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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炀帝对关陇本位政策的破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左华明

  摘 要:隋炀帝滞留江都、从驾关中骁果思乡心切引发哗变,兵变组织者为关陇集团将领,死难者多为江淮籍近臣,反映了隋炀帝统治时期内部矛盾的加深。隋炀帝在用人政策上重用江淮籍近臣,猜忌和疏远关陇集团贵族。大业八年(612)九月己丑诏进一步加深了隋炀帝与关陇集团的矛盾。隋炀帝对关陇集团贵族的猜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与他近二十年的外镇经历等有关。隋炀帝破坏了隋朝的关陇本位政策,加剧了内部矛盾,最终引起关陇集团贵族的反击。这是江都兵变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江都兵变 南北矛盾 隋炀帝 关陇本位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3-29-37
  隋炀帝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帝王,他继承了强盛的隋朝,却成为亡国之君。国内外关于隋炀帝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撰写了数部隋炀帝的传记1,写作了大量学术论文,对隋炀帝与隋朝速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以往的研究简单地将隋炀帝定位为暴君形象,有脸谱化的倾向,而对于隋炀帝的政策与隋亡的关系缺乏系统的解读,因此仍然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隋朝的统治实质上结束3。前辈学者注意到江都兵变蕴含的矛盾4,但是对兵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兵变与隋炀帝统治政策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江都兵变反映的隋朝内部矛盾入手,讨论隋炀帝用人政策中存在的猜忌疏h关陇贵族,信任重用江淮近臣,进而分析隋炀帝与关陇集团、关陇本位政策的关系,以期对隋朝速亡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江都兵变反映的隋朝内部矛盾
  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离开东都洛阳,开始最后一次巡游江都。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入长安,立代王侑,改元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1。
  对于江都兵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兵变军队为随驾南巡江都的关中骁果;二是兵变者为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为首的关陇集团将领;三是兵变中被杀的大臣多为隋炀帝宠幸的江淮近臣。江都兵变反映了当时隋朝的内部矛盾。
  首先,兵变军队为随隋炀帝南巡江都的关中骁果2,他们多为关中人,久在江都,思乡心切,隋炀帝却无意北返,这是兵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时李密据洛口,炀帝惧,留淮左,不敢还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3。李渊袭据长安,隋炀帝更不敢返回关中。“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4。《资治通鉴》亦称:“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5《隋书》中与虞世基忿争的是酒泉赵才6。《资治通鉴》作李才,未知何据7。山东士族门下录事参军衡水李桐客也反对移都丹阳,被御史弹劾。赵才与虞世基的忿争进一步凸显了从驾关中将士与江淮近臣的矛盾。
  其次,兵变组织者为关陇集团将领。司马德戡、裴虔通等人夹在“势不还矣”的隋炀帝与“莫不思归”的关中骁果之间,处于“进退为戮”的两难处境。关中形势的发展也使从驾关中将领害怕被性格猜忌的隋炀帝牵连诛杀。“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8李孝常以华阴叛降李渊事亦见于《旧唐书》,“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9。李孝常二弟即参与兵变的李孝本、李孝质。
  再次,兵变是组织者以隋炀帝猜忌关陇贵族,宠幸江淮近臣为借口煽动从驾关中骁果进行的。司马德戡等人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闻之,递相告语,谋叛逾急”10。司马德戡等人煽动骁果使这种矛盾被激化。
  最后,江都兵变中被杀的大臣,除了宗室与侍卫大臣外,多为隋炀帝身边的江淮籍近臣。“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杀太上皇于江都宫,右御卫将军独孤盛死之。齐王,赵王杲,燕王,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行右翊卫大将军宇文协,金紫光禄大夫、内史侍郎虞世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裴蕴,通议大夫、行给事郎许善心皆遇害。……光禄大夫、宿公麦才,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同谋讨贼,夜袭化及营,反为所害”1。其中虞世基、裴蕴、许善心均为江淮人,事后企图同谋讨贼反为所害的麦才、沈光也是江淮人。此外,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梁公萧钜及其子等江淮人也被杀2。
  江都兵变蕴含的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关中将士与江淮籍受宠弄权的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针对所有江淮人。虞世基对隋炀帝隐瞒农民起义军的真实情况,抑制诸将功劳,鬻官卖狱,贿赂公行,“朝野咸共疾怨”3;裴蕴“善伺候人主微意”“引致奸黠,共为朋党”4;袁充献媚于上,“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5。在隋炀帝欲割据江东的廷议中,虞世基、袁充等人又极力赞成移都丹阳,更引起关中将士的不满。
  江都兵变的军队为关中骁果。骁果是隋炀帝在大业九年(613)招募的军队,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禁军,待遇优厚。“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八月“甲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6。由于骁果的募兵性质,历史学家对骁果是破坏了府兵制7,还是补充了府兵制8,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骁果作为一种与府兵制不同性质的军队,打破了隋朝军队原来的结构。
  江都兵变蕴含的关中将士与上层江淮近臣的矛盾是兵变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矛盾与隋炀帝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以下将从重用江淮近臣、疏远关陇集团贵族的用人政策以及亲近东都和江都、舍弃关中和长安两个方面来分析隋炀帝对关陇本位政策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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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隋炀帝的用人政策与矛盾激化
  陈寅恪先生提出,西魏、北周、隋、唐前期统治集团都奉行关陇本位的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9。既然如此,下面分析隋炀帝的用人政策是遵循还是破坏了这一规则。
  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大臣,其父杨忠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关陇集团重要成员。隋文帝在北周宣帝暴崩后取得辅政地位,进而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虽然也任用李德林、薛道衡等山东士族和裴蕴、许善心等江南士族,但仍然以关陇集团为主,高G、苏威、杨素相继为宰相。可见,隋文帝基本坚持了以关陇集团贵族为主的用人政策。
  隋炀帝的用人政策与隋文帝不同。何德章先生指出隋炀帝重用江淮人10。芮沃寿认为:隋炀帝组建了听命于自己的顾问集团,“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1。从虞世基、裴蕴、袁充等人的籍贯来看,基本上都来自江淮地区,也可以叫做南方地区,这里我们称之为江淮人。虞世基,会稽馀姚人,“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2。裴蕴,“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3。袁充,“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4。其他江淮人也得到隋炀帝重用。柳辩,“炀帝嗣位,拜秘书监”“与同塌共席,恩若友朋”5。诸葛颖,“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6。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以文翰待t”7。这些都是隋炀帝重用的江淮文人。
  另一方面,隋炀帝对关陇集团贵族却是猜忌的。大业三年(607)七月,隋炀帝在榆林接见启民可汗,“丙子,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G。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8。高G、贺若弼、宇文弼为隋文帝朝关陇集团老臣。杨素虽然为隋炀帝立下大功,却也难免被猜忌。“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素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9。苏威两次被隋炀帝免职。大业之朝,“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10。
  隋炀帝对关陇集团贵族的疏远和猜忌还体现在对李浑、李敏、李渊等人的态度上。“后帝讨辽东,有方士安伽佗,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述(宇文述)知之,因诬构浑于帝”“于是诛浑、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馀无少长皆徙岭外”11。李渊也被隋炀帝猜忌。“会有诏征高祖诣行在所,遇疾未谒。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高祖闻之益惧”12。
  隋炀帝的用人政策在大业八年(612)进一步明确。九月己丑诏对“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13。
  勋官是隋文帝采后周之制设立的,自上柱国至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14;隋炀帝即位,置九大夫、八尉,“以为散职”15。以军功获取勋官,进而获取文武职事官,本是关陇集团贵族入仕的常态。关陇集团起源于府兵制的军事组织体系,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阅西魏、北周、隋代诸人传记,少骁武、便弓马、善骑射的记载随处可见,尚武风气浓厚。“周代公卿,类多武将”1。隋文帝时期就存在“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的情况,柳奏劾杞州刺史和干子,“干子竟免”2。武将任职地方官不称职的情况虽多,但被奏免却是个别情况。大业八年(612)九月己丑诏对西魏北周以来“唯尚武功”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并做出勋官“不得回授文武职事”的规定,对以军功立身的关陇集团贵族是极为不利的。
  大业八年(612)九月己丑诏对勋官任职事官的资格做出限制的目的是要偃武修文,“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3。隋炀帝一方面规定勋官“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另一方面提倡文教,创立科举制,重用文臣。这些政策必然引起关陇集团贵族的不满。
  隋炀帝对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和解雁门之围两次大战中立有军功的将士吝啬官赏,创立戎秩相应付,又名额很少不能遍除;这与大业八年(612)九月己丑诏限制军功勋官的性质是一样的。“帝性吝官赏,初平杨玄感,应授勋者多,乃更置戎秩:建节尉为正六品,次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递降一阶。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至是,得勋者才千五百人,皆准平玄感勋,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陈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会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4。限制军功勋官的政策引起广大将士的愤怒和怨恨,也为江都兵变埋下了伏笔。
  隋炀帝朝五贵,其中宇文述、苏威为关陇集团贵族,裴矩为山东士族,虞世基、裴蕴为江南士族。从五贵的结构来看,江南士族势力已经超过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分庭抗礼。至大业末年,随着宇文述去世、苏威被免职为民、裴矩明哲保身,朝中用事者只剩下虞世基、裴蕴两位南人。权力结构的平衡局面被打破,江淮近臣的话语权加大,关陇集团的话语权缩小,南人与北人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筑宫丹阳的廷议中的赵才与虞世基的忿争,就是这种矛盾加剧的表现。江都兵变是权力结构失衡背景下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
  三、隋炀帝舍弃关陇、亲近山东和江淮
  陈寅恪提出关陇本位政策,指出宇文泰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5。北周、隋唐均田制和府兵制的重心均在关陇与河东,尤其是关中,因此,隋唐两朝均建都关中6。隋炀帝不仅在用人政策上猜忌和疏远关陇集团贵族,而且在地域上也舍弃了关陇本位,亲近山东和江淮近臣,从而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隋炀帝对山东和江淮的留恋以及对关中的舍弃,体现在他统治的十四年间多居住于洛阳和江都,而在京师长安的时间最少。据学者统计,隋炀帝在位近五千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二千零五十天,车驾滞留东都凡九次一千六百五十天,作为首都的西京长安凡五次二百三十天,江都凡三次一千一百馀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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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文帝驾崩,隋炀帝即位,十一月驾幸洛阳,下诏营建东都。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令杨素、宇文恺营建东京,戊申下诏称:“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1。
  隋炀帝在隋文帝去世后仅仅四个月即驾幸洛阳,营建东都,显然是不符合儒家礼法的,所谓“山陵始就,即事巡游”2。尽管隋炀帝以观省风俗、整顿吏治、关心民间疾苦作为两项大型工程的借口,但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隋炀帝在即位之初就急于离开关中、营建东都、修建大运河,一方面反映了隋炀帝对山东和江都的眷恋,另一方面则是对关中的舍弃。这是与北周隋唐的关陇本位政策相背离的。
  隋炀帝穷奢极欲,先后三次巡游江都。岑仲勉指出,隋炀帝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言帝‘好为吴语’,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3。
  大业元年(605)八月,“上御龙舟,幸江都”“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4。隋炀帝第一次巡游江都,规模宏大,给复扬州及旧扬州总管统内,大有衣锦还乡的意味。至大业二年(606)三月启程返回东都洛阳。第一次巡游江都,首尾耗时九个月。
  大业六年(610)三月,隋炀帝第二次巡幸江都宫,“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七年(611)“二月乙未,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5。此次巡幸江都,长达一年。
  大业十二年(615)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巡游江都。各地农民起义愈演愈烈,隋炀帝滞留江都,直至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江都兵变被杀。隋炀帝三次巡游江都,他的生命也终结于江都。
  隋炀帝对关中的舍弃还体现在关系隋朝生死存亡的几个关键时刻,隋炀帝都不顾大臣提出的返回京师长安、深根固本的建议,坚决舍弃关中,投向东都和江都。
  大业十年(614)十月,隋炀帝从辽东回到长安,十一月,“帝将如东都,太史令庾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帝不悦。质辞疾不从,帝怒,下质狱,竟死狱中”6。
  大业十一年(615)八月,突厥围隋炀帝于雁门。九月甲辰,始毕可汗解兵去,“丁未,车驾还至太原,苏威言于帝曰:‘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然之。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帝从之”7。隋炀帝没有听从苏威的建议,而是听从宇文述的意见,转向洛阳,此后也并没有经潼关返回长安,而是留在了东都。实际上是隋炀帝不愿意返回长安,宇文述顺应隋炀帝的意图而进言,“及围解,车驾次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8。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不顾群臣反对,开始最后一次巡游江都。七月,“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弊,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廴矢瓷媳砬牖刮骶,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1
  隋炀帝自称最不喜人谏,形成刚愎拒谏的行事风格2。大业十二年(616)最后一次巡游江都,他态度坚决,连续有五位官员劝他返回京师长安,都被拒绝,囚禁一人,连杀四人。忠臣义士欲扶大厦于将倾,却因隋炀帝的昏暴而殒命。此次巡游江都,虽然史称“宇文述劝幸江都”,实际上仍然是隋炀帝本人的意图,“是岁,至东都,述又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帝大悦”3。
  以上三次大臣劝谏隋炀帝镇抚长安,本是隋炀帝改弦更张、恢复统治秩序的机会,但都被他坚决拒绝了。隋炀帝如此态度坚定地抛弃关中,不愿意回到长安,坚持巡幸,特别是最后一次巡游江都,彻底葬送了隋朝4。
  四、隋炀帝背离关陇本位政策的原因和影响
  隋炀帝猜忌关陇集团贵族的用人政策以及亲近山东、江淮、舍弃关中的地域政策,归结起来就是对隋朝立国之本的关陇本位政策的背离,其原因值得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隋炀帝对江都的依恋之情,与他长达十年的扬州总管经历紧密相关。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江南叛乱平定,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至开皇二十年(600)太子杨勇被废,杨广从江都回到长安。隋炀帝出镇江都长达十年之久,期间除了每岁一朝、随驾封禅泰山以及北征突厥外,隋炀帝基本都在江都。十年的江都生活经历,使隋炀帝与江南结下亲密的关系,也使他与江淮地域结下深厚的情缘,而与隋朝立国根本的关陇集团和关陇地域日益疏远。
  如果再往前追溯,隋炀帝自幼就出镇,很少在长安居住。开皇元年(580)隋文帝禅代之初即以杨广为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从十三岁离开长安,此后二十年间辗转于并州、淮南、扬州等地。从心理学上来说,十三岁至三十三岁,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段。隋炀帝自幼年到青年有近二十年的外镇经历,对关陇和长安的感情自然是不会很深厚的。
  其次,隋炀帝对长安的疏远,与术士章仇太翼的鼓惑也有密切的关系。“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5。章仇太翼的木命之说成为隋炀帝不愿久居长安的重要原因,而且谶纬巧妙地将隋炀帝的晋王爵位与西晋旧都洛阳联系起来,为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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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隋炀帝不愿久居长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杀害父亲隋文帝和兄长太子杨勇等人后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对于隋炀帝是否杀害隋文帝,史书有不同的记载。“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于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1。《资治通鉴》正文从《隋书》,而在《考异》中列出记载文帝被害的其他史料2。张衡“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3《通鉴考异》的两条史料和张衡临死前的大言加深了隋炀帝弑父的历史形象。王鸣盛认为隋文帝被弑4。胡戟认为隋炀帝弑父的证据并不充分5。宫崎市定也对隋文帝被弑说提出质疑6。不过史书对隋炀帝杀害废太子杨勇父子记载却是明确的7。
  最后,在关系隋朝命运的关键时刻,隋炀帝不顾大臣返回长安的劝谏,坚持巡游江都,既是因为出镇江淮的经历使他将江都视为龙兴之地,也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被蜂起的起义吓坏了,想要窜身于江南以躲避中原战乱。李密说翟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8魏徵说:“炀帝魂褫气慑,望绝两京,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9隋炀帝还派人筑宫于毗陵、会稽。实际上隋炀帝与亲信在争夺太子之位时已有割据南方的打算,“王有夺宗之计,托衍心腹,谴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需据淮海,复梁、陈之旧。’”10
  或许,在隋炀帝看来,江都才是他的故乡和安身之地,关中和长安不过是儿时的早已淡忘的记忆。毕竟,隋炀帝青年时代的十年是在江都度过的,也是从江都发展并夺嫡的。隋炀帝抛弃了关中和长安,猜忌和疏远关陇集团贵族,也就等于抛弃了关陇本位政策。根本已失,虽欲割据江南而不可得。江都兵变,死于乱臣之手,也是他命运的归宿。
  宇文化及败亡后,裴虔通等江都兵变参与者投降唐朝。贞观二年(628),裴虔通、牛方裕、薛世良、唐奉义、高元礼等“以宇文化及之党,皆除名,徙于边”11。唐太宗君臣经常引隋炀帝亡国之痛为鉴戒,虞世基亦以“无一言以谏诤”而不能免其责12。
  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由于不属于关陇集团,为了消灭唐室势力的统治需要,遂实行破坏关陇本位政策之工作,长居东都洛阳,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任用山东和江南士族,破坏府兵制1。隋炀帝虽然出身于关陇集团,其所行营建东都、开创科举、重用南人、征募骁果等事却与武则天相似。对于隋炀帝以关陇集团家族之出身而行破坏关陇本位政策之举动这一反常历史现象,从隋炀帝在心智成长的关键年龄段出镇并长期居住于山东和江淮,遂在心理上对关陇集团和关中地域逐渐疏离,或可获得合理的解释。隋炀帝在用人政策上重用江淮近臣、疏远关陇集团贵族,在地域上舍弃关中和长安、长居东都和江都,破坏了关陇本位政策,引起关陇集团贵族的不满,江都兵变最终爆发。
  On Emperor Yangdi of Sui's destruction
  of the Guanlong Standard Policy
  Zuo Huaming
  Abstract:Jiangdu mutiny was caused by Emperor Yangdi's detention in Jiangdu and his homesickness. The mutiny was organized by generals of Guanlong Group and most of the victims were southerners,which reflected the deepen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the Sui Dynasty.EmperorSui Yang in employing policy in the south,suspicion and alienation of the noble Guanlonggroup.In September of the eighth year of the great cause,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Guanlong Group had further deepened the contradiction.Geographically, Emperor Yang-T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handong and Jianghuai and abandoned Guanlongareas.EmperorYangdi's suspicion of the nobility of Guanlong group and his desertion of the Guanlong region are related to his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outside the town and divination.EmperorYangdi of the Sui Dynasty destroyed the policy of establishing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Guanlong standard,aggrava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and finally caused the counterattack of the aristocrat of the Guanlonggroup.This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Jiangdu mutiny,and also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mise of Sui Dynasty.
  Key words:Jiangdu mutiny;North-south contradiction;Emperor Yangdi of the Sui Dynasty;Guanlong standard policy
  任编辑: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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