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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或者坚持

作者: 谢冕

  文艺评论就是要对文艺作品评头论足。评论当然免不了要讲好话、但更多的时候要为作品“挑刺”,讲“不中听”的话。这些“不中听”的话,往往更能发人深省,从而能够更有力地促进文艺的发展。讲好话和讲“坏话”都是文艺评论应有之义。讲好话大家受用,容易:讲“坏话”就难了,忠言逆耳。而文艺评论要评和要论的,往往重在后者。
  先说“讲好话”,就是通常说的与批评相对的表扬。尽管我因为爱讲好话曾经和孟繁华自嘲过,我们做的是“文艺表扬”。这命名其间含有自我揶揄和某些贬义,但我依然要对所谓的“文艺表扬”说几句公平话:表扬其实并不等同于庸俗,表扬是要把隐藏在作品内里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我自己早年也曾学习过写作,知道一些创作的甘苦,因而面对作者的辛勤劳动,往往心存怜惜,总要从中寻觅他的长处和优胜之处。
  此即所谓“表扬”。我的那些“文艺表扬”的“好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究其实倒不是拿了人家的什么好处,就把人家的“不是”说成了“是”――当然有些情感因素的纠缠也是难免。我不满意自己批评的过于温和的倾向,而非常心仪于那些不留情面的、充满锐气的批评。因为前面说过,说顺心的话容易,说难听的话难。一般的人,对评论家的挑剔总很拒绝,但艺术家的拒绝并不会导致那些有良知的批评家的放弃。
  文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有它的规则。艺术家可以信马由缰,规则存于他的内心,创作的思想艺术的底线由他自约自律,靠的是艺术家的良知和操守。相对而言,批评家的自由度要小得多,他不能随心所欲。他是艺术家的挚友,也是艺术家的诤友,他的职责是批评。批评就是拿尺度来衡量艺术家的作品,就是前面说的评头论足。这本身就构成了二者先天的紧张关系。尽管我们希望彼此是朋友。
  文艺批评的根本职责在于提升创作的质量,更在于提升欣赏者的质量。1980年代批评界盛行“我评论的是我自己”的说法,此言意在强调批评的主体意识,虽有其历史缘由(特别是文革的深刻背景),现在看来却未免失之偏颇。我要强调的是:评论的要义原非只为自我表现,其本质更在于艺术审美准则的强调与坚持。批评不仅提升艺术家,批评更要提升广大的受众。
  评论固然(也必须)可以展示评论者的个性,但是评论受约甚多。他不在于直接地表现自我,他只能通过作品间接地传达自己的好恶喜乐。评论不是对作品的复述和描写,评论是一种基于审美理想的认同和导引――无论是说“好话”还是说“坏话”――评论家的责任是对作品进行客观、理性和准确的臧否。评论面对的不是个别人。而是面对整个社会、整个大众。
  有人误认为大众总是俗的,他要随众而取悦于流俗,甚至扬言他的作品或演出与精英无涉。这种把雅和俗、精英和大众、经典和时尚加以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对于艺术史的无知。《红楼梦》是大俗,却也是大雅;齐白石的虾和蝌蚪是大雅,却也是大俗;音乐方面,《五哥放羊》和《茉莉花》,你说究竟是雅还是俗?
  娱乐不是艺术活动的终点,娱乐甚至也不是目的。艺术家的目的在于通过娱乐大众而后提高大众的素质,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你不能说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不是娱乐,但那里充满了高雅的情趣,贵族的精神。艺术当然不必故作清高而无视大众的诉求。但艺术家却应对流俗和时尚保持一种警觉:时尚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潮流的不一定是经典的。良好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总是不竭地追求着高贵和雅致、品位和境界,总是把目标锁定于国民精神的提升、建设和完善,
  当今时势是时尚和潮流裹胁着一切人,充斥着一切场合。当艺术成为商品,当创造成为产业,当利益驱使着文艺的创作和演出,人们有理由为当前的艺术生态担忧:黄钟绝响而瓦釜雷鸣!那些明星和主持人,还有那些大腕儿们,他们导演着芸芸众生“娱乐至死”的狂欢。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现象。文艺创作不能趋同于低级趣味,文艺评论当然不能随波逐流。创作从来都是崇高的事业,评论从来都是理想和境界的坚守。尽管它们有时表现为“俗”,有时表现为“雅”,说到底总是为着提升和充实广大民众的精神和心灵。
  彰显发微是一种坚持,指谬避俗更是一种坚持,创作和评论在如上一点从来没有分歧。无论是讲世道人心,还是讲真善美,它们都是一种对于艺术基本精神的坚持。我不埋怨没有好的文艺作品――那是一般读者的期望,尽管评论家也是读者,但我更遗憾没有好的文艺评论。学术论文水平的下滑,学术腐败的屡屡曝光,更要命的是,许多文艺评论文风枯燥纠缠,把原先简单的道理说得漫无头绪……
  我们在物质和欲望方面,已经相当富有了,而我们贫乏的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我们精神的匮缺和心灵的虚空,已经触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底线。世道沦丧,人心不古,能够挽住这个颓势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当然更不是热战或者冷战。宗教告诉我们天上有另一个世界,但凡人总觉得那是遥远和缥缈。也许唯有文学和诗歌,音乐和美术,这些能够守护心灵的完美,能挽救人心的颓败,
  只剩下这条通道了,此外别无通道。而文艺批评就站在这条窄窄的通道口。我们不愿意说我们是什么,但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望和坚持。当周围那些“有影响的人”在为那些低劣的、甚至恶劣的文艺作品“同声叫好”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甚至是孤独的。但是,除非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依然只能这样发出我们的声音。
  
  责任编辑 陈蔚文
论文来源:《创作评谭》 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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