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会报刊的在华传播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欧阳跃峰 姚彦琳

　　关键词： 教会报刊；传播；社会控制；《万国公报》
　　摘要： 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外国人的报刊尤其是来华传教士的教会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传播活动发展为传播事业后，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华传播的教会报刊作为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传播教义和西学的同时，也要受到来自晚清社会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的控制或影响。《万国公报》较好地应对了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西方文化传播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特色。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708
　　报刊的创办与发行，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必然受到各种社会要素的制约或控制。传播的社会控制，是指“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过程所施加的约束和影响”［1］246。《万国公报》（包括其前身《中国教会新报》）自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之日起，到1907年12月终刊，先后历经34年，累计出版近1000期。作为传教士创办的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又不得不多方面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是，作为一份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刊物，它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所受的社会控制又具有显著的不同。简言之，晚清政府一般不可能对教会报刊直接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万国公报》所受的社会控制多表现为隐性的、非强制性的。这同样也需要报刊创办人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拟从文化传统、经济来源、政治氛围三个方面探讨《万国公报》在华传播的社会控制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传统的应对
　　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下产生发展的。从狭义上讲，基督教生来就与西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传播是宗教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广义上讲，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传播构成了文化传播的一个特殊领域。传教士跨海而来，不管是主观上出于传播宗教的初衷，还是客观上采用传播文化的策略，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文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2］4。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渐趋强盛之时，清王朝实施全面禁教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华民族更深地沉浸在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中。“每一种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和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文化类型都有其独到的长处和魅力，同时也慢慢形成了自身难以克服的惰性和缺陷”［3］21。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学，与基督教相比较，二者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却包含着许多截然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社会观念。这些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无形中制约着教会报刊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养成了民族自大心理，往往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狄、蛮、戎，把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称为“四夷宾服”。这就是大部分士大夫潜意识中长期存在着的夷夏之辨。而自汉代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之后，除道教和佛教不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外，其余学说大多被视为异端或邪教。“佛老之教，或宗清净，或主空寂，离垢去欲，无干法纪，卫道之士，犹深恶之，为其外伦常而言道德也。此外邪教，以术愚人，徇私纵欲，挟势横行，小则渎乱彝伦，大则谋为不轨”［4］11，统统成了被查禁的对象。当西方国家凭借武力强行侵入中国时，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夷夏之辨。出于民族自大心理，他们一厢情愿地将西方国家等同于落后的“化外”夷狄。西方国家以传教作为文化侵略的手段，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在城乡各地招揽教民，又使他们很容易将其与中国历史上谋反的邪教等同视之。
　　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排他性，以及清王朝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国人对西方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也不屑于去接触西方的宗教。他们道听途说的西方社会风俗、耳闻目睹传教士和教民的所作所为，都感到大异于中土风俗，简直不可理喻。再加上穿凿附会、传闻失实，西方人的言行举止几乎都成了禽兽之行。如对西方人“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论少长，必男女自愿”，感到不可理解，甚而将西方的婚姻关系歪曲为“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姊妹亦可娶为妇”。［5］78。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纲纪伦常廉耻礼义也”［6］490，西方人却根本不懂这一套，简直就是禽兽。普通的中国人往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西方宗教，甚至添加了许多谣传不实之词。在他们眼中：西方教会“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体共沐，无羞恶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7］919。这岂不就是典型的邪教。“自古邪教之兴，皆足以败常乱俗，为国家之大害”［4］6。在崇尚儒学的中国人脑海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天立极，万世之圣人也”；“出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即入于禽与兽之中”［8］。
　　文化上的偏见使中国人向来对西方人持蔑视态度，说他们的形貌是“羊眼猴面，淫心兽形”［9］399。认为中国是堂堂的礼义之邦，不应该让人鬼并处；华夏衣冠之族也不能与禽兽同群。“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化为倮虫鳀人之域，獉獉狉狉，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5］ 97
　　上述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敌视态度，使来华的传教士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促使他们多方寻求应对之策，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就已懂得身穿儒服上北京。虽然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方原本相对平等的传播关系，西方文化逐渐展示出强大的传播力，但“孔子加耶稣”的传播策略却始终是他们在华夏文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1860年6月，24岁的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偕同夫人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女儿来到了上海，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传教生涯。他在四处布道的同时，还跟随王韬等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打通语言关，并广泛结交社会名流。1864年，经冯桂芬介绍，担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聘期6个月。1867年再次受聘，重回广方言馆担任西学教习，同时兼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1868年9月5日，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中国教会新报》（Church News，自1874年9月5日第301期改名《万国公报》）。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33018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