疑误。其谆谆启发，岂浅鲜哉！”5从时间上看，纪昀刊误《瀛奎律髓》达十年之久，前后多达六七遍，“批释详加涂抹”，态度极为认真和严谨。从评点内容看，《瀛奎律髓》四十九卷，选收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涉及诗人三百七十六位，收录各类题材诗歌两千九百九十二首6，数量很大，其中绝大部分诗歌纪昀都做了评点。据笔者初步统计，纪昀评点《瀛奎律髓》诗歌两千八百六十四首，占全书诗作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五，足见用功之深。另一方面，纪昀主持编纂的《总目》文学批评价值也很大，《总目》集部尤其凝结了纪昀大量文学批评观念。朱自清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7集部别集、诗文评类提要中文学批评思想尤其集中而深刻。《总目》由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1，如此体大虑精的著作，纪昀能总其成，有多方面的原因。纪氏学识渊博，又实际地评点了多部文集，而刊误《瀛奎律髓》尤其是重要的评点经历。
　　而《刊误》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关系紧密，有其原因：其一，性质上讲，二者都是对诗文评著作的评点；其二，二者都耗费了纪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面、集中、深刻地体现了纪氏的文学理论，《刊误》历时十年方成，批阅多至六七遍，宋元诗文评提要同样由纪昀反复修改，前后历时近二十年；其三，二者都包含丰富而典型的文学批评观点，《瀛奎律髓》的刊误内容，体现了纪昀丰富的诗学知识，包含了纪氏诸多诗论观念，《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同样由纪昀反复修稿删定而成；其四，从评点的对象来看，《瀛奎律髓》点评对象为唐、宋律诗，《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则以批评唐、宋、元诗文及相关诗文主张为主，二者批评对象的时代背景和内容较为一致；其五，《刊误》的完成与《总目》的编写在时间上接近，前者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2，后者则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纪昀在删定《总目》宋元诗文评类提要时延续了《刊误》中的批评方法和理念。而通过《刊误》可知，纪昀看到了时代与诗人创作的相互影响，也看到了变化对于诗歌发展的意义，提倡作诗求新求变。上文还分析了《刊误》中的求公允、重根柢、严体例，寓褒贬于重本轻末、尚雅去俗、推陈出新，以及批评“武功”派诗作琐屑，这些观点在《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都有体现。如果说一两点批评的方法或者观念和思路相似，可视为巧合，那么综合如此多的相似观点，足可判定《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的文学批评观念与《刊误》密不可分，《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中的许多批评思路和方法，与纪昀之《刊误》一脉相承。
　　从《总目》宋元诗文评提要大量延续《刊误》中的批评观点，还可得出几点结论。
　　首先，四库文献体系丰富而复杂，且与其相关的文献和史料亦夥，比如《刊误》。将《刊误》与《总目》两相比较，除了可以在方法上打开研究视野和思路，经过比对内容，更可以发现二书许多观点相重合、变化不大，说明纪昀在《刊误》后，其文学批评观点和态度已经较为成熟，这一点对研究纪昀文学批评很重要。
　　其次，在《总目》的修纂过程中，虽然乾隆钦定的色彩浓烈，书中许多观点授意于乾隆，并由乾隆审定，但是他不可能对每一个提要的具体写作都作详密授意。因此，许多提要由馆臣写成，反映的是馆臣的观点。正如盖博坚指出：“《四库全书》反映了多种多样的不同关注点，所以该项目并不是一个被任何个人支配的项目。本研究的观点是，乾隆晚年赞助的文化活动是学者和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3而通过比较纪昀之《刊误》和其主持编修的《总目》，更可以说明，《总目》的许多评价，来自馆臣的观点，馆臣在书写提要时，不仅有乾隆的授意，也表达自己的观念。诸如做学问重视根柢，关注著作体例等。总之，提要相关的文献考辨，比如校勘、订误、辨伪等，乾隆断无时间和精力一一顾及。一些文学批评观点，乾隆也无暇逐个作出明示，这就为馆臣表达自己见解提供了可能。
　　再次，关于《总目》的生成，一般认为是书始于馆臣撰写分纂稿，但结合《刊误》等著作来看，纪昀的一些批评观点早在《总目》编修前已有，甚至初见规模、形成批评体系。这可视为《总目》编修前馆臣必要而重要的批评事例。这虽然不是《总目》书写的过程和环节，但却是《总目》一些批评观点的来源和基础，不可不知。
　　最后，比对《刊误》和《总目》，另外涉及一学术问题，即《总目》著作权归于何人。学界一般认为，不能将《总目》视作纪昀一人之成果，乾隆的干预和四库馆臣书写分纂稿不可忽视。然而，纪昀在《总目》成书过程中贡献最大，《总目》尤其是集部提要主要体现了纪昀的观点，这一点又毋庸置疑。关于《总目》哪些提要、哪些观点成于纪昀之手，学界也有探讨，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将纪昀著述和《总目》进行本文比对，来考察《总目》中纪昀的具体意见1，这是一个较为稳妥的研究思路。本文即运用了此方法，并通过大量例证再一次说明，纪昀在编修《总目》一事上贡献最大，集部诸多提要尤其体现了纪昀的批评主张和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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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tinuation of criticism： From Ji Yun's Revision of Ying Kui Lu Sui to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bstracts of poetry criticism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Yang Ming
　　Abstract：Ji Yun wrote the Revision of Ying KuiLv Sui，and later presided ove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Si kuQuanshu. Both of the two books contain rich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nts，and many of the criticism viewpoints are consistent，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is to seek fairness， pay attention to knowledge，and be strict in style; In the method of criticism，by means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it clearly reflec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valuation on the original and discarding the end，advocating the elegant and eliminating the vulgar， liking the new and hating the old; In terms of sect，he criticizes the trivial poems of the "Wu gong" sect and the "Jianghu" sect; in literary thought， both of them hold the view that "the article is superior to the time" and "the article is important to change". This shows that Ji Yun's literary criticism viewpoint has been extended from Ying KuiLv Sui to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Quanshu.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two book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Ji Yun's critical thoughts，tracing the source of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Quanshu and discuss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Quanshu.
　　Key words：Ji Yun；Publication error of Ying Kui Lu Sui；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Quanshu； Literature criticism
　　任编辑：胡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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