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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形而上学重建

  摘 要:“现代性”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概念,对现代性危机中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进行思考是近现代哲学共同关切的主题。作为对话形而上学的核心领域,现代性的审美批判话语开启了思辨艺术理论重建形而上学的诸多尝试。然而,这种理路却使其对形而上学的扭转陷入了困境。超越此局限,马克思哲学对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进行了双重审视,并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为形而上学的现代建构寻找到了出路。
  关键词:马克思;形而上学;审美现代性;思辨艺术理论
  作者简介:刘聪,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沈阳 110036),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沈阳 11003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哲学的浪漫精神及其当代价值”(13YJC720023);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重点项目“马克思审美现代性批判问题研究”(WZD2017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600212、2017T100184)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1.004
  就西方哲学而论,于不同的时代结点中反思、批判与重建形而上学传统向来是一个主导论题。这也意味着,哲学形态的诸多衍生均不能逃脱对形而上学之命运的思考。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着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开端都有自身的法则”,而形而上学正是这“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1彰显着现代世界最极端的本质与主张。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身处于一个言必称“现代性”的时代,在重思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与阐释形而上学的重建理路也就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唯有如此,现代性才可能从内部巩固自身。凭借卡林内斯库对现代性所做的“社会的”与“审美的”的两种区分可以看出,社会现代性作为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已经深远触及当代社会各个思想领域,而与其相伴生的审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反而经久未衰。这种审美思路持守着对现代性问题及形而上学困境的清醒追问,开辟了一条从浪漫主义到海德格尔的思辨艺术之路。马克思虽曾在早期哲学中有过审美现代性的短暂立足,但却最终实现了对思辨艺术理论1局限性的超越,从而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型寻找到了理想出路。
  一、思辨艺术理论与形而上学重建
  由现代性问题引发的虚弱感应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主要症候之一。与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的自我发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处于某个时代的尽头――相似,现代人自启蒙之初,也许就已经陷入了如此的焦虑之中。可以说,从现代性问题在精神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典型呈现来看,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遭遇虚无主义这一“不速之客”,还是现代社会因资本、技术或权力而产生剧烈骚动,这个双重化世界走向终结仿佛已近在眼前。究其原由,尼采归因于上帝之死,韦伯归因于宗教没落后工具理性对整个社会的掌控。相比这些探本溯源之说,对形而上学及其制度化形式(资本主义)之未来命运的反思,也就成为了探析“现代性”的最稠密的思想地带。但如同瓦蒂默认为的那样,西方世界虽然成为了形而上存在和理性的衰退场所,成为了西方文化和社会的黄昏墓地,但却为重构形而上学提供了机遇。从浪漫派到海德格尔,我们称之为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潮流,均在以不同的方式显示着同等的倾向,即艺术也许可以向形而上的真理主张与逻辑体系敞开边界,进而在审美的视域中治愈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与此相应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各种形式的反资产阶级政治激进主义经历了一个美学化的过程”。2毫无疑问,当人们意识到进步的理念不过是 “求新意志”的无意义循环,救赎的历史便在艺术替代宗教的呼声中重新复活了。
  若将现代历史的开端推衍至启蒙,那对现代性的审美救治应该肇始于浪漫主义,借助艺术理论重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策略就此萌生,它与一种思辨的方法论声明相结合,促进了思辨艺术理论谱系的生成,并在近现代哲学中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思辨艺术理论的诞生,不仅拉开了浪漫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两重精神危机的回应,一种是在人类现实的宗教基础方面,一种是在哲学的超验性基础方面”,3这个脱魅与异化的世界没有获得统一性,被重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思辨艺术理论的内在理路主要是通过阐释或捍卫形而上学的原则来达到艺术对形而上学的补偿或超越的,这也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审美反思本身就暗含了双重布局,即艺术的本体论功能与哲学的思辨权力之间抑此扬彼的��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俨然是对哲学话语与诗性话语之争的重新激活。然而,无论是将形而上学回归至艺术的诗化哲学之路,还是将艺术内含于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之路,这两种抗争工具理性之侵袭、呈现形而上之旨趣、挽救现代社会之殇的理论原则,均为形而上学的未来道路预设了可能。
  思辨艺术理论首选的哲学策略是确立一种从哲学走向艺术的形而上学。这条从浪漫派、谢林到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路线主张依靠形而上学的诗化走向,获得对哲学内容的重新表述。以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为领袖的浪漫派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诗――更宽泛地说则是艺术――将替代正在衰微的哲学话语”,4它是因果链的顶端,可以在神学价值观失落后提供一种新的诗学价值,继续为超验思想体系安插精神支柱。因为“哲学之路只有经过艺术才能达到科学”,5所以“诗作为形而上学的扬弃”将成为哲学的目的。1青年谢林亦遵循了相似的原则,当他以艺术形而上学对康德-费希特的主观辩证法实施转变的时候,艺术的美感直观被设立为消除一切矛盾、通达绝对同一体的唯一途径:艺术可以“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艺术“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艺术将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认识最崇高的事物”。2甚至在“德国理想主义最古老的系统纲领”中,荷尔德林、黑格尔还曾与谢林结成了短暂的同盟。
  思辨艺术理论的另一思路是以扬弃艺术完善形而上学体系的思辨之思。浪漫派缔造了“哲学在哪里终结,诗就必然在哪里开始”的理论,3然而其继承者却发生了偏离。“谢林和黑格尔虽然在年轻时认同浪漫主义通过艺术超越哲学的观念,但后期却重申了哲学的思辨权力。”4也就是说,理性的思辨功能比艺术的本体论功能更要强大。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里,艺术在形而上学旅程的诸种精神形式之间所占据的位置被重新构思了。艺术被定义为一种思辨性事业,其终结及再生使哲学成为了绝对精神的终极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通过扬弃艺术的形式,赋予形而上学的概念逻辑体系以艺术品性”,使“形而上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概念的艺术品’或‘思辨的艺术品’”。5在其构建的哲学体系中,艺术将自身注入了精神的最后发展阶段(绝对精神),完美突现了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的本质关联,从而使思辨形而上学成为传统形而上学在其发展逻辑中的“完成”。可以说,黑格尔初步规定了思辨艺术理论成为科学的计划,其体系缓解了艺术的本体论功能与哲学的思辨权力之间的失衡。“在19世纪,只有这种哲学才规定了现实……不是以一种被遵循的学说的表面形式,而是作为形而上学,作为确信意义上的存在状态的统治地位。”6   在其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这一寓艺术与思辨于一体的理论体系虽不得不面对自身理论的崩溃,但其现实旨趣却在青年马克思哲学中得到了合理的嫁接。同时,浪漫派团体的那“无限者的形而上学”7并未仅存于对诗的附魅,而是更普泛地涉及了对生命、存在与宇宙的重新神圣化。因此,当传统形而上学被预言已走到终点,在尼采与海德格尔这里,艺术又一度被寄予克服虚无主义的厚望:宗教、哲学成为过去的东西,艺术则成为开启未来形而上学的某种慰藉。于是,将艺术作为存在之思的海德格尔这样解读尼采:相比追求真理、现实性与存在的意志,以形而上学为本质行为的艺术才是“更形而上学的”,这种针对虚无主义的别具一格的“反运动”,将使生命免于一场浩劫。8
  二、马克思哲学对思辨艺术理论的超越
  从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的双重谋略中,思辨艺术理论在审美现代性的反思中展开了形而上学在现代的命运。然而,这种思路却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艺术之思为建构新的形而上学提出了诗性预设,却缺失现实的根基;另一方面,思辨之思促成了形而上学发展的最完善的形态,却陷入了逻辑的抽象。这使艺术的救赎允诺在现代社会遭遇了集体幻灭。对于从启蒙开始祛魅至虚无主义的世界来说,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正经历一个重心逐渐下移的过程,海德格尔称其为“存在者之真理的沉落”,它“由形而上学所烙印的世界的倒塌与从形而上学中产生的大地的荒漠化而实行出来”1。比如说,浪漫主义创造了新的价值取替真理,这带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重大转折,而最高价值的缺失又直接带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未来应重新复归彼岸世界的真理,还是指向此岸世界的幸福?艺术形而上学或“思辨的艺术品”均未给出良策。对此,马克思哲学以对思辨艺术理论的改造完成了对它的超越,他不仅汲取了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思想资源,而且为形而上学批判敞开了独立的场所。
  马克思对思辨艺术理论的审视有一个由艺术之思向思辨之思的转向,这分别对应了马克思哲学的早期浪漫主义阶段与唯物辩证主义阶段。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情往往被人忽略。针对这一难题,维塞尔在对马克思与浪漫派反讽进行分析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最早的青年时期是深受德国早期浪漫派影响的,并不自觉地走上了反讽诗学之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其无产阶级的‘发现’,即科学社会主义庞大体系的关键要素,是受到马克思早期(1836―1837)诗歌兴趣的极大推动。”2也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把诗歌的境象深嵌于‘科学’的术语上,以致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3如维塞尔所言,马克思的浪漫主义遭遇使其哲学拥有了艺术之思的思想史来源。但也正是在与浪漫主义的短暂交锋中,马克思意识到艺术与审美力量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的孱弱无力。反讽哲学是浪漫派艺术形而上学的理论表达形式,其建基于费希特的自我哲学之上,并未形成最终的体系,而马克思对诗化哲学理路的批判却主要在此发生。立足于实践,马克思批判了浪漫派这种被“当做某种哲学而提出的”“一般内在形式”4的反讽,揭示出在审美形式领域内享受精神的否定、扬弃所有现实、追寻主体的虚幻自由,必然会导致为那“仙宫”和“诗歌的王国”“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5经历浪漫主义情伤的马克思不得不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再次寻求根基。应该说,思辨哲学在黑格尔所处年代的影响远不及浪漫主义哲学。其抽象的哲学教义虽然相关现实,却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在马克思哲学“宣称的赤裸裸的社会决定论的条件下,它成功地发展了自身思辨理论的变体:艺术……被看作揭示经济与社会结构,即人类世界的基本现实”。6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重建更应关切现实的人类世界,“思辨的艺术品”可以成为现实的艺术品,思辨之思对形而上学的重构模式应当被移植入社会与政治的范畴。这注定了马克思哲学在现代性批判中对思辨性与艺术性的双重融合。
  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重建不能离开其自身生成的现实图景,而思辨艺术理论恰恰在此有无法逾越的局限。跨出思辨艺术理论审美话语的囿域,马克思立足于所处的时代,深入发掘了形而上�W发生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进一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理论形态与现实运作进行了多重反思,并从本体论、意识形态与资本逻辑三个方面向其展开了全面清算。首先,在借助法国唯物主义及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批判成果的同时,马克思从逻辑思维层面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实施了最早的批判,也就是他指出的“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的方式。他认为,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使形而上学遭受了重创,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使形而上学再次获得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费尔巴哈则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醉醺醺的思辨”进行了“清醒”的进攻。7因此,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处发现的利器:“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1形而上学不应仅是“绝对精神”的逻辑独白,而应转向对“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本性映射。其次,以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为起点,马克思进而将“形而上学”归入了“意识形态”之列,从而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马克思发现,以往的哲学家在批判德国哲学时都没有将其与德国现实相关联,也没有将“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相关联。2但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语言相交织的,所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人们“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当思辨终止之后,批判的路径要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4打开才有可能。最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形而上学提出了深入基底的剖析。我们知道,蒲鲁东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之上,并从中“翻译”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批评了此种“颠倒”的方式,他认为不是要把社会关系当作经济范畴的化身,而是人们按照社会关系创造了历史的、暂时的原理、观念与范畴。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不过是社会机体的精神产物。这就从物质生产的本质层面揭示了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同构性,为其批判哲学的资本论转向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是以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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