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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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玲,王铁山
摘 要： 俄罗斯文化是在俄罗斯民族土壤中诞生的，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结晶。俄罗斯文化与其所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这包括自然环境、早期社会结构及其经济基础、宗教传播和政治制度等。以上各因素互为关联、交互作用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形成。
关键词： 俄罗斯； 文化生态； 生态环境； 社会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88-04
Analysis on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Forming Mechanism： Russia as an Example
PENG Ling1 ， WANG Tie-shan2，3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Youngsters’Proble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Technology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Whoever intends deeply investigating the ethnic culture of the Russian people，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 Generall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ty of Russian culture includ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economic conditions， religious propagation， social structure etc.
Key words: Russia； cultural ecology； ecology environment； social ecology environment
一、文化生态、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概念与内涵
借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人类文化现象成为目前学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新视角。文化生态学将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引入以考察人类生态系统，它是以研究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内容的学科。可以说，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即是文化生态的内涵[1]。
自然生态条件影响和制约一个地区种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了本地区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和文化类型，就此形成了以不同文化为显著区别的不同民族。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民族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方面：自然生态主要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状貌等要素，社会生态指的是科技水平、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社会思想等要素。各要素组成了影响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体。文化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必要条件[2]。可见，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不同民族文化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因此，不同民族文化有自己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而文化生态学能够解释不同地域一些特别文化的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3]。
二、俄罗斯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构成及其作用
俄罗斯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是以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为自然生态环境，以俄罗斯先民长期在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中创建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等为社会生态环境的。这些因素互为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造就了具有共同性、宗教性、二元性、集权性及普世主义等特征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生态环境各个组成要素及其之间互动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质。
（一）俄罗斯文化滋生的地理环境
自然环境是古俄罗斯人生存发展和俄罗斯文化滋生的物质基础。东欧平原森林密布，河流纵横，自然环境长期直观地影响和决定了古俄罗斯人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形成。
东欧平原可耕种的土地资源很少。即使土地面积位于世界前列的现代俄罗斯，其农业用地也只占到俄罗斯陆地面积的13%。公社是俄罗斯先民应对恶劣自然生存环境所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俄国公社（村社）从9世纪后半期产生，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在村社中，个人参与集体事务和利益分配，重集体轻个人是维系村社的基本行为规范。互相救济和行善作为道德标准在村社成员中沿袭成风[4]。村社的组织形式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传承的生活价值观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共同性。共同性追求统一的最高目的和价值，追求文化的聚合精神，具体表现为劳动中的集体主义、全人类性，考虑过去和未来世代人民的利益，崇尚道德价值等等[4]。其显性表现为俄罗斯民族崇尚集体主义、精神至上和俄罗斯文化中的普世主义精神。
村社强调了集体和谐，限制了个人自由。农民将集体主义和对国家的崇拜合二为一，使得村社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有学者认为，村社把集体对个人的保护与束缚，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取得了田园般的和谐。
东欧平原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地理条件使古代俄罗斯人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南北商路的结合地带。由于地理上缺乏天然屏障的掩护，古俄罗斯人极易遭受来自东西方部族的侵扰。长期存在的外来入侵的危机感演化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忧患意识。为了结束内部诸侯割据，抵御外来入侵，俄罗斯人渴望强大的统帅和集权，能够带领民众打败外来敌人。由此形成了俄罗斯人对权力的崇拜和爱好集权制度的传统观念。这种文化内涵是俄罗斯国家专制主义政治治理模式形成的心理基础。地理环境因素不仅培育出俄罗斯文化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专制集权特性，同时也确立了历代统治者对外不断扩张领土的一贯性。
随着领土的扩张，俄罗斯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在同一国度内居住着文化属性不同的群体。在频繁的交往融合中，使俄罗斯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具有多样性和兼容性的文化景观，使俄罗斯民族文化带有“东西方”的双重特性。
可见，自然生态环境为早先俄罗斯的社会组成、国家治理模式、思想意识以及民族气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不但影响俄罗斯文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而且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稳定主体。正如别尔加耶夫所说，俄罗斯的心灵景观与俄罗斯大自然的景观是一致的，大自然在俄罗斯人那里更加具备强大的自发力量。
（二）宗教传播是俄罗斯文化的思想源泉
宗教不仅是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核心，而且对社会生态环境中其它因素的发展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多民族、多文化混杂导致教育的非整体性，不利于国家统一。为实现强国梦想，公元988年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接受拜占庭基督教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基督教后在11世纪分裂为两大教会，西部为天主教，东部为东正教。斯拉夫各民族中传播的是东正教。）他命人摧毁多神教偶像，令基辅市民下河受洗。“罗斯受洗”结束了罗斯多神教的历史。拜占庭基督教教义认为“君权神授”，倡导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并主张教会应支持王权。因此，东正教的引入促进了统一的古罗斯民族和古罗斯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成为后来沙皇俄国建立封建农奴制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武器。东正教信仰的普及给俄罗斯民众灌输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是俄罗斯文化中权力崇拜和集权主义特点形成的基础。“罗斯受洗”使罗斯作为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员跨入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行列，提高了基辅罗斯在国际上的威望。随着拜占庭帝国的陷落，俄罗斯宣布莫斯科替代君士坦丁堡为基督教的中心，即“第三帝国”。由此，俄罗斯人以其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完全藐视正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文化变革和发展，孤身自立于西方社会与文化范式之外。东正教将俄罗斯拉入欧洲国家行列，同时又使俄罗斯偏离欧洲发展之路，成为欧洲化国家的边缘地带。
基督教的引入对罗斯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促使罗斯国家观念的形成，使罗斯社会去除了一些陈俗陋习，其重要作用还体现在，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精神逐渐沉积于俄罗斯文化的内核中，俄罗斯文化真正显示出其宗教个性。东正教是以受难意识为基础，通过祈祷追求完美境界达到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的最终目的。其实现途径是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而接近上帝，同时获得痛苦的满足和自我肯定。从而使得宗教虔诚感有了独特的神性意向，并培养了教徒的群体意识。在这一点上，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不谋而合[5]。这种群体意识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凝聚力和集体主义精神特征形成的基础，但这种群体意识也表现出对科学、理性、个性和世俗功利主义行为的排斥，不存在竞争意识，使得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缺乏个性的显示和对个人能力培养的缺失。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俄罗斯哲学的建构以人为中心，突出表现为对历史意义、人类前途、生命存在、神与人的关系及世界的命运等问题的极大关注。基督宗教性中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造就了俄罗斯文化中的普世主义特征。别尔加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人性论，它是俄罗斯思想的最高表现。所以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表现出忠君、忍耐、对上帝虔诚等特点。这正是由于俄罗斯文化中“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占了很大的比重。
总之，东正教世界观对俄罗斯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个人的“善良、舍己、友善、温顺、忍耐、禁欲、虔诚――俄罗斯民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特点都是在东正教影响下形成的”[6]。所以，东正教不仅对俄罗斯国家政体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俄罗斯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
自然环境造就了早期俄罗斯社会结构――公社（村社，俄语称其为米尔）。公社是俄国城乡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公社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因依恋、爱慕及尊敬而在亲属邻里关系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公社执行的是集体意志，整体利益自然高于个体利益，从而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有机整体。这种集体意志缺乏理性的观念，注重的是荣誉、良心、尊严等。因而其社会行为规范追求的是精神价值。公社关系的经济基础是手工业和以家庭为单位且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的农业，其法律基础是传统习俗而非成文法规[7]。村社具有调节内部所有矛盾的职能、社会保障职能、文化教育职能、代表职能，其上述职能管理着农民的全部生活，满足他们的起码要求，在国家面前维护他们的利益。绝大多数农民将村社作为靠山，在村社中度其终生。村社还具有财政税收职能，立法和司法职能，宗教职能。从以上职能看，村社还被政府视为国家经济基础和基层行政单位，它不仅为国家征集财政税收，还是国家规范和观念的传播工具。村社与专制主义政权相结合，不仅构建了封建农奴制经济模式的基础，还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千百年来俄罗斯90%的农民被束缚在村社这块封闭、狭小的空间里终其一生。村社环境的封闭性使生活在此的农民养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也培育了他们虔诚的宗教意识，是俄罗斯传统道德的基石。“米尔是传统、规矩和公平的维护者，米尔的决定就是上帝的声音（米尔的吩咐就是上帝的吩咐）”[8]。使得俄罗斯的“道德、理想、教育及自由都带有屈从的印记”[9]。
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都有极大的自治功能。在17世纪末之前城市公社虽然经历了国家的屡次改革都未能摧毁早期形成的城市自治原则。在其职能中始终保持着官方职能（即国家职能）和非官方职能（公众职能）。但城市公社更依赖于国家、更官僚化，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到18世纪随着国家法律的成熟化，城市自治体系中的市政总署转而直接接受沙皇或枢密院的指令，城市公社官僚化程度突飞猛进。
公社社会结构的形成符合以农民和小市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国情，它是俄国人心目中最公正和最合乎宗教理想中人与人之间规范的社会组织，也更易于宗教教义的传播，受到东正教教会的大力支持。
贵族作为俄国社会结构中的上层，自其产生没有受到集体制度的约束，在各方面都较多地表现出自由化和个性化，使得这个阶层成为俄国接受西方新文化和新行为模式的先驱。贵族阶层的特性与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形成鲜明对比，造就了俄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文化的两极化，一极是社会上层的欧洲化，另一极是亚洲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及生产方式的深化。这正是俄罗斯文化欧亚特征形成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见，乡村公社、城市公社和贵族三个部分组成了俄国社会结构，封建农奴制是俄国的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结构模式和经济基础首先为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专制特色奠定了社会（思想和社会组成）和经济基础。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俄罗斯的所有行为都是国家的行为，是由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行为。其次，社会结构的上下层分化成为俄罗斯文化二元性特征的社会基础。
（四）政治制度
受自然环境和地缘位置的影响，渴望强大集权，抵御外来入侵成为各代统治者的诉求。基辅罗斯大公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就是为了在本国确立“君权神授”的制度，宣扬帝国崇拜和世俗君主至高无上的理念。拜占庭帝国的“君权神授”意味着政权是一切规则的源泉，“其行为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限制，不包含在某个已经形成的规则之内”[10]。蒙古金帐汗国对俄国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不仅给俄国留下了外来入侵的切肤之痛，也为俄国建立沙皇专制制度提供了东方军事独裁专制制度的现实借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结束蒙古统治的同时，将全国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1497年颁布法典强化农奴制，为专制制度巩固了经济基础。伊凡四世执政后自称沙皇，控制了全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彼得一世改革则致力于加强沙皇绝对专制权力。通过改革彼得一世还将军事权、司法权、神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最终确立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在以后历代统治中得到不断加强，铸就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专制色彩。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扩张，对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基辅罗斯起，以斯拉夫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为原生层的罗斯文化在政治需求的推动下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对拜占庭文化的吸纳，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此获得精神支柱，而且在于标志俄罗斯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11]。第二次是1240-1480年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不仅改变着俄罗斯的社会生活，而且为俄罗斯国家管理秩序注入了东方中央集权的专制色彩。第三次，彼得改革打开了面向西方的大门，彼得改革掀起了俄罗斯社会全方位西化的浪潮，俄罗斯文化吸收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养分，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第四次是十月革命，它阻断了俄罗斯欧洲之路的进程，使苏联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封闭的和亚洲的特色。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在俄罗斯土地上的角逐，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内核的二元性特征。俄罗斯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在其文化的表象上反映出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和层面具有双重性，这两个部分和层面在斗争和妥协中求得统一保证俄罗斯文化的完整，推动俄罗斯文化演进。同时，俄罗斯文化的二元性也决定了其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预见性。
三、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机理
俄罗斯文化不是上帝的赠予，也非先验的产物，它是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诞生的产物。俄罗斯地域自然环境是其滋生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在这个物质基础上，俄罗斯先民经过长期实践建立了以公社和贵族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封建农奴制模式的经济基础，沙皇专制统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以及以东正教为宗教信仰的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共同组成了俄罗斯文化形成和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互为关联，相互作用。为适应自然生存环境，俄罗斯先民组成了以公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结构，公社为东正教的转播和封建农奴制的确立做好了社会组织准备。东正教的引入为俄罗斯政治模式提供了思想武器，封建农奴制为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由于政治地域环境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国家治理选择，使俄罗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俄罗斯文化兼有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二元性的特征。东正教教义和公社结构相互顺应，互为支撑，使它们同时得到巩固和加强。东正教宣扬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帮助俄罗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确立了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模式，成为统治者专政的思想武器，同时东正教也被政权确立为国教，在国家支持下广为传播。这些因素不仅融入俄罗斯文化，成为俄罗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俄罗斯文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显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又反作用于这些制度，成为制约这些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所说：“文化为制度之母”[12]。因此，俄罗斯民族文化是由多样性的文化及其构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共同构建起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又在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生产、生活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13]。
俄罗斯民族文化诞生于深厚的民族土壤，发展于贸易途中的十字路口和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著名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称俄罗斯为“东西方文化过渡的国家”。但俄罗斯文化并不停留于此，它是文化生态环境造就出的不同于任何东西方文化的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是维系俄罗斯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其作用在当代俄罗斯国家复兴中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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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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