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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作者: 徐仲韬

  摘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党风建设,需要对党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作出思考,使党风建设建立在更加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之上。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党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对的局部性、显著的实践性等特点。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在内涵、范围、程度等方面具有区别。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党风建设;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067-05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加理性地认识党风建设的基本原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实践中自觉加强党风建设,本文从学理的视角,对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作以下阐述。
  一、党风的定义
  “党风”一词由“作风”演绎而来,而“作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底蕴,如过去的“乡风”、“民风”、“社风”,现在的“政风”、“党风”等。在自然界,空气的流动就是风。当人们的思想行为都朝着一个方向,有一定倾向,并且比较普遍时,就成了社会的“风”。人们将自然界的风伸发为一种风气、风尚时,“风”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表现为一定的规则或者潜规则和行为。
  秉承中国文化,联系执政党建设实际,笔者给“党风”的定义是: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组织、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
  毛泽东首创“党风”概念。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① 在此之前,恩格斯讲到“自我批评的作风”②,指的是一种具体的作风,不具有“一般”的含义。斯大林曾讲到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他说:一是革命胆略,二是求实精神,“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③ 这也没有完全对“党风”进行抽象概括。而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等三篇文章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归纳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直接抽象出了“党的作风”的概念,并使之具有标志性和整体性意义。
  由毛泽东的概括,我们能够判断,“党风”显然是一个中性词,即“党风”中有好的作风,如三大优良作风,也有不好的作风,如《整顿党的作风》中剖析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党风建设包括两大任务,一是要树立正派的作风,二是要反对不正之风。
  作风看似无形,实际上又无处不在,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好的作风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比如,周恩来总理的爱
  
  * 本文系2011年度全国党校系统调研课题“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创新研究”(中校厅字[2011]34―83)的阶段性成果。
  民情怀,焦裕禄的亲民风范,郑培民的“平民书记”形象,杨善洲一点一滴的为民举动,都如和煦的春风暖人心扉。不好的作风则是一种腐蚀剂,是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的助推因素。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比如,在马德主政的绥芬市,歪风邪气甚嚣尘上。马德曾讲,“在绥芬市,谁给我送了礼我记不清楚了,但谁没有给我送礼我很清楚。”还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窝案,卷进去的厅级干部10多人,县处级干部70余人。
  中国共产党是个有着优良传统作风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⑤ 的作风要求。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作风上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⑥。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胡锦涛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大力倡导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⑦ 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作风建设正被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但也应看到,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突出的作风问题,如三大优良作风在有的地方异化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在有的地方甚至异化为“官位联系实惠、密切联系大款、入股分红和个人收受‘红包’相结合”。至于因精神懈怠导致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等不正之风,已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重危险。
  二、党风的特点
  从党风的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党风的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一定的普遍性(群体性)。
  其一,在主体上,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个别党员的行为只能叫某个党员的作风,个别组织的行为只能叫某个组织的作风。所谓“一定数量”,指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气候。而“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是指形成一定的观念、规则或潜规则、行为等。
  比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六个问题,该决定用的数量词分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一些党组织”、“一些领导班子”、“一些基层党组织”、“有些领导干部”、“一些领导干部”等⑧,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存在不正之风,它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是值得各级党组织严重警惕而且不能姑息的现象。
  再如,在干部选任上,现在是两种风气并存,两套规则博弈,一套是阳光下的公道正派规则和风气,这正在成为主流,另一套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跑官要官、任人唯亲、迎合领导的潜规则和歪风邪气。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潜规则使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和黑洞,许多人难以摆脱。在这种歪风下,官场呈现“逆淘汰”,吏治腐败大行其道。身处这种政治生态下的官场,谁不遵守潜规则谁就会被视为另类,谁不跟风谁就会受到排挤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素质并不差,但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要么随波逐流被改变,要么滑进腐败深渊被同化,如果抗争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虽然这种歪风不是主流,但能量却不小,因此,中央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⑨,严肃换届纪律。
  其二,在时间上要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不能把一时片刻的行为称作党风。因为党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它一经形成,又反复地作用于党的政治生活。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若从建党时算起,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作出科学概括时止,前后经历了20几个年头。可见党的优良作风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对党的建设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无数老党员把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座右铭,时刻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党内不正之风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它一经形成,对党的建设也起着极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纠正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中央提出纠正不正之风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在行为表现上,要有较广的涉及面。党风在行为表现上应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可见,党风是党的建设的综合性问题,必须全面规划党风建设的任务,同时也要重点抓好每个阶段性的突出问题。
  第二,相对的局部性(地域性)。
  党风的局部性与党风的普遍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全党,有一个总的精神风貌,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一贯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构成了党风的主流。然而,我们在分析党风状况和进行党风建设时,必须层层分解,作出具体判断。只有认真剖析每一个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及其党员带倾向性的风气,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党风建设。比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也曾涌现过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这里却被搞得乌烟瘴气,局部风气非常糟糕,带坏了一批干部。我们决不能说全党所有党组织都是这样的状况,但某些地方的某些时期,党风的整体情况确是不容乐观的。
  党风的局部性的特点,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既不能从一个党员或党的干部、一个组织的作风推论全党的党风,也不能认为党中央有了正确的路线,全党就不存在党风问题,以为太平无事而掉以轻心起来。
  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些年来受处分党员约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4‰。有人以此标榜成绩,认为出问题的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无碍大局,不足以大惊小怪。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因为它以全体党员为分母,而全党8000万党员中,相当一部分无职党员没有掌握权力资源。因此,我们不能仅看这一个数字和比例,还要看出问题的党员在掌权者中占多少比例,即在处级干部、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中各占多少比例。只有具体统计分析,避免笼统抽象,才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三,显著的实践性(直观性)。
  “风”是直观的,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够直接感受得到。党风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显著的直观性、实践性。
  我们常说,党风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一个政党,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反复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才能形成好的作风。这个基本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党的世界观不能直接等于党风。世界观属于思想、认识、观念的范畴,没有实践的属性,而党风属于实践活动范畴,它主要体现在党员的态度和行为中,是党的风格面貌的主要标志,是一种外化了的世界观。还有,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能直接等于党风。历史上曾有路线错了但党风较好的时期,比如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虽然路线错了,但广大党员仍然能够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持续保持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历史上也曾有路线对了但党风却让人民群众并不十分认同的时期,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员干部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和金钱,搞不正之风,甚至腐败,因而这个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对党风最不满意的时期。在新华网“我参与我期盼――2009年全国‘两会’大型调查”等互动栏目中,超过60万网民用跟帖、留言和投票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五大期盼。其中,反腐倡廉高居各项之首,成为网民最大的期盼。
  党风的实践属性要求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维护整个党的形象。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党风建设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江泽民在此前后多次讲话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道理正是如此。
  三、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
  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
  党风正派能够抵御腐败,不正之风则会诱发腐败。比如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官本位的思想作风等就是腐败的土壤和温床,而腐败又进一步败坏党风。某些现象既是党风问题又是腐败问题。所以,人们经常将它们放在一块谈。比如,2008年1月,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题目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惩治腐败是治表,党风建设是治本。胡锦涛强调,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不仅要治表,还有个治本的问题。就是说,把浮出水面上的腐败分子,不可救药的官员给查出来,让他们别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混下去了,别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这是治表。另一件事就是治本,这个本就是预防腐败的滋生。怎么预防法?胡锦涛提出从八个方面做起,树立良好风气,一旦良好风气形成,就会强根固本。
  第二,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又有区别。
  并非所有党风问题都是腐败问题,二者在内涵、范围(人数)、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特点。
  其一,内涵不同:不正之风主要指党内不健康的风气,腐败主要指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权钱(色)交易、以权谋私等行为。目前,社会上对“腐败”一词的使用存在泛化的问题。如,“决策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等。固然,决策失误必须重视,但“腐败”是一个专属性很强的政治名词,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大多是工作能力问题,也有决策成本意识问题,如果其中没有涉及决策者的个人利益问题,那么,就不应当列入腐败现象之列。因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反对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重心。如果将“决策失误”、“不作为”等都列入“腐败”之属,则势必让反腐败工作偏离重心。
  其二,范围(人数)不同:不正之风卷进去的人相对多一些,搞腐败的人相对少一些。
  其三,程度不同:即行为的表现和后果都不一样,不正之风表现程度相对轻一些,腐败则是严重的“叛党行为”⑩,“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11}。不正之风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矫正,腐败现象则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预防,靠法治来惩处。还可以说,党风建设是高标准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是底线建设。不勤政,尚可教育,治庸问责;不廉政,则必须从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淘汰出局。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党的文件有时对它们分别进行阐述。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第六点的题目是“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说明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有密切联系,然后用两个自然段分别论述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这说明它们又是有区别的。{12} 把反腐倡廉建设从党的作风建设体系中单列出来加以强调,反映执政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还有,2007年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重点讲党风建设,要求倡导八种良好风气来从根本上提高党员素质,在有些场合,又专门讲反腐败问题。
  四、党风建设的重点
  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
  党风正不正关键看党员干部,因为领导干部的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作风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党风政风民风,历来都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据资料披露,雷锋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件小事”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营长捡起地上的螺丝钉,小心翼翼地装袋备用,这不仅培养着雷锋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启发他今后要当“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二是领导夜间查房帮他盖上被子,雷锋顿时感到组织的温暖,党的关怀。他暗下决心,今后要做营长这样的好人,把温暖传递给别人。可见,风是有能量的,党风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风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电视剧《亮剑》的男主人公李云龙,英勇果敢,意志顽强,带出了一个钢铁般的独立团。因此,人们把一支部队作风的形成,归结为这支部队主官的性格。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政党来说,同样如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所在之处,往往会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进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气场”、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
  党风、政风、民风,是三个互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概念,其中,党风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3} 党风正,则民风正,事业兴。党风邪,则民心散,事业垮。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的党风是社会风气的楷模,它对社会风气起着引导、制约的作用。因为执政党是公开的党,掌权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党风自然处于主导地位,对社会风气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当前,社会上、群众中还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妨害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人们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花大力气,建设好我们的党风。我们要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首先必须全面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6} 政府一旦欺骗民众,民众也会以不同方式欺骗政府,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一个不讲正义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讲正义和正气;一个不肯担当责任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起来承担责任;一个缺乏核心价值伦理的政府很难要求全民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温家宝在一次与网民在线交流时,用自己的深思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诠释:“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我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
  五、党风建设的实质
  党风的实质是党群关系问题。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风中无论是优良作风还是不正之风,都与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着。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例,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词中之义就揭示了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17}。不正之风则使党群关系受损,使“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8}。所以优良作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不正之风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党风建设,是关系人心向背的问题,是关系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持续合法性的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2008年在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4个县(市、区)、251个乡(镇、街道)和523个村(居委会),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69岁的居民,完成了一份全国性抽样调查。调查表明,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主要聚焦于贫富矛盾和干群关系。在调查中,课题组列出了七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社会群体,向公众询问“哪两个群体差异最大”,“哪两个群体最容易产生矛盾”。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差异的角度还是从容易产生冲突的角度,“穷人和富人之间”和“干部与群众之间”都排在前两位。这说明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目前最需要处理好的社会利益关系,也表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13}{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12、812、10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⑥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47页。
  ⑦ 胡锦涛:《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67-878页。
  ⑧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⑩ 1996年,胡绳撰文指出:“过去革命时期有叛逃的现象,现在也还出现一些叛逃的现象,但突出的是贪污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怎么整顿,都还是不断地出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参见胡绳《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求是》1996年第20期。
  {11} 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8月28日。
  {1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4} 孔子:《论语・为政》。
  {15}{16} 孔子:《论语・子路》。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360页。
  作者简介:徐仲韬,男,1956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湖北武汉,430022。
  (责任编辑刘龙伏)

论文来源:《江汉论坛》 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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