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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心灵 还原历史本真

作者:未知

  摘 要:在秦地作家中,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可谓是后积薄发;而其秘诀为守住心灵,以写实的严谨,还原生活本真,观照人生的存在。
  关键词:陈忠实 守住心灵 严谨写作 观照人生
  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忠实,之所以能有如此文学成就,究其因就在于他有一颗守住心灵的平常心态,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喧闹的文学市场尤为重要。最终陈忠实创作了揭示历史尘浮、直逼生活真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实现了其“死后有一部可以垫枕头的书”之夙愿。由此,陈忠实穿越历史求真的梦想成为文学经典。
  陈忠实的创作起步较早,饮誉文坛较晚,真正达到创作巅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漫长的过程,评论家李建军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前期阶段、过渡阶段和后期阶段。{1}从前两个阶段看,的确耗时二十余年,如果仔细分析,其创作都是不适时的。比如1964年创作起步后,正逢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一段作家无一适从、不能成就的年代,何言真正的创作。这时的中篇小说《夭折》正是他此时心灵苦难的写照。于是陈忠实重返农村任公社书记八年,继续接受农民文化的再次熏陶。1973年,他又重操笔墨,三年后“文革”结束,生活的巨变使他又一次从零开始。从1976年至1986年间,他潜心读书,清理思想,转换观念,做着新的创作冲刺的准备。二十年光阴就这样在新旧更替、颠覆与再造中滑过,失去的和得到的都集于其间,无不发散和渗透在他后期的创作之中。
  陈忠实创作的三阶段,有一个基本形态,以写实的严谨,还原生活本真,观照人生存在,是他全部作品的特征。由于不同时代,生活事象、物象的质表各有不同,作者还原生活本真,观照人生存在也就有着明显的时代之别,所昭示的内容具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因而在本真和写实上也就具有两个层面意义的区别。陈忠实创作的前期,中国社会正处在坚冰解冻的过渡时期。那时具有强大惯性的政治意志弥漫于意识形态领域。政党文学、阶级文学所形成的理想主义一体化范式成为创作的主要热点。于是,作家们为时代而歌,集时代主流、生活本质、英雄人物塑造为一笔,真实地描写着社会积极向上、远大的理想主义时代蓝图。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陈忠实立足特定时代的生活真实,还原那个时期的生活面貌,观照当时人们的生命存在,揭示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信任》(1979年)、《南北寨》、《七爷》(1981年)、《石头记》(1980年)、《猪的喜剧》(1980年)、《尤代表轶事》(1980年)。这些作品无疑源于作者对农村生活的长期体认和观察,所以都是写实的、真实的。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写一位重新上任的大队支部书记,在新长征途中不计前嫌,团结全村人,创造安定局面向前看的故事。《南北寨》《七爷》《小河边》表现对共产党忠诚分子的歌颂与赞美;《徐家园三老汉》《苦恼》《心事重重》《尤代表轶事》展示活跃在农村中的基层干部及群众和时代前进的理想;《立身篇》《猪的喜剧》《石头记》揭示了各种生活矛盾,表现了庄稼人的乖蹇命运和丰富复杂的人生过程。
  可以看出,前期的创作,作者的视点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变化,展示着庄稼人心灵深处的苦与乐、爱与恨,尽可能将亲身经历和感同身受的诸多事象描绘出来,予以深切的关怀。对典型形象的塑造着眼于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人物形象上,从而塑造出了一批活跃在农村的先进农民形象,比如新任书记罗坤(《信任》),含冤十八年,上任后不计恩怨,集心思于全村人的致富上。老党员徐长林(《徐家图三老汉》),怀着“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教育人”的崇高理念,言传身教,化解矛盾,扶持后进,体现出农村党员的应有力量。还有忍辱负重的田学厚(《七爷》)、勤劳善良的来福老汉(《猪的喜剧》)等等。前期作品中的这些形象,无疑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精神,是作者寻觅美好、开掘农民精神美,向往积极人生人文理想的展现。这就是说,作为作家,紧追时代要求,陈忠实是敏锐而清醒的。在关于《信任》创作体会中说:“新的生活命题需要努力去开掘。新的创业者的精神美需要我们去揭示,生活中新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认识。我想还是深入到农村实际生活中去,争取有所发现,争取写得多些,深一些,好一些。”{2}熟悉农村,描写农村,并力求还原农村生活之真,尽可能观照农民生存状态,是陈忠实的强项,是他前期创作的一个基本亮点。但是,此时创作中政治文学模本的痕迹还是明显的。比如对某些现实存在的观照,生活本相的还原,仍停留在平面的描摹、廉价的粉饰、空泛理想的企盼上,而且创作视角狭窄,单一的英雄、先进人事视界、时代主流、生活本质的造构,与十七年理想主义一体化文学、与五十年代王汶石“微笑着看生活”的文学形态似有相通。这不能不说是前期文界创作的时代缺憾,也是陈忠实前期创作中的文本缺憾。因此,从这个意义说,前期的所谓“还原生活本真”“观照人生存在”的“写实”,多少带有时代印记和泡沫式的成分。
  随着时代变革的演进,政治意志日渐消解,多元观念的呈现,推动着陈忠实的后期创作从泡沫式的“本真”和“写实”向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的本真与写实深化。于是,以1985年中篇小说《篮袍先生》创作为标志,作者跳出了农村新人新事的题材,笔触由简单浮泛的歌颂伸向民族命运、人性解放的深层思考,揭示历史的本真,观照人的生存的永恒。由此引发了代表后期创作高峰的《白鹿原》。准确地讲,《白鹿原》是《蓝袍先生》人性主题思考的延伸。“这个人物的命运涉及我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也把我过去的一些生活素材激活了”,“所以《蓝袍先生》发表后,而这个思考并没有停止过。有关民族命运大话题的思考更逐渐深刻起来,促发了一个非常认真的更大的思考,就是去探求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3}陈忠实的这个跨越是巨大的,这自然取决于其创作观念的质变。即他确立的三个历史观:重史实,多体验,不唯旗号招牌;民族利益大于阶级利益的尺度;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
  可以说,这三个历史观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中是独特趋前的、大胆新颖的。于是,一个遵从“读耕传家”祖训,做好“人师”,从小抑制天性,又以丑妻相配以淡色念的人性压抑的悲剧性人物徐慎行出现在文坛。这是一个一改旧辙、令人心酸的悲剧形象,一曲悲凉的故事,标志着陈忠实创作思想中悲剧意识的升层。徐慎行人性压抑之沉重,体现着作者企望人性解放、人性自由,以及对社会戕害人性的否定态度。陈忠实这一思想深度在《白鹿原》中全面爆发,真正揭示勾画出了诸多历史本真和观照人的存在的真实轨迹,揭示出民族的许多悲怆之隐痛。比如农人的本能生存,天然的疏离政治党派,自我生息、自我存在的历史本真问题;传统文化的正教正德以及对民族群体道德伦理形成的历史制约问题;旧时族长的善恶人性两面观的客观存在问题;旧社会东家与长工的利益动态平衡关系问题,及双方的亲和相处问题;宗法礼教的仁义与残酷并存问题;有情无爱、无情无爱的畸形性风俗问题;国共两党正统与非正统的政治之争,善与恶、好与坏的殴斗问题等等,这些还原历史本真、观照真实存在的新写法,都是作者跳出阶级党派的围圈,着眼于“第三种真实”的结果。可以说,在陕西文坛,陈忠实实现着穿越历史的创作,从反映阶级政党文学的真实,进入了揭示民族、历史、人类文学的真实,真正体现着还原历史本真,观照本真存在的人文思想的昭示意义。   守住自己的心灵,走现实主义文学的路,这是陈忠实文学观的又一亮点。
  陈忠实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的文章(《陕西日报》,1980年4月23日)。这是他承续前辈柳青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确认,也是自身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他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小说结构上及故事叙述上明显深受柳青的影响,字里行间流贯着热情高亢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现实社会的冷静思考。
  陈忠实从事文学是十分忠实认真的。这里的忠实有两层意思,即创作态度上的平稳持重,处理历史生活事象上的真实忠诚。作为长期置身于农民行列中的一位作家,有着深厚农民文化、农民意识和农民理想的心理积淀。他生于西安农村,长在白鹿原下,曾较长时间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又在乡村学校做过教员。在他的周围不论同事、朋友,抑或是亲戚、街坊都在同一文化的熏陶下经历着各种不尽相同的生命体验。中国的农民有一种未定成俗的人生价值观,那就是“忠实”“实在”。做人处事戒浮华,守住心,憋住气,鼓足劲干成一件事,这种体现中国农人生命意识的人生观,毫无疑问地映现在陈忠实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守住自己心灵”,完成既定文学理想的坚定信念。在当今文学创作样态纷繁呈示的时代,如有论者所讲,作家从精神类型上也分化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在饥寒交迫中写作,视文学为生命,为了文学理想置生死于不顾,以文殉身,如路遥;另一种是视文学为解决生存的手段,当作谋取功名利益的桥梁,应利而作,为名而文,对方要什么样的文字便写什么样的作品。对此,陈忠实不敢苟同。他认为“作家应该守住自己的心灵,‘从心到心’,首先是一个优秀、正直、健康的人,再才是一个作家。服从内心的召唤和体验,不要强求自己,中篇、短篇、长篇,怎样的体裁更接近作家的内心愿望就采用哪一种体裁写作”{4},“而任何非艺术、非文学的因素只能损害文学本身,人为的操作帮不上任何忙。”“处在我们的现在,充斥文坛的非文学因素太多了,这就需要作家能够守住自己。”{5}作家“为什么会浮躁,从根本上讲大多是作家的自身原因。对文学这项劳动的理解差异太大”,“如果作家自己对创作的理解深刻,没有文学外的因素影响,他就不会受非文学的干扰而苦恼,能够静下心来搞创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爱和恨。”{6}这些表述,今天看来无不有其永恒的参照价值。
  正如柳青守住心灵,落户皇甫十四年;杜鹏程守住心灵,从严酷战争到和平年代;路遥守住
  心灵,辗转于城乡交叉之间;贾平凹守住心灵,多转移多成就的创作推进一样,陈忠实的创作同样印证了这一深刻的文学创作的至理。“作品失败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一种精神”。“创作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体验观察都是个人化的,没有真正地体验社会,提供再好的环境,他也写不出好作品。”{7}这种来自于现实创作中的生命体认,不仅是陈忠实的穿越历史的现实文学观,更是秦地文学中作家们的共识。
  注释:
  {1} 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创作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 陈忠实:《我相信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写作〈信任〉的一点体会》,转引自白烨:《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3}{4}{5}{6}{7} 张英:《文学的力量・陈忠实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第197页,第198页,第199页,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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