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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宇 胡君

  摘 要: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形而上学;资本逻辑;共谋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53-06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确立了理性的至上地位,却肢解了生命的完整性;它力图以形式理性凸显实质理性的意义,却在事实上放逐了实质理性,致使生命内在价值遭到贬损,从而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质言之,现代性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令人困惑的歧义性与矛盾性的思维与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正是针对现代性的一场深层次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为主体形而上学确立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将其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破除了以形而上学驱逐形而上学的循环。马克思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他们或批判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为非理性正名,如福柯;或批判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技术理性,为生命超验价值呐喊,如法兰克福学派,如此等等,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形而上学”正在以新的形态僭越人类的生活,损害人们的幸福,因此,我们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厘清他破除一切侵害生命内在价值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抽象成为统治: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同构性
  形而上学从神学到主体的转换无疑是人类生存状况的巨大变迁在思想上一次飞跃式的反映,主体赋予自身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类获得了欣喜,然而人类摆脱了神性的巫魅,却在理性的重压下,感受到“自然”与“生命”冰冷的“抽象”,其多向度的丰富性遭到了全面的窒息,这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的恐怖”。当“我思”经过笛卡尔的精密论证而获得其终极性地位之时,主体形而上学在哲学上才真正获得了确证,它既是对柏拉图理性形而上学的继承,亦是“人”之理性对于自然理性的超越,似乎只有将一切纷繁芜杂的现象世界,甚至生命自身都纳入“自我意识”的理性世界之中才能真正得到确认。如此一来,主体理性与现象世界之间便存在了一个巨大的、无法缝合的“裂缝”,因为并非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理性概念来表征,如情感、潜意识、灵性等生命中的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的东西都是无法用严密的概念来清晰地进行确证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独断性与控制性都在于此,并在鲜明的同一性、实体性与封闭性逻辑中显露无遗。
  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是指以概念作为统摄事物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最高存在,是否可以纳入概念范畴是衡量事物真实性的标准,以此形成一个绝对统一的本质,具有巨大差异性的现象都以本质作为其最高的“目的”和“皈依”,不可以纳入本质的便是不重要的或者不真实的东西。于是,充满差异性、多义性与丰富性的现象世界,充满着灵性与审美趣味的生命世界便被形而上学指称为“不真实”的存在,而所谓“真实”只是被概念同一化、抽象化了的理性世界,这本身就已暗含了对“异己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异于理性者”的强制和控制。与此同时,这个理性世界还被形而上学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它是世间万物最后根据与支撑的实体性存在,作为超验本体,它是人类生存与思维的最高目标,也是解决现实困境与思维问题的基本准则,甚至是人与世界的“最终主宰”。因此,这个万物的根本法则无须他物的支撑就可独立存在、自我满足,具有鲜明的“自因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1]这种自足的实体性逻辑同时也表明形而上学的封闭性,即以非历史性的方式“永恒在场”,从而成为一种“固化”的存在,集至真、至善、至美于一身。诚然,形而上学的终极性开启了人类超验价值的神圣空间,不断牵引着世俗性价值向神圣性价值靠近并最终达到完满,从而支撑起人们内在的价值信念。然而一旦终极价值成为封闭性存在,不容超越、不准质疑,只能服从,它就成为一种独断性与控制性的巨大力量,反而限制了人类不断超越的自由精神。于是,在理性专横的世界中,自然不再是具有神性与灵性的自然,它化为冰冷的数理逻辑与随时待取的“仓库”;人自身不再是拥有完整生命的存在体,他成为对情感、意志、审美等非理性元素、特质加以排斥的片面性存在;人类也不再是拥有多向度生存方式的共同体,成为“理性”压制“非理性”的分裂性共同体。然而人们在观念中重建人性以批判主体形而上学之时,“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这些词句的现存世界”。[2]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相互关联来进行的,意识不过是意识中的存在,任何思想都非横空出世的幽灵,一切神秘与怪诞的观念都存在其生长的现实物质土壤。因此,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封闭性与控制性特征绝不是“自在”的,而是由于某种具有相同特征的社会力量在规定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从而在思维方式与哲学文化中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社会力量存在多种可能,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支撑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却只能是资本逻辑,“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它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3]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便具有了鲜明的同构性。首先,资本逻辑成为这个只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的“终极价值”与“超验本体”,享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成为他们生活的“最高准则”,它犹如一道“普照的光”,遮蔽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价值。资本逻辑的这种至上地位来自交换价值,这个度量一切价值的“终极本体”,既是席卷一切感性于“抽象”的“黑洞”,又是创生一切感性于“抽象”的“本源”。资本逻辑磨灭了一切个性,剪除了一切差别,当一切人与物的棱角都在“抽象”中被磨平的时候,世界就这样被同一化了。“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4]资本逻辑主导着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逃避资本的掌握而自存,也没有什么不经过资本度量而成为自为的合理存在,一切都只有在资本的天平上才能证明其“合法性”。其次,资本逻辑这个“形而上学的怪影”,它在同一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操纵一切、扭曲一切、控制一切的魔力与力量。它是统治社会生活的终极力量,社会生活的一切非物质性价值、人类生命的一切丰富内涵都失去了独立的内在价值,只有将其蒸馏和还原为抽象的交换价值才能得到有效的确证,人格与尊严这些人类确证自身的重要品质都可以在市场中贴上价格标签任意出售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275)资本是个人与世界的万能中介,不断释放它足以操纵一切、颠倒黑白的魔力。“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够买到最美的女人,……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人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5]资本竟产生了形如神明的力量,不仅将一切变为其对立面,从而将低贱与高贵颠倒,让孱弱和勇猛异位,更成为一种世界殖民的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76)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真正的主宰者。再次,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同构性”还表现为让资本逻辑永恒化的“非历史性”企图,使历史终结在资本统治的封闭性时空之中。形而上学是“理性”的思想承载者,资本逻辑是“理性”的现实承载者,“千年”的理性王国只能在资本逻辑的光环照耀之下成为“永恒”。理性王国是“非历史性”的,资本逻辑当然必须是“非历史性”的,这种企图是通过各种非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的,如永恒的“自由”、“正义”与作为“自然规律”的“国民经济学”,这些笼罩着神圣光环的美好辞令都将意图指向了同一个对象,即资本逻辑的永恒性。马克思激愤地写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2](289)形而上学正是资本逻辑“非历史性”的终极表达。   二、异化与回归:超越形而上学恐怖的历史主义路径
  形而上学的专横是在以资本逻辑为支撑下的现实运作,从而造成“抽象统治”、“异化状态”之时才实现了其完成形态,当这种“抽象”被宣布为永恒、终极的状态之时,形而上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逻辑经过神圣化改装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同一性暴政的批判之声从未断绝,但大都意图以观念批判超越“唯心主义的狂暴”,从而引起“茶杯里的风暴”,正如哈贝马斯所戏言的那样:“我们也乐于无视如下事实: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6]当马克思将资本逻辑作为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基础,以批判其对生命的异化之时,便已经“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7]这种深入还在于将回归生命丰富性与确立生命价值至上性的路径建立在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规律性的认知基础之上,从而寻求到终结形而上学恐怖的“内在超越之路”。
  马克思将生命理解为具有多维度、丰富性、开放性等特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它总是处在与自然、他者、自我的动态性关系之中,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规定性,在面向未来的、永无完结的历史向度中实现着自我的超越,个体、社会与自然便在这种开放性的动态关系中得到了生长、提升与改造。因此,只有承认生命自身的多义性、矛盾性与未完成性,才能真正实现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弘扬,从而激发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精神,永远处在不断自我超越的路途之中,实现生命品质的全面提升。任何对于生命“神性”或“物性”的单维度规定,以消除生命的多样性与矛盾性,都将窒息生命的自由精神。形而上学正是意图以“理性”规定生命的“同一本质”,来统领生命的其他内涵,如情感、冲动、意志等“非本质”,并对这些“非本质”进行改造,使其整齐划一,消除丰富的矛盾性,完全符合“本质”的要求,其“改造”的过程当然是由形而上学的现实依托,即资本逻辑来完成的。“‘抽象’的交换价值本来只是标识诸种感性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确立交换的标准,如今却反客为主,致使感性事物沦为客体,自身却成为主体,人与物的关系从此颠倒,不再是人支配与使用物,反而是物奴役和控制人。”[8]人类生命受到自身“理性”的压迫,被“抽象”为一种受动的存在,完全沦为活动对象的奴隶。“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5](50)与此同时,资本逻辑以抽象成为统治,使本来丰富、全面、完整的生命内涵变得粗陋不堪,贫乏不堪,被“抽象”为“物”的存在。人类在丰富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多向度的生命内涵,即“人”的眼睛,“人”的耳朵,总之一切“人”的感官与思维都变得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5](81)人类也由此丧失了自身的灵性,失去了一个“属人的世界”,一切非物质性价值都遭到了贬损,具有审美意义的自然只是当其成为物的需要的满足对象之时才能成为有价值的存在,“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5](83)资本逻辑还以强大的“自我增值”的力量,形成了“理性”反对“非理性”的战场,造成人类社会的分裂。资本逻辑是不断自我增值、自我扩张的逻辑,其增值的秘密决不是商品交换与流通的产物,而是“死劳动”的资本吸取“活劳动”的精髓以获得自身增值的力量。资本逻辑不仅造就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也造就了拥有“劳动力”的工人,资本要实现自我增值就必须要购买劳动力,工人要生存就必须以劳动力去增值资本,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峙中,现代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阶级分裂。
  马克思真正深刻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为形而上学找到了资本逻辑作为其现实基础进行批判,更在于他将二者置于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以寻求其生成与超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更替不过是生产力的承接与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资本逻辑从根本上讲是以“物”为外在形态的社会关系,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们在一定生存方式下逐渐形成的。马克思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其特定的生命活动特征、控制性社会力量与相应的哲学文化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原初的生存方式,人类的弱小使之像牲畜一样屈服于自然的淫威,只能在共同体的庇护下生存,生命活动呈现出强烈的整体性与原始的丰富性,共同体的权威生发出以“神权”为核心的专制权力,从而形成成员对于以“神意”为外衣之“集体意识”的顶礼膜拜。因此,这个时期的哲学便是以自然理性或神的理性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形态,它以“本体”的意义标尺促使个体以其德性塑造来实现对于整体秩序的自觉皈依,尽管也使个体的生存意义得到了“质”的提升,但同时也生发出有效的思想强制性力量,即“神权”的意识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类以物的交换关系为主导的生存方式,个人获得了原子化与自主性的“自由”生活,不再依赖于共同体的禁锢与集体意识的控制,但其中的代价是被“物”的权力所奴役,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物欲之链将个体无形地牢笼其中,生命活动呈现出无奈的自主性与贫乏的片面性。因此,这个时期的哲学文化必然是以主体理性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主体理性一方面表明“人”已经脱离“神”的庇护,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表征了个体无法支配的物质性力量,使个体生命陷入了资本的强制,也就是“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将主体形而上学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对历史深处承载生命价值至上原则之崭新生活方式的构建,它并非外在于生活的彼岸悬设,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否定性的因素。“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连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10]也就是说,资本的异化形态不断创造出毁灭自身的现实因素,资本主义“行到水穷处”,共产主义“方能坐看云起时”。生命活动呈现出自由自觉的实践性特征,哲学不再是社会强制性力量的意识形态,它将终结形而上学的封闭性与独断性,以解放生命的流动性与创造性重塑生命价值至上原则,因而是富有开放性、超越性与自由精神的实践哲学形态。   三、以生命价值为原点: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尽管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未能整体性地实现,但其批判精神却始终悬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空,成为一种制约资本逻辑强制性的重要力量,从而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社会逻辑”,即以生命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构建与保障逻辑,以资本逻辑创生财富,以社会逻辑维护公平,马克思所设想之未来共同体的社会因子已经部分地在资本主义内部开始生长。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地位,终结了理论哲学关于终极知识的追寻,解放了生命的流动性与创造性,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了生命价值的至上尊严。与此同时,未完成的现代性滋生了新的强制性社会力量,还在继续否定生命的至上价值,消解生命的多向度与丰富性,“形而上学”以新的形态僭越人类的生活,损害人类的幸福,马克思思想由此开启了现代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这本身就表明,人类为维护自身生命的价值尊严,总会不遗余力地反思与批判任何奴役性社会力量,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持续不断的精神源泉与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
  首先,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真正颠覆了理论哲学之于终极知识的追寻,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地位,从而解放了生命的创造力,在新的维度重新树立了生命价值的至上尊严。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谱系中,“拒斥形而上学”成为一道蔚为壮观的思想风景,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之于“同一性”的批判,以弘扬“否定的辩证法”,还是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对于理性主义话语权利深刻的批判,以为非理性正名,抑或德里达之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猛烈地鞭挞,以书写生命的“延异”,其实质无不是对于理论哲学追寻形而上学之终极知识所造成的“同一性”压制的批判与反思。传统理论哲学以追寻无条件的终极知识作为其最高使命,以理性概念来把握“实在”就是追求这种终极知识的根本方法,人们认为一旦追寻到“终极知识”便可为现实生活的自由提供足可依赖的权威尺度与最后保障。然而,这种追求终极知识的理论哲学却暗含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话语权利,它以“自我—他者”之主客体对峙的关系蕴含着深刻的控制逻辑,试图以理性逻辑的话语之网撒向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都置于其掌控之中。形而上学的这种同一性、控制性逻辑一旦与任何社会强制性力量,如哲学王、先知、专制主义权力、资本逻辑等相结合必将发挥其具有独断性之“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从而窒息生命的自由精神与创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才一再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因此,哲学的言说方式一定要发生颠覆性的革命才可真正发挥其弘扬生命价值,导引人类幸福路径的批判性功能,而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实现了,也就是以实践哲学取代理论哲学,以生存智慧的把握取代终极知识的追寻。哲学的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追求“同一性的中心”,而是处于“批判性的边缘”,不再追求“永恒在场的终极”,而是强调“历史性的生成”。于是,富有“历史性”与“生成性”的实践活动敞开了生命丰富性、多义性的大门,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了生命价值的至上性,肯定了生命永不闭合的开放性与不断生成的未完成性,释放了生命的活力与创造力,赋予了生命内在的“自由自觉”。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还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们都或明或暗地承接了实践哲学的生成性逻辑,导致了现代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
  其次,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以实践哲学取代了理论哲学,从而重塑了生命价值的至上性,同样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以生命价值为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这股批判潮流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对于强制性力量永不妥协的抗争,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生命力之所在。自由的力量与奴役的宰制之间是一个长久博弈的过程,未完成的现代性总是不断地生长出否定生命至上价值、多向度丰富性的社会强制性力量,“形而上学的幽灵”始终在人类社会中闪烁与徘徊,它正在以新的形态僭越人类的生活,损害人类的幸福。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已超越其批判的具体内容,甚至已超越资本逻辑批判本身,而是针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奴役性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形而上学的解构”,使之成为一个“批判”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哲学便不仅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自身也在这种反思与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延续与发展。当代社会与马克思所处之时代已大不相同,即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科学技术之于人类的解放路径也早已出人所料,它不再是迅速提高生产力从而为人类争取自由时间的解放性力量,当技术理性将“效率”视为唯一的价值归属之时,人类便只能肢解自身的生命,使之从属于社会这台自律运转的“机器”,成为其中的“零件”,而自己独特的个性、灵性与趣味早已堙没不闻。“异化”、“物化”正以崭新的形态呈现出来,使人们处处感到被宰制的局促与焦虑,却不知其具体之指向,技术理性已然成为现代制度的内在支撑,成为“形而上学”的当代完成形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所谓自由时间,也已经为消费主义所占据,人们不将自己的休闲时光用来增进自己的“自由”,更多地却为物质消费所同化,从而在心灵深处失去了超越的能力。无论是卢卡奇对于无产阶级“物化”的阶级意识的总体性批判,还是哈贝马斯之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性揭示与交往理性的文化超越,抑或萨特企图以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图,都可以视为当代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哲学精神资源的继承,用以批判现代性发展变化中新的奴役性力量的努力与尝试。我们无意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全面概述,只是力图表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将继续指引着人类对于自身幸福的追寻与强制性力量的批判。
  总而言之,只要奴役还在继续,人类追寻自由与幸福的步伐就不会停歇。尽管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人类的生活土壤总是会不断地滋生新的强制性力量,继续否定、消解生命的超验价值,尽管“形而上学”总是会以新的形态僭越人类的生活,损害人类的幸福,人们还是要为维护自身生命的价值尊严,不遗余力地反思与批判任何奴役性力量。因此,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当代意义就不仅仅在于以实践哲学范式取代了理论哲学范式,释放了生命富有超越性的自由精神,在思维方式上肃清了形而上学的封闭性与强制性逻辑,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历史主义的批判方式与批判精神将对任何违背生命价值尊严的现实奴役性力量进行永不妥协的抗争,这也是马克思哲学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实质所在。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1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88.
  [4]〔美〕格雷汉姆.资产阶级的终结[M].陈冬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79.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9-110.
  [6]〔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1.
  [7]〔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C].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8]刘宇等.论马克思超越政治解放的市民社会批判[J].三峡大学学报,2011,(6):2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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