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记忆”系列之五
作者 : 未知

  一、秋风秋雨的哀鸣啜泣   藏山坐落在太行山西麓,位于盂县城北十八公里处,东临石家庄,西接太原市,南望娘子关,北倚五台山,境内山峦叠嶂、峰岩巍峨,有许多碑刻铭文、浮雕壁画、古鼎古钟、庙宇楼阁,是国家4A级风景区。
  藏山四季的景色时时入画,春夏秋冬各具特色。著名的“藏山十景”:如龙盘凤袅的“龙凤松”、清澈泓碧的“饮马池”;再如风雨不侵的“藏孤洞”、凌崖悬空的“梳洗楼”;还有僻静幽深的“黑龙潭”、喷珠溅玉的“滴水岩”;飞岩楼石壁夕照,南嶂峰笏板笔立;七机岩、报恩祠……犹如一幅幅画卷,展现着藏山的四季美景。然而,先人留存的更多诗句,是对藏山秋色的吟诵。明代诗人乔宇数度来藏山。第一次,他在《题藏山庙》一诗中写有“仇犹遗墟秋草碧,盂山残黛晚霞红”,显然是对秋色的描写;第二次《游藏山》的诗“云屏半展雪峰翠,石鼎旋开霜叶红”,似乎仍是对深秋景色的描绘;明末清初的山西奇人傅山先生访藏山也是在秋天,当他走到藏山山口“七机岩”时,不禁吟诵:“劳人寻幽山,青鞋破秋紫。”九九重阳日,傅山再临藏山,更是触景生情吟诵出“落寞藏山客,凄凄白露天”“沈绵期一豁,秋气重三台”等咏秋名句。在其他来游藏山的古代诗人笔下,诸如“出关唯落,晓亦秋声”“藏山迟雁过,一叶已先秋”“古殿荒凉涧水东,薄云高义啸秋风”等等对秋色的吟诵更是数不胜数。
  秋天是最为感时伤怀的季节,“自古逢秋悲寂寥”,古人向有“悲秋”情结。“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风辞》);“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燕歌行》);“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天净沙·秋》)等等……秋风萧瑟,万物枯萎。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杰秋瑾就义前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更是把触景生情的秋色推向极致。而藏山的肃杀秋色,更具有另一层历史蕴含的象征意味。
  藏山原名称盂山,春秋时代的晋国,文武不和,武将屠岸贾专权,他在晋灵公面前诬陷文臣赵盾。尽管赵盾是晋灵公的亲家,结果一家三百余口还是惨遭杀戮,驸马赵朔也未能幸免。公主不久生下了赵朔的遗腹子赵武。屠岸贾为斩草除根,派大将军韩厥把守驸马府,声称谁盗走孤儿,灭门九族。赵家门客程婴冒死将孤儿藏匿于药箱带出,被韩厥发现。程婴晓以大义,韩厥毅然放行,自刎而死。屠岸贾得知孤儿逃走,下令谁人献出孤儿有赏,不然,三日内杀尽全国与孤儿同龄的婴儿。程婴为此献出自己与孤儿同岁的儿子,并向屠岸贾招认“藏匿”之罪。他找到赵盾过去的同僚公孙杵臼求他抚养孤儿。公孙对程婴的义举深为感佩,他自知年老不能胜任抚养孤儿之责,愿代程婴舍弃性命,让程婴去向屠岸贾“告发”是他“藏匿”了孤儿。屠岸贾便从公孙家搜出了“孤儿”,用剑劈死。公孙也撞阶而亡。屠岸贾认为已经达到了斩草除根的目的,于是放松了警戒。程婴为了逃避屠岸贾的再度追杀,就带了用自己亲子换下的赵氏孤儿,藏匿到了这座盂山里。为了忠臣的血脉,韩厥、公孙杵臼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程婴舍己救人藏孤苦育,正是因为这段悲壮侠义的历史故事,所以盂山改名为藏山。并立祠祭祀,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关于藏山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搜孤救孤”的典故流传甚广,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冯梦龙、蔡元放所著《东周列国志》一书,第五十七回“娶夏姬巫臣逃晋,围下宫程婴匿孤”一章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典故。
  元人纪君祥所撰剧作《赵氏孤儿》,也描述了这一历史典故,被称之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借助文人士大夫的“生花妙笔”,这个宣扬儒家忠贞仁义精神的故事不胫而走百世传颂。
  后来,该剧又以《冤报冤赵氏孤儿》的剧名介绍到法国。这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早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的古代戏剧作品,可谓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最早走出国门、弘扬世界的作品。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看到马若瑟神父的缩略译本,即激赞:“《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做和所将做的一切陈述。”王国维推崇《赵氏孤儿》:“……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公之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人格和牺牲精神,凝结为儒家精神的典范。
  古往今来,人们到名山大川游览,大多是赏山玩水,但对藏山却是个例外,更多的人到藏山是抱着一种崇敬瞻仰的心绪。藏山的秋色,红叶滴血,荑草凄迷,景色中寄寓着多情善感的人们对历史的悼祭。多次谒临藏山留下诗句的乔宇一语点明宗旨:“遥访名山晋鄙东,我来非是为观风。”
  藏山庙名曰“文子祠”,以赵武之谥号赵文子命名。祠庙始建无考,现存碑碣中有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重修碑记。文子祠有一幅傅山先生题写的对联:“赖有藏山俨畴昔寒云不动;幡仇下室到而今灵雨偏多。”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幅意味深长的对联,感悟着藏山所隐含的一个深刻主题。
  二、忠义的壮举却是源起于“红杏出墙”的丑闻
  关于藏山的这段传说,显然来源于《赵氏孤儿》剧本及《东周列国志》话本。而追本穷源是依据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司马迁称之为“下宫之难”。太史公直笔春秋的信誉,影响力遍及后世。
  然而,司马迁笔下的这个历史典故,却与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
  《东周列国志》中讲述这个惨烈的悲剧起因,含糊其辞地透出这样一个信息:“赵同、赵括与其兄赵婴齐不睦,诬以淫乱之事,逐之奔齐。”一语道破天机。尽管刻意做了掩耳盗铃,但仍难免欲盖弥彰。
  左丘明所撰《左氏春秋》,是记载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最早的典籍。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记载了始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近三百年的春秋历史。
  《左传》中,对这场“宫下之难”的起因,是这样记录:
  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一段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忠义故事,山陵之祸,竟然是源起于“红杏出墙”。这是一个家族“盛极而衰”的故事。要梳理清这场“灭门之灾”中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需要从赵氏家族的血脉传承说起。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赵氏是个古老的家族,与秦同祖,是传说中颛顼帝(黄帝之孙,号高阳氏)的后裔。传说颛顼的一个孙女叫女脩,女脩吞了一只燕子的卵,因而怀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野合的美化说法),生了个儿子叫“大业”。大业的儿子即是尧舜时代那个鼎鼎大名的伯益。伯益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并一度成为大禹的“接班人”。这个家族传到了中衍这代,中衍被商朝的帝太戊欣赏,命其为自己驾车,并把女儿嫁给他。中衍的后代中出了个“名人”,那就是造父。“造父幸於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看来,赵氏家族是“司机”出身,几代人都为皇室选中驾车,有高超的驾驭技能。“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造父后来在征伐徐偃王的反叛中立下大功,周缪王把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赏赐给造父,自此,这个家族就姓了“赵”。周幽王时赵氏传到叔带,叔带离开了周而来到晋国,叔带五世孙为赵夙。
  《左传》记载,鲁闵公元年(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为二军,自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由赵夙御公车,毕万为右乘,前往攻伐邻国,灭了耿、霍、魏三个小国,回来时,将耿赐给赵夙,魏赐给毕万,以为大夫,此即为春秋时赵氏之始立。
  赵氏家族的崛起,与春秋五霸的晋文公还有一段不解之缘。鲁僖公五年(晋献公二十二年),晋献公派人进攻公子重耳,重耳逃往国外,开始了他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这时,跟随重耳的“五贤”中有赵夙的弟弟赵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记载:“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流亡中,翟君把战争中俘获的两姐妹叔隗、季隗,小的嫁给重耳做妻子,大的嫁给赵衰做妻子,赵衰与晋公子重耳成为连襟,叔隗为赵衰生下赵盾。僖公二十四年,赵衰随回国即位的重耳回到晋国,论功行赏,赵衰作为开国功臣,成为晋文公的肱股心腹。晋文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赵衰,连襟变女婿,亲上加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搂婴。”赵姬为赵衰生下赵同(原同)、赵括(屏括)、赵婴(搂婴)三个男孩。此后,赵盾就生下了我们悲剧的主角——赵朔。据《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朔娶妻赵庄姬,为“成公姊”,后世的注家贾逵、服虔、杜预诸儒都认为庄姬是成公之女。孔颖达《左传·成公八年》疏云:“赵衰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则亦文公之女。父之从母,不可以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也。”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版)一书中,认为:“谓‘姊’是‘女’字之误,或‘成公’是‘景公’之误耳。”梳理赵氏宗谱,我们就看清所谓“赵婴通于赵庄姬”,暗示了这是一起叔叔与侄媳妇通奸的丑闻。
  《左传·鲁成公五年》记载:“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原、屏”即赵同、赵括。在鲁成公五年(晋景公十四年),赵同、赵括认为庄姬的出轨,是赵氏家族不可容忍的耻辱,于是决定把赵婴流放齐国(大概因此而出现“赵婴”与“赵婴齐”名字之差)。赵婴有些想不通:赵朔英年早逝,庄姬有胡人血统,少年守寡耐不得空房寂寞,两情相悦的生活私情,值得亲兄弟之间“吹毛求疵”,大动干戈?再说,有我在,栾氏等家族不敢轻举妄动,把我逐走,置政治大局不顾,这不是“自毁长城”吗?但赵同、赵括听不进去。
  《左传·成公八年》记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
  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
  赵婴被流放齐国后,郁郁寡欢而终。赵庄姬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向晋景公进谮言,诬赵同、赵括要谋反作乱,栾氏、郤氏趁火打劫,也出面作证。于是有了“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赵庄姬则带着赵武住进了晋景公宫里。
  赵庄姬与赵婴私通引发的这场“下宫之难”,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没有任何涉及。只是一句“赵婴死于前597年”。把一件宫廷丑闻记述得让人云山雾罩不识庐山真面目。
  前代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点。《左传纪事本末》一书中,特意将《史记》与《国语》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全文附入,并注明:“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故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左传》和《史记》两部史书,为“下宫之难”提供得是两个版本。其实细读之,司马迁的《史记》在《赵世家》《韩世家》与《晋世家》对此事件的记录中,也多处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于著述严谨的太史公而言,似乎这是不应出现的“硬伤”。可以看出,《史记》的自相矛盾是由于采用了不同来源的资料。《晋世家》的来源可能是《左传》或者晋国的历史资料,因此与《左传》大体吻合。而《赵世家》与《韩世家》则可能采信的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历史资料《世本》与韩国的相关资料。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执政者撰写。《晋世家》忠实继承了《左传》记载的史实,而《赵世家》在修订祖谱时,庄姬与赵婴通奸的“污点”,说出去无疑是给祖先脸上抹灰,是家族的耻辱,于是,赵人对祖先的“丑事”进行了掩饰与美化。司马迁在看到晋国、赵国、韩国乃至魏国史书的不同记载后,本着存疑的态度,干脆把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故事双双留给后人,这正是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用心良苦”处。
  “下宫之难”的起因在《左传》与《史记》的记载中出现了极大差异:导致这场灾祸的罪魁祸首,在《左传》中是赵朔之妻庄姬;而在《史记·赵世家》中是屠岸贾。但对于屠岸贾,其人是否存在尚有疑问。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言:“马氏绎史谓晋国无屠岸贾,然考之国语,迎文公者,有屠岸夷,贾或即夷之子孙乎?”屠岸贾其名不见于《史记》前的先秦史料。《史记·赵世家》记载,屠岸贾原为晋灵公宠臣,成公时任司寇之职。从司马迁言“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一语来看,屠岸贾并未得到君命,是假借晋成公之名而“擅权滥杀”。但记载晋事甚详的《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中从未有过他的事迹,就是《赵世家》与《韩世家》中除其“灭赵氏”一事外,也不再见有他的踪迹。晋景公十七年前后,晋国正卿为栾书,此外主政者尚有知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等人,诸卿中并不见有屠岸贾其人。屠岸贾不属于当时的任何一个强大家族,即使真的是当时的司寇,并且真的参与了陷害赵家的行动,其实力和能量也不可能达到背着晋景公而“擅权滥杀”。   太史公司马迁妙笔生花,把一个令人扑朔迷离的“红杏出墙”事件,升华拔高为一幕忠奸对立邪不压正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忠义”故事。
  三、“投桃报李”的事与愿违
  在《左传》记述的“下宫之难”事件中,有两点很让人沉吟:赵庄姬这个女人始而“红杏出墙”,继之“玩火自焚”,是这场灭门大祸的始作俑者,难道她真应了那句“头发长,见识短”的古谚?赵恬、赵同与赵婴是骨肉兄弟,而且赵婴在被逐之前还谆谆告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兄弟阋墙是给予其他家族以可趁之机。而赵同赵括兄弟仍要一意孤行,最终惹火烧身?在“伴君如伴虎”的官场中,历经几朝而不衰的赵氏家族,竟然是这样一群弱智之辈?显然,所谓“当局者迷”还有着他们自以为得计的更深一层心理逻辑。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晋文公把女儿嫁给赵衰,赵衰受宠若惊,有点“乐不思蜀”了。还是赵姬宽宏大度,让夫君把赵盾母子从翟国接回来,共享荣华富贵。赵衰大概误以为夫人是试探他,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不料,赵姬是真心实意,反而责怪地说:“执政者得新宠而忘旧爱,怎能使人信服呢?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来!”赵衰把赵盾接回晋国后,赵姬见赵盾很有才干,又再三请求赵衰将赵盾立为嫡子,而让自己生的三个儿子作为庶子而居于赵盾之下。赵姬还主动提出:自己愿把正妻(内子)的位置让给叔隗,而自己甘做偏房。
  家有贤妻,家和万事兴。当年赵氏家族的崛起,正是内部的融洽和合力,众人划桨驶大船。
  赵盾大概深感于后母赵姬的“高风亮节”,在他晚年做了“投桃报李”的回报。《左传》记载:“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赵盾把嫡子的地位让还给赵括一族,赵盾一支重新还原为庶子的地位。
  自夏禹将举贤任能的“推举制”变为血统承继的“世袭制”,历朝历代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周朝分封诸侯,把其他诸王子分授领地,称为“别子”。他们在受封的领地形成新的诸侯国,便成为新的宗族始祖。他们的君位和封爵,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称之为“宗子”。这已经成为血缘承继的规则。它事关对权位和财富的承继。赵括由此获得了作为赵氏宗主统帅全族的权力。《左传》记载:“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赵盾此举的主观意愿是使众兄弟和衷共济,维护赵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但这类嫡庶长幼序秩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系列随之而发生变化的人际关系,这恐怕是赵盾始料不及的。赵盾去世后,赵朔先任下军佐,后升为下军帅,其对于有关军政事务的处理,便明显地表现出与宗主赵括等人的不同态度。赵氏家族自赵盾让嫡以来,宗主之位已转移至赵括手中。按照宗法制的规定,身为赵氏宗主的赵括有“收族”之责,即赵氏支族均归其统率。其时,构成赵氏家族的主要有五支:以宗主赵括为首的赵氏大宗;赵朔小宗;赵同小宗;赵婴小宗;赵旃小宗。其中,除赵旃一支已立为“侧室”,与大宗之间的从属关系相对削弱外,其余三支小宗均与大宗保持着密切关系。张荫麟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纲》一书中,曾论及春秋时期卿大夫家族宗主的特征说:“他出征的时候领着同族出征,他作乱的时候领着整族作乱,他和另一个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他出走的时候,或者领着整族出走,他失败的时候,或者累得整族被灭。”从历史的记载看,赵婴表现出一种强势的能力,这在晋楚佖之战中就已显露;同时从赵婴被逐时的话语中也可听出,赵婴的政治能力对政敌栾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也就是说,只有赵婴才能压得住阵。赵括赵同兄弟依然坚持放逐之,显然是忌惮赵婴与赵庄姬的暧昧关系,会引起宗族间地位发生变化。这是真正的一块心病。放逐是蓄谋已久的排挤赵婴的即定方针,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庄姬之事只不过是“瞌睡给了个枕头”。
  同理,庄姬既然出身公室,身份自然高贵,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她对于沦落为赵氏支庶显然心怀不满。因此,郝良真、孙继民在《“赵氏孤儿”考辨》一文中认为“孟姬之谗”恐怕有着争夺赵氏嫡位的心理潜台词。
  这也许正应了《红楼梦》中一句诗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四、族大逼君,易为“君仇”
  如果把“下宫之难”的历史背景,仅仅归咎于赵庄姬的“红杏出墙”,家族的“兄弟阋墙”,那还是把历史的进程梳理得太简单化了。其间有着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层的时代背景。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总是在层层剥茧中逐步逼近历史的真相,但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赵衰于鲁文公五年去世,赵盾很快就子继父位,进入了晋国的权力中心。自此开始,赵盾掌握国政二十余年之久,历经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三世。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夏六月,晋师救郑……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整个“军委”班子里几乎都成了你赵家的人。赵氏家族势力的膨胀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晋襄公死,太子夷皋(即后来的晋灵公)年幼,晋人怕幼君压不住阵发生祸乱,想改为“兄终弟及”,立一个年长的国君。赵盾主张立襄公之弟,正在秦国为亚卿的公子雍为君。认为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并有秦国的这层关系,继位后易结“秦晋之好”。而狐射姑(贾季)主张立文公另一子,正在陈国的公子乐为君。两个权臣争执不下,并各自派人去迎接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面对这一相持不下的乱局,赵盾冷血铁腕快刀斩乱麻,“使杀诸郫”,派人到陈国去先干掉了一个潜在的争位公子。
  《左传·文公七年》记载:赵盾派人去秦国迎公子雍。晋襄公的遗孀穆赢白天抱着太子啼哭于朝:“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你们要舍嫡嗣不立而到外国去求君,你们对得起先君对你们的重托吗?夜晚又抱上太子哭到赵盾家门,并不顾国母的身份下跪磕头道:“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如果这孩子继位,我是受你之赐,如果继不了位,我就唯你是怨!赵盾大概从国母穆赢的哀告中有了什么感悟,或者是权衡了两种结局的利弊,总之是幡然改变了初衷,又决定还是让太子夷皋继位。而此时秦国送公子雍回晋的军队已在路上。于是,赵盾又出尔反尔,亲率中军半途拦截打败了秦军。   《左传》中的这两段记载,给后人透出怎样的信息?说明此时的赵盾已经是权势炙手可热,连立嗣拥君这样的大事,他都能翻云覆雨上下左右其手。在这种情况下拥立的晋灵公,当然只能是“儿皇帝”,是听任赵盾摆布的一个傀儡。
  《左传》中记载有这样一段对话:“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这段对话,记述了当朝大臣对赵衰赵盾父子的评价。作为开国元老的赵衰,“诸葛一生唯谨慎”,非常懂“伴君如伴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官场险恶。所以一贯低调做人,曾三次让贤,不愿做高官。所以人们认为他是“冬日之日”给大家带来的是温暖;而作为“权二代”的赵盾,“得志便猖狂”,就像“夏日之日”把人灼热炙烤得无法忍受。
  《史记·赵世家》还记载了赵盾生前所做一梦:“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这个梦颇具象征意味。兆示了赵盾的强势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埋下了祸患。
  还有二件事可以作为赵盾强势的佐证。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赵盾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讨厌,晋灵公便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盹儿。鉏麑退了出来,感叹地说:“这种时候还不忘记恭敬国君,真是百姓的靠山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占了一条,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秋天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于是他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出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战死了。
  《左传》上的这两条记载,《史记》上都采信了。这些都成了“晋灵公不君”的罪名,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一般来说,雇用刺客去杀人,往往是弱势群体反抗强权势力,譬如荆轲刺杀秦始皇。而身为国君的晋灵公居然试图用如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可见在晋灵公眼里,赵盾已经强势到恶奴盖主尾大不掉的程度。
  赵盾在经历了两次风险之后,出朝时咬牙切齿对晋灵公所说的话:“你舍弃人只信用狗,虽然凶恶又有什么用”,已经宣示了君臣的决裂。既然做不了“忠臣”,干脆就做强臣好了。大概在这一刻,赵盾已下了“换君”的决心。此后就发生了赵盾流亡,赵穿弑君的一幕。
  晋国的史官有这样的记录:“赵盾弑其君!”意思是赵盾的流亡只是个幌子,连国境也没出,而赵穿弑君成功,你又返回来“收拾残局”,不仅不追究赵穿的弑君之罪。还派赵穿到洛阳去接回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回来继位。这不是合谋又是什么?这个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史官就是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赞颂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董狐。董狐的这段记载成为之后史书的依据。《左传》引董狐之笔,以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应负弑君之罪。
  正是这段史实成为“下宫之难”中屠岸贾指控赵氏家族的罪名。《史记·赵世家》中记载:“(屠岸贾)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
  在整个春秋战国年间,王室(“公室”)与宗族(“公族”)的矛盾贯穿始终。“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一族发展过速反易招致君主猜疑和他族忌恨,所以常有“诛杀九族”的惨祸。当时各国都有“公族”这样集团,即历代国君的子孙(不包括继承君位的)繁衍的家族,如鲁国的“三桓”,在国家掌握大权。而晋国,由于曾经深受兄弟争夺君位的痛苦,又由于当年郦姬为了夺取献公太子和诸位公子的地位,曾经和群臣发毒誓约定:除宗子外,国君的其他公子不许在国内生活。重耳与他的兄弟都流亡他国就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于是,晋国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公族”这个集团了。晋国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
  《左传·文公七年》记载了宋乐豫这样一番话:“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意思是公室(朝廷)如树干,公族是枝叶,对树干有保护作用,只要国君有德,公族就都是国家的栋梁,不会有什么乱子。作为“物极必反”的反弹,晋国决定恢复“公族”的建制,但并不是要发展公室成员的力量,而是由各个卿(六正)的嫡子组成“公族”队伍;同时,卿的余子(嫡子的同母兄弟)组成“余子”队伍,卿的庶子(非正妻所生)组成“公行”队伍,分别由专人管理,设置公族大夫等官职,负责卿的后代教育。这个举措使得国君的势力在国内更加薄弱了。从赵盾的这项改革中,可以看出他的机心深藏。此后的赵韩魏三族分晋就是对这一隐患的验证。
  晋国在赵盾执政期间,一度出现“政在大夫”的局面。晋灵公因与赵盾争权,失败遭弑;晋成公自外归国即位,根基不稳,着意笼络卿族,实行了“宦卿之嫡以为公族”的制度,赵盾已然大权在握。赵盾去世的次年,晋成公薨逝,景公即位,赵氏势力依旧弥漫难羁。晋景公三年,邲之战,晋败失霸,赵氏兄弟难辞其咎,但并未受到追究。个中原由,除赵氏与晋公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外,赵氏势力强盛恐怕也是初登君位的晋景公投鼠忌器的一个重要原因。邲之战后,晋景公鉴于国内卿大夫势力急剧膨胀的形势,产生与楚媾和结盟的愿望。晋景公十二年,晋国把在邲之战中俘获的楚公子羠臣与连尹襄老的尸体送还,楚国也将晋俘放还晋国,这显然表明双方均有求和的意愿。然而,赵氏兄弟似乎并不领会景公的意图,张扬跋扈,一味主战。这就难免加剧景公对赵氏的反感。晋景公十三年,晋国擢拔下军将栾书为执政正卿,公室旧支的突兴显然是景公深思熟虑的结果,借此遏制作为异姓卿族代表的赵氏之意图相当明显。到景公十五年,晋国又做出迁都新田的重大政治举措,史书中没有记载晋国迁都的原因,然而据当时的局势来分析,很可能是由于旧都为赵氏等卿族势力所盘踞,景公为打破被动局面而有此迁都之举。攘外必先安内,晋景公在谋求与楚结盟的同时,已开始处心积虑地对付国内卿族,族大势盛却不懂得审时度势的赵氏无疑成为景公首要打击的目标。迁都二年后,“下宫之难”爆发。由此看来,无论是如《左传》所言,是赵庄姬的“谗言”,还是如《史记》所言,是屠岸贾的“使坏”,都只是为晋景公顺坡下驴借力打力制造出一个借口。   以上是对晋国“下宫之难”时代背景的一个大致勾勒。它从真实记载历史的《左传》起始,经由司马迁加工提炼的《史记》,到汉代刘向渗入儒家忠义观念的《说苑》,再到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笔下《赵氏孤儿》的悲剧,冯梦龙、蔡元放撰写的《东周列国志》话本……一出血雨腥风的宫廷权争,演变为泾渭分明的忠奸之剧。
  五、国仕沦落为家臣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九回“宠胥童晋国大乱,诛岸贾赵氏复兴”里讲述了“下宫之难”事件十五年后的大结局:
  悼公素闻韩厥之贤,拜为中军元帅,以代弈书之位。韩厥托言谢恩,私奏于悼公曰:“臣等皆赖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无有大于赵氏者。衰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输忠竭悃,取威定伯。不幸灵公失政,宠信奸臣屠岸贾,谋杀赵盾,出奔仅免。灵公遭兵普,被弑于桃园。景公嗣立,复宠屠岸贾。岸贾欺赵盾已死,假称赵氏弑逆,追治其罪,灭绝赵宗,臣民愤怨,至今不平。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主公今日赏功罚罪,大修晋政,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悼公曰:“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今赵氏何在?”韩厥对曰:“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程婴,杵臼假抱遣孤,甘就诛戮,以脱赵武;程婴将武藏匿于盂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为寡人召之。”韩厥奏曰:“岸贾尚在朝中,主公必须秘密其事。”悼公曰:“寡人知之类。”韩厥辞出宫门,亲自驾车,往迎赵武于盂山。程婴为御,当初从故绛城而出,今日从新绛城而入,城郭俱非,感伤不已。韩厥引赵武入内宫,朝见悼公。悼公匿于宫中,诈称有疾。明日,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屠岸贾亦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诸大夫叩首问曰:“不知功劳簿上,那一件不明?”悼公曰:“赵衰、赵盾,两世立功于国家,安忍绝其宗祀?”众人齐声应曰:“赵氏灭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虽追念其功,无人可立。”悼公即呼赵武出来,遍拜诸将。诸将曰:“此位小郎君何人?”韩厥曰:“此所谓孤儿赵武也。向所诛赵孤,乃门客程婴之子耳。”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如痴醉一般,拜伏于地上,不能措一词,悼公曰:“此事皆岸贾所为,今日不诛岸贾,何以慰赵氏冤魂于地下?”叱左右:“将岸贾绑出斩首!”即命韩厥同赵武,领兵围屠岸贾之宅,无少长皆杀之。赵武请岸贾之首,祭于赵朔之墓。国人无不称快。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也淋漓酣畅地写道:“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
  潜渊咏史诗赞曰:“岸贾当时灭赵氏,今朝赵氏灭屠家。只争十五年前后,怨怨仇仇报不差!”
  纪君祥所撰剧作《赵氏孤儿》中,借程婴之口对赵氏孤儿赵武做了这样的教诲:“谁着你使英雄忒使过,做冤仇能做毒,少不得一还一报无虚误。”在这样的教育下,赵武咬牙切齿地唱道:“恨只恨屠岸贾那匹夫,寻根拔树,险送得俺一家儿灭门绝户!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将那厮钉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得他做一埚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
  儒家文化在宣扬“和为贵”的同时,也强调“报仇之制”。《礼记·曲礼上》言:“父之仇,弗与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共。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檀弓上》曰:“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不与共天下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忠奸对立,你死我活,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还。历史在观念的演变中完成了儒家文化的忠义主题。
  在藏山参观时,地方文联的同志自豪地介绍:盂县古时是赵国领地,自古燕赵之地多出慷慨侠义之士。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战国末期,燕人面对强秦的进攻,为了刺杀秦始皇,樊于期不惜自杀将自己的头颅让壮士荆轲拿去以创造刺杀秦始皇的机会。这无疑与程婴献出自己儿子的生命、公孙杵臼慷慨赴死以救赵氏孤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荆轲刺秦临行时也正值秋天,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当时情景的写照。河北易县与山西盂县之间可谓是唇齿相依的毗邻之地,易水与藏山的秋天亦当类同。此情此景,触时伤事,也许只有悲烈的秋色秋风,才配作为对程婴、荆轲们义举壮行的祭奠吧。
  文联的同志还如数家珍地介绍说:藏山千百年历史以来,堪称是一个祭奠忠义的典型之地。对藏山的祭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高潮。一次在公元11世纪之初,金兵南下和赵宋朝廷南迁之后;另一次则是在公元16世纪至17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两个时期,藏山受到当时世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们的格外推崇与重视。说穿了,是因为这两个时期在历史上都是王朝更替的多事之秋。南逃后的赵宋王朝为了挽回衰败之势并保半壁江山,以赵武的直系后裔自称,以拉拢文武百官像程婴、公孙杵臼一样,为其岌岌可危的逃亡政权卖命。于是乎,死去六百余年的程婴被加封为“忠节成信侯”,公孙杵臼被加封为“通勇忠智侯”,京城临安就是今天杭州,出现了专祭这两位古人的“祚德庙”。金大定年间曾做过盂县县令的智楫,在为藏山所撰写的《神泉里藏山庙记》碑文中,有这样的诗句:“岁岁血祭,远近归祷。”由此可见当时藏山之祭的盛大悲壮。
  文联的同志还特意强调,藏山是历史留下来的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藏孤救孤的“忠义文化”是藏山文化之根基。
  中国古往今来,留存下多少侠义的故事万世传唱。《史记》中有《游侠列传》《剌客列传》;《汉书》中也有《游侠列传》;《唐宋传奇》中描绘了红线女、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等人的侠义之举,到了金庸、古龙笔下,侠客侠士更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谱写出一曲曲侠肝义胆的忠义之歌。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报仇雪恨拯救草民的希望寄托于“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身上。
  苏中杰在《忠义人格的负面》一文中写道:
  在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编语文读本的叫好声中,有一种叫好声特别值得注意: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韩教授的这种认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武侠小说对国民人格的形成的确有深远影响。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侠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性质。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按照文人学士们的传统观念,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可是,他们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样的悲苦和残酷。人们的生存,是要靠社会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当人们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义的时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会的有序化,而是转向对社会个体依赖,换言之,是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时候,其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忠和义!当然,人类道德中是应该有一定的忠和义的,但中国人却把忠和义,推向极端,扭曲而变异。
  被黑暗逼出来的东西——忠义,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因为忠义不是对全社会负责,而是对个人负责,大而言之是为某个团体负责。所以,这就决定了个人的品格和行为中的游民本质。为报“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忠义二字发挥到顶峰。忠义落实到组织上、规则和皇室毫无二致,上有草头王,下面等级森严,搞起处罚,或是产生内讧,总是血淋淋的。对内的感情维系是忠义,理性是等级。对外,尤其是对不利于己者,则无理性,无良知,所有的流氓无赖劲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相当残酷毒辣。
  这就是武侠精神——忠与义的本质:中国历史文化的毒瘤。在现代社会追求规则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这个毒瘤能培养国人的什么人格?
  这种模式的人际关系结构,是放大了的“奴隶制”,是变种了的人身依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事”,一旦选择就得从一而终,家臣始终应当忠心为家主做事,不得有其他任何想法。作为主子卿大夫,要求臣仆的绝对忠诚,不能容忍家臣的丝毫背叛。在儒教文化教育下的家臣,也就认定自己应该守本分,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正如叔孙氏的家臣司马鼠戾所言:“我,家臣也,不敢知国。”
  士为知己者死,国仕沦落为家臣。
  六、在观念信仰的祭坛上
  新世纪之初,陈凯歌把《赵氏孤儿》的故事拍摄成了电影。陈凯歌在阐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他不想把《赵氏孤儿》拍成一部纯粹复仇的电影,而是想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去重新解读,提倡宽容。陈凯歌让片中的主角口口声声说:“不把自己的敌人当敌人那就天下无敌”了。然而,为了设置戏剧冲突,陈凯歌又独出心裁地把赵氏孤儿和屠岸贾这一对仇家,编造为亲密无间的干父子,最后却是自相残杀的结局。影片的英文名叫《牺牲》,但影片中没有牺牲,只有仇恨。程婴将赵氏孤儿当成可利用的工具,希望达到让敌人生不如死的目的,而最能让人生不如死的方式则莫过于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杀死。这样匪夷所思的改编真让人瞠目结舌。也许导演自己就没把思路理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陈凯歌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是程婴主动献出孩子,就有点反人类。”这句话倒是歪打正着,说到了问题的节骨眼上。用自家孩子的生命换来赵家孩子的生命,救一人杀一命,哪点值得歌颂?大概现代人也品出了这个古老典故中的“人性缺失”,所以,藏山的解说员在向我们介绍时纠偏了这样一句:“其实,程婴献出的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从乡村找了一个‘遗弃儿’。”
  我曾一直为《圣经》中的一段故事震惊。《旧约》首篇《创世纪》中,讲述了亚伯拉罕“向上帝祭子”的情节:
  上帝想要考验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忠诚,就在一个夜晚降下神谕:“亚伯拉罕,你要带着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把他当作祭品,敬献给我。”
  上帝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亚伯拉罕心如刀绞。但他对上帝无比虔诚,不会有任何忤逆。他强忍心中悲痛,吩咐仆人准备好祭祀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清早就带着以撒出发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祭上帝的事儿,怕受到他们的阻拦。
  他背着火把、木柴和刀,带着儿子以撒来到上帝指示的地方。路上以撒好奇地问“父亲,你没有带羊羔来,要用什么来献祭呢?”亚伯拉罕勉强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万分怜惜地抚摸着儿子的头,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到达了山顶,亚伯拉罕点燃木柴,然后狠下心肠,咬紧牙关,把以撒捆了起来,举起手中的尖刀,闭着眼睛砍了下去,以撒吓得大哭起来。
  上帝一直密切注视着亚伯拉罕的动向,眼看惨剧就要发生,他立刻大声呼喊:“亚伯拉罕,住手!快放下手中的刀子吧,我只是在考验你!看来你对我的确是忠心耿耿。我将赐福给你。”
  存在主义的先驱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一文,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切入,论说了人类生存境遇的荒诞荒谬,论说了信仰与人性之间的悖论。克尔凯郭尔说:“人类最高的激情就是信仰。”又说:“信仰是一种何等可怖的悖论。”这悖论无可闪避!克尔凯郭尔还写道:“这个悖论居然能将谋杀变成让上帝十分开心的圣举,这个悖论居然将以撒归还给亚伯拉罕。”耶稣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大概就是为信仰所需付出的“做门徒的代价”。
  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罗贯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玄德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为了表现刘备的“深得民心”,或者说为了表达民众对刘备的爱戴,就要杀妻以贡奉之。
  曾志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披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事:1931年在厦门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曾志被领导告知,因市委急需经费,决定将曾志才两个月大的儿子“送人”:“党组织已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老年曾志写道:“这哪是送?这是卖!”而当年的曾志无条件服从了组织决定,并且不久之后便得知儿子已死。
  加缪获诺贝尔奖后,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在正义和母亲之间,我选择我的母亲。”正是由于加缪这样直言不讳的选择,使他在当年整体左倾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中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与好友萨特也“反目为仇”。   在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观念中,在我们蒙昧混沌的心灵里,是一直追求这种崇高的境界,宣扬这种无私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山西某县出了一个马牡丹,村里的房子失火,孩子们身陷火海。马牡丹冲进烈火中救人,救出了别人的孩子,却把自己的女儿留在大火中烧死了。一时间,各种媒体宣传机器一起开动,把马牡丹塑造成放弃了自己孩子“生的希望”,却无私地救了别人的孩子。山西作协的主席焦祖尧还专门写了一篇歌颂马牡丹的报告文学:《把爱长留在人间》。盂县籍作家张石山对“马牡丹的精神”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评价:“对此,我不以为然。假如一切正如媒体所说,那样的一个母亲根本不配当母亲。”“她的女儿,就不是祖国的花朵吗?自己女儿的生命,就不是宝贵的生命吗?所谓无私,就是这样的吗?女儿是母亲的私有财产吗?她有权剥夺自己女儿的生命吗?”张石山断言:“不近人情,必是大奸大恶!如果,马牡丹并不是大奸大恶,一定要把她塑造成为大奸大恶的作家写手们,你们怎么了?你们疯了,还是病了?抑或是精神不正常了?”
  马牡丹这样的事迹绝非孤例:1994年“一二·八”克拉玛依油田发生大火,有一个女人,是教师也是母亲。起火时,她一下子拉起身边的两名学生冲出大门,但她十岁的儿子却死于火场。这一事迹后来拍成纪录片广为宣扬了一阵。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口径”的宣传,我们对生命与道义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认识。
  刘纳在《谈与孩子有关的事,并谈开去》一文中说:
  信念与孩子之间的取舍,是人类自古就有的命题。
  中国,西方;古代,现代,都有“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子要获救”的牺牲者,有的被载入历史……《赵氏孤儿》的“中国精神”通过程婴等人悖于常情常理的极端行为体现。
  出自佛家的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可信。善未必有善报,而虚拟的报应也吓唬不住作恶者。如果为了善报而善,岂不成了投资行为?如果明知没有善报,还要不要善呢?
  看电视剧吧。却原来近几年谍战片热了又热,却原来20世纪前半段战旗猎猎的背后谍影幢幢。编导者设置紧张惊悚的情节,又须掺入对人物也是对观众的感情折磨,于是频现已成俗套的叙事环节——与孩子有关。信仰坚、情怀烈的俊朗男儿或娇俏女儿为高远理想出入生死险境,以诡秘身份行诡诈之事。当他们被敌人抓捕,秉持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熬过酷刑,还须面对信念与亲情之间的抉择:当刀架在自己孩子头上,不可舍弃的二者中必须舍去其一。如此凛峻的两难据说最能考验人,革命者兼为人父母者被逼到极端情境下的死角。
  一个女革命者见到孩子像待宰小鸡,崩溃了,屈服了:“只要放过我的孩子,我愿意合作。”这一刻起,革命者成为叛徒。因她的招供,同志们一个个被抓。组织布置新任务:除掉叛徒。她死在以前同志的枪口下,死得很难看,不英雄也不悲壮。
  我仿佛豁然有悟又仿佛惘然困惑。
  参观藏山而引出的话题,说到此处,有点离题万里了。我想,当年,太史公引入这个情节跌宕的“赵氏孤儿”故事,本意可能只不过是奖掖忠臣烈士,匡正社会风气。然而,令太史公始料不及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火就有灰,一利存一弊。在拔高升华的主观努力中,却是误入了观念的歧途。我们现代之人,应该不应该重新修正我们思想的观念,重新调整我们视野的焦距,回眸再看藏山景点所蕴含的哲学文化底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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