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幻想的后现代书写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伟林

　　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界，以右派小说家为主体的“伤痕―反思―改革”型作家为第一代，以知青小说家为主体的“伤痕―反思―寻根”型作家为第二代，以先锋小说家为主体的“新潮―先锋―新历史―新写实”小说家为第三代，在这三代小说家中，广西小说家几无建树。直到以晚生代为主体的“先锋一写实一性别一个人化”小说家出现，广西小说家终于在这个写作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林白成为晚生代小说家群体中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东西、鬼子、李冯“广西三剑客”成为晚生代男性小说家的标志性人物。
　　长期以来，或许是因为现代性的强力牵引，也或许是因为边缘身份的长期压抑，评论家或作家本人都有意无意地淡化广西三剑客写作的地域特质。确实，像李冯这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又长期在大都市求学的小说家的乡土色彩是不明显的。广西三剑客中，东西可能是唯一承认自己写作的地域色彩的。在一篇题为《走出南方》的创作谈中，东西谈到了南方文学的一些特质，诸如“故事都在这种易于使物质变质的气候中发酵”，“幻想和错觉像杂草蓬勃生长。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高烧40度的人吐出来的胡言乱语。”他把南方称之为“我的南方”，“它火热、潮湿，易于腐烂，到处都是风湿病和矮个子，鬼魅之气不时浮出民间。”“水气淋漓，雾霭缭绕，需要福克纳情感饱满的繁琐的文字覆盖的南方。”
　　这段话对理解东西的小说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东西的小说确实充满了幻想和错觉杂揉的感觉意象，与当代一些长于写感觉意象的小说家相比，东西小说的感觉意象更丰富更内敛更有深度也更有持久的冲击力。
　　关于东西小说的感觉意象李敬泽有过一个很精彩的发言。他说从东西小说的标题就可以发现作者注意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比如《耳光响亮》、《目光愈拉愈长》、《口哨远去》。《戏看》、《把嘴角挂在耳边》等等，至于小说中关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描写就更多，像《没有语言的生活》写瞎子、聋子和哑巴，《睡觉》写睡觉，《我们的感情》写感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东西是南方偏远山区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与北方作家更习惯从理性角度去感知世界、更容易凭文化惯性把握世界相比，东西更多地保留了其感觉的自然能力，更长于凭感官感知世界。换言之，北方作家往往与自然、与世界隔着一道深厚的文化的屏障，东西这样的南方作家离自然更近；北方作家笔下的人往往被文化所包裹，东西这样的南方作家笔下的人则更多保留了与自然的沟通，保留了更多的自然属性。
　　东西有一个短篇小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写的是一个从唐山地震废墟逃出来的少年春雷的回忆。当时的春雷被地震从四楼抛出窗外，那些落下的玻璃纷纷扎到他的身上，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长满玻璃的刺猬。正是这样一个浑身插满各种形状玻璃的少年，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痛，原因是他心中装满了对一个名叫青葵的美丽女人的关心。正是这种关心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全身都是伤口又淋了一场雨的春雷竟然活了下来。当春雷以超人的意志走到飞机场并得知青葵已经在地震中死去的时候，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记得当时胸口一阵痛，泪水叭叭地涌出眼眶。我哭了，在我的哭声中，痛觉一点点地回来，身体像着了火，痛不欲生。我真的看见身体着了火，那是太阳的光线，它们照射到插在我身体上的玻璃碴儿上。我看上去是那么的透明，那么的闪闪发光。
　　少年春雷对一个成年女人的爱的感觉使他忘却了灾难给他造成的巨大痛感，爱的感觉完全击溃了痛的感觉，进而，爱情征服了死亡，少年春雷得以幸存的力量从根本上来自他内心深处的爱。
　　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几乎可以当作新时期小说的经典。一个由聋子、哑巴、瞎子组成的家庭，主人公各有一个感觉器官丧失了功能。可以想象，能够写出他们的交流，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的作者一定对感觉世界有着强大的表现力。当然，东西的小说更值得尊敬的是他不仅创造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感觉世界，更表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生命态度。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我们发现，主人公的身体是残疾的，但对生活对生命的爱使他们超越了自我身体的残疾，实现了生命与生活的自给自足。只是，真正的悲剧在于社会的残疾。残疾没有征服王家宽一家，但正常人扭曲的心灵却使王家宽一家的心灵遭受了灭顶之灾。
　　从这里，我们发现，东西小说其实是从人的感觉出发深入人的心灵。不过，空泛地谈人的心灵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是制造语言符号的能手，他的小说充满了隐喻的内容。他对感觉的敏锐表达使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符号功能，而感觉与心灵的内在关联使东西的小说形成了他特有的隐喻结构。东西小说具有让人索解其背后内涵的磁力以及其特有的使意义增值的空框结构。从东西小说与其改编成的电视剧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东西对社会人生的理解相比，东西的小说其实是做了大量减法和变形的，他更喜欢用反讽的态度去营建他的小说。这一切构成了东西小说不可替代的魅力，他通过呈现一个极具隐喻色彩的感觉世界，意欲书写现代人的心灵神话。
　　以一代领袖逝世为开头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一个政治叙事，事实上这不过是作者东西的叙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牛正国的失踪引起的悲痛远不如领袖去世引起的悲痛。经过20世纪政治文化的训练，中国人的国家感情、社会感情似乎远比家庭感情发达。这一细节设计使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化情感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情感的重要一极――家庭伦理情感无所皈依。它同时也透露了《耳光响亮》的意图――对中国人近三十年情感变迁的关注。东西并不是讲述一个集体丧父的故事，他关注的是父亲丧失之后必然发生的个体家庭悲剧，这个悲剧长期以来被中国作家漠然视之。中国作家习惯了“以小见大”――以个人写社会，于是家庭也在“小”的名义下被漠视。东西却在只对“大”的“社会”感兴趣的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传统中挣脱出来。牛红梅一次被强暴、两次被抛弃、三次流产，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年轻女人所有的厄运。作品正是以这种极端的情感创伤情节完成了情感的修复。作品不像过去通常所见的现实主义文学那样对社会提问，而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向人的情感提问。
　　东西对“小”的关注不仅是将视野从“社会”缩微到“家庭”，更是将视野从抽象的“人”缩微到具体的“身体”。他的小说总是专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因为，感觉来自感觉器官，而感觉器官正是身体器官。正如《秘密地带》这部小说所显示的，东西小说的情节推进和人物感觉遵循的不是现实逻辑，而是梦幻逻辑。人物经常处于梦幻状态，其感觉接近幻觉，其身处其间的环境更接近幻境，其眼中所见更接近幻象。换言之，东西小说中的人物，眼中所见并非现实之景，而是幻觉之像，简言之：幻象。这种幻觉化的感觉往往是夸大的，也就是说，东西小说中身体器官的感觉往往是被夸大了的。为什么东西小

说要夸大这种身体感觉?为什么东西小说不以社会现实逻辑为逻辑，更倾向遵循梦幻逻辑?我以为，唯一的理由，东西是在强调身体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以理性为最高原则，理性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现实存在，即身份。东西转移了他的关注对象，他将人们从对人的身份关注超拔出来，去掉人的身份遮蔽，呈现人的身体存在。人的身体被理性压抑太久，东西不惜加入梦幻逻辑，夸大人的身体感觉，以加强读者对人的身体存在的意识。
　　小说《不要问我》可以说正是东西小说身体写作的标本。我不妨对此作一番专题性的阐释。
　　无独有偶，广西三剑客中的鬼子那部《瓦城上空的麦田》和东西的《不要问我》在构思上有一个近似的细节。即两部小说都使用了一个道具。鬼子的道具是身份证，东西的道具是皮箱，但这个皮箱中的关键物件也包括了身份证。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有一个近似特点，即其身份都不能被现代社会的管理规则认同。因为他们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作者注：虽然东西的《不要问我》与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有近似的细节，但不证明东西这个小说受了鬼子这个小说的影响。因为《不要问我》首发于《收获》2000年第5期，《瓦城上空的麦田》首发于《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不过，如果因此认为两部小说关注的是同样的现代社会人的身份问题，并进而认为两部作品属于同一形态的小说，那么，这种阅读无疑是粗疏的。事实上，两部小说本质上大相径庭，其本质区别远远大于其细节相似。这种区别直接显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分野。简单地说，作为一部现代主义小说，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的主人公李四对自我有一种确信。尽管社会不承认他的身份，甚至，作为社会人的他的儿女也不承认这个父亲，但李四对自己的身份却是确信不疑的，他所做的一切是以自我的信抵抗社会的疑，以心灵性抵抗社会性。然而，李四的这种确信到东西笔下的卫国那里不存在了，同样是一部以身份证为关键道具的小说，东西的《不要问我》表现的却是自我的失落，身份和身体的分离。
　　小说讲述的是西安某大学副教授卫国的故事。
　　如果用现实主义的理性原则理解卫国这个人物，会感觉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会因此对小说的现实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卫国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的基本规则是趋利避害，一切围绕着现实身份考虑问题，人被理性所控制。可是，卫国头脑中似乎没有身份意识，进而也就没有利害意识。这个小说实际上写的是幻境中各种幻象导致的卫国的幻觉和幻想。唯有将卫国理解为幻境幻觉中的人物，我们才能确认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因为，只有梦幻中的人，才可能像卫国那样，执著于一种感觉一往无前直到绝境。
　　小说里有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细节：即顾南丹父亲的射击爱好以及将这一爱好加之于女儿婚姻的游戏规则。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能出自卫国的臆想、幻觉。那么，卫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臆想和幻觉?显然，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的是父权传统对人的压迫以及人对父权的恐惧。一方面，卫国试图在顾南丹那儿实现他的身体欲望，另一方面，卫国又面临着来自父权的巨大的压力和恐惧。并且，这两者又是一种二而一的关系，身体欲望直接伴随了父权恐惧。
　　小说的构思有三个很突出的地方：一是道具的线索功能和形而上意义，二是小说中三个女人的不同身份和卫国本人在三个女人心目中的不同形象，三是卫国身份与身体的矛盾、冲突和分离。
　　首先分析皮箱这个道具的线索功能和形而上意义。
　　如果说《瓦城上空的麦田》全篇隐藏着一个质问，即作为父亲的李四对儿女们生命伦理的质问；那么，《不要问我》全篇则隐藏着一个辩解，即主人公卫国面对别人对他的身份的追问的辩解。这个辩解的答案装在那个丢失的皮箱里。如果我们注意卫国对那个皮箱内容的指认，可能会觉得饶有兴味。
　　事实上，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皮箱装了什么?小说第一次涉及皮箱里的内容，是卫国在火车上，当时皮箱还未丢，顾南丹问卫国为什么上厕所还提着皮箱。卫国告诉她这皮箱是他父亲留学苏联时用过的。这个说法暗示了卫国出身书香门第的身份。第二次再说到皮箱，已经是在车站派出所，这时皮箱已经丢失，卫国告诉警察皮箱里装有3万元现金、证件、获奖证书和衣裳。后来，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这个皮箱的内容越来越具体丰富。他跟顾南丹说皮箱里有许多名牌衣服，法国的黛琳牌、日本的谷里衬衣，甚至还有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成了他唐突佳人的巧妙借口。在一次帮别人装吊扇的时候顾南丹手指伤了，卫国称那个皮箱装有白药。处级干部招聘考试结束后，卫国称皮箱里有几本复习资料，如果没丢会考得更好。当卫国再一次向派出所询问皮箱下落时，他增加了皮箱里面的内容：里面装有3万元钱，3套名牌时装，身份证，获奖证书，教授资格证书，两本复习资料，5篇论文和1瓶云南白药，一张未婚证明，一本政协委员证，还有当时原子弹爆炸时的一些数据和核爆炸的密码，外加一封遗书。当他与妓女刘秧认识后，我们发现，皮箱里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如两套法国名牌女装、金项链、耳环、化妆盒、游戏机、真皮靴子、手机、法国香水、手提电脑、美白乳液、健美操影碟、随身听、墨镜、戒指、茅台酒、轿车、别墅。当卫国喝得烂醉如泥后，他还知道说，皮箱里有一瓶解酒药。
　　显然，随着皮箱内容的不断丰富，这个道具的意义也在不断增值，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存在，甚至，它成了一个白日梦，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卫国所有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在皮箱里装着。它是卫国所有想象的载体，是卫国所有可能性的证明。
　　至此，对皮箱的功能性质略加说明不无必要。当皮箱的功能外延不断扩展，当皮箱无所不能且无孔不入，我们意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皮箱，而代表了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技术理性如此强大，以至于一旦丢失，人无法证明自己。皮箱的丢失不仅是物的丢失，同时意味着人的丢失。
　　其次，我们看与卫国发生关系的三个女人的身份变化以及卫国本身的形象变化。第一个女人是冯尘。这是一位大学女生。这是卫国在职业范围内结识的女人，卫国与她的关系是师生。当卫国非礼冯尘之后，冯尘的第一反应就是打了卫国一个耳光，在冯尘心目中，卫国完成了他的流氓形象。但这可能是冯尘的误会。第二个女人是顾南丹，这是卫国在旅行途中结识的女人，两人逐渐形成了恋人关系，但最终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原因是顾南丹始终无法证明卫国的身份。在顾南丹的心目中，卫国有可能是一个骗子。这仍然可能是顾南丹的偏见。第三个女人是刘秧，这是卫国在旅馆结识的女人，由于刘秧的妓女身份，所以，卫国与她最初的关系实际上是嫖客与妓女的关系，并且，卫国在这里是一个行了嫖客之实却不付嫖客费用的人物。也就是说，当卫国遇到第三个女人，他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两方面都完成了他的流氓加骗子的形象。

　　卫国曾经对自己的身份有过一番内心独自：
　　我是神经病吗?我是卫国吗?天底下还有没有不要证明，不要考核的地方?卫国对着空荡荡的前方喊道：我叫卫国，男，现年28岁，未婚，副教授。卫国反复地背诵这几句，不断地提醒自己，可别把自己给忘记了。
　　然而，这番提醒似乎已经完全没有意义。紧接着，卫国遇见了刘秧，他完成了自己的流氓加骗子形象。他确实是“把自己给忘记了”。这一次，他丢失的不仅是他的皮箱，他的自我彻底丢失了。
　　卫国的这种自我丢失是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常常会经历一次自我的觉醒，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保持自我的深度，在《不要问我》这篇小说中，卫国呈现了自我的丢失，并且，这种自我丢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人公自己的选择。
　　将卫国与鬼子中篇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进行比较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两部小说内在思维的不同，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卫国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对自我的角色是坚信的，对自己与儿女的关系同样深信不疑。然而，在《不要问我》中，卫国的自我角色显然遇到了信任危机，以致于他需要自我提醒。然而，哪怕是经过了提醒，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忘记自我。这里的自我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涵：它既意指卫国的社会身份，年轻的副教授；也暗示具有这种社会身份的卫国所应该具有的全部修养和人格品质。显然，卫国自我的双重内涵在情节的演进过程中都遭到了颠覆，现实主义小说中觉醒的自我，现代主义小说中坚持的自我实际上遭遇放逐。
　　至此，我们已经进入《不要问我》这部小说的第三个理念层面，即卫国身份与身体的矛盾、冲突和分离。小说中，卫国的身份在情节的进展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仅我们不再信任他，甚至连他自己都丧失了对自己的确认。他需要不断用那个丢失的皮箱证明自己。但是，随着皮箱内容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皮箱的信任不断减少。进而，对卫国这个人物的信任也不断减少。与此相反，卫国的身体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似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换言之，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人们意识到，小说真正关注的不是人物的身份，而是人物的身体。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推进。皮箱证明的只是卫国的身份，如果小说到此为止，那么，这个小说与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不过是殊途同归。然而，因为有了这个推进，皮箱对于卫国的功能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证明卫国的身份，而延伸到了卫国的身体。卫国不仅需要皮箱证明其身份，而且需要皮箱证明其身体。身体需要身体之外的物来证明，身体需要技术理性控制下的证件、物件来证明，这是《不要问我》这个小说的重要推论。
　　这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身体贯穿小说始终。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28岁的卫国拥有一个14岁的时候就已经觉醒的身体，对此，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在14岁的时候，卫国就开始想女人了。他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跌跌撞撞地到来，空气里都是馒头的味道。河水光滑，天空干净，老师讲课的声音比鸟叫还好听。每当邻居的女孩从他家窗前走过，他的胸口立即就填满炸药，爆炸一触即发。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他把导火索延长了再延长，发誓至少在成为教授之后才谈恋爱。由于这个誓言，他把28岁以前的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力学。
　　仔细阅读作品，我们发现，无论卫国处于什么身份，不管卫国面对的女人是什么身份，在学生冯尘面前，他是教师；在干部之女顾南丹面前，他是路人；在妓女刘秧面前，他是嫖客，但无一例外的是，卫国对这些人所怀抱的，一律是身体欲望。不妨回顾一下小说中的描写。当卫国在女生楼下面见了冯尘：
　　卫国的鼻孔里喷出几声粗气，双手往前一合抱住冯尘，说冯尘，我想跟你睡觉。他在说话时，嘴巴狠狠地撞向冯尘的脸。
　　住在刚在火车上相识不久的顾南丹为他安排的宾馆里，当顾南丹来看望他时，小说这样写道：
　　一股浓香在这一刻扑入卫国的鼻孔，他嗅到了顾南丹身上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使他快要跌倒了。他转身抱住顾南丹，顾南丹发出一声惊，脑袋缩进肩膀，双手合在胸前，身子比卫国还抖。卫国说你好香，然后用他的嘴巴咬住顾南丹的嘴巴。卫国说南丹，我想和你睡觉。
　　当卫国第一次见到刘秧，在几句对话之后，小说这样描写受到诱惑的卫国：
　　卫国扑到小姐身上，说我想跟你睡觉。
　　卫国，这个大学的副教授、辞职的流浪者、身元分文的嫖客，他的身份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不断变化，但卫国的身体却一成不变。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不要问我》的思维兴奋点不是身份，而是身体。
　　从身份向身体的转移，意味着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移。因为，现实主义追求的是人的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的社会身份，现代主义执著的是人的接近神性、本质高贵的心灵身份。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以等级思维为前提的社会身份观念和心灵身份观念已经遭遇解构：身体面前，人人平等。后现代主义同样关注人，但它关注的已经不是身份，而是身体。
　　小说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供玩味，即卫国的醉酒。小说从卫国醉酒开始，到卫国醉酒结束。小说开始，卫国被几位同事在大排挡连劝带灌喝了不少二锅头，脸喝得比红墨水还红。正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卫国多年的压抑终于解构，在沉醉的状态中对女生冯尘实施了非礼。小说结束，卫国试图以喝酒为职业，在竟聘“能喝英雄”这个职位的过程中，再一次喝得烂醉，最后头脸完全僵硬，进入死亡。
　　其实小说标题“不要问我”已经透露了相关信息。“问”是一个思考的姿势，它以头脑、心灵为前提；不要“问”我，表明了思想的取消，头脑和心灵同时也就被悬搁。“我”，既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我，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自我，“不要问我”意味着不要对自我进行类似现代主义的追问。既然不“问”，就不妨“看”。“自我”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只有身体。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人认同的后现代时代是一个图像时代，图像时代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当然是视觉，最重要的感觉行为当然是“看”。进而，我们不妨说，现实主义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说”的姿势，通过“说”，将人的理性启蒙；现代主义是一个“问”的姿势，通过“问”，将人的心灵自我、生命本质呈现；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看”的姿势，通过“看”，人的身体一览无余。
　　不过，后现代主义看到的与其说是身体，不如说是幻象。正如东西小说设置的梦幻逻辑，人物的身体感觉是高度夸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后现代主义的身体也是高度夸大的。进而，我们可以认为，表面看东西是将我们带进一个现实社会，实质上东西是将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世界。历史上，虚拟世界仅仅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虚拟世界越来越多的成为人类身处其间的现实。人类越来越成为技术理性控制的结果。身体感觉的夸大、现实世界的虚拟、感觉对象的幻象，所有这一切，指向的正是身体本身的虚幻甚至虚假，后现代的身体写作最终揭露的真相恰恰是身体的虚幻与虚假：卫国的身体焦虑本质上说正是对技术理性无孔不入的力量的恐惧。在后现代语境中，人丢失的不仅是对于自我身份的自信，更进一步，人丢失了对于自我身体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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