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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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荣誉不应颁给官员

　　贵刊2008年第3期刊发《让荣誉战胜物欲》。读后得知，国家将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对此，我也想说几句。
　　国家荣誉制度，是履行宪法的产物。怠慢宪法，其实就是亵渎宪法精神。国家勋章的缺位，影响着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感的树立。所以，建立国家荣誉制度，颁布“国家勋章法”，是在补依法治国的课。因此，作为一个公民，我对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举双手称赞。
　　但是，国家勋章作为最高的国家荣誉，究竟该授予哪些人？如果允许官员获得，会不会出现以往的与民争名、弄虚作假的现象？现在的什么模范、什么代表，许多都是什么长、总经理。记得有一个局长，为了当劳模，填报表时，说自己是一线维修工，殊为可恶。所以我建议，国家荣誉决不颁发给任何一级官员。如果不能排除官员，应限于外交官。
　　邯郸司马安

　　许霆如果真的“很傻很天真”

　　针对许霆恶意取款案，我曾在贵刊发表文章《百姓的司法安全感》。今年2月，许霆案重审时，这位因“171次恶意取款”曾被判无期徒刑的小伙子，因他的许多“经典庭辩”，引起众多网友的“声讨”。
　　对此，我个人认为，庭审中的许霆是否“很傻很天真”，网友给许霆弄了个“七宗罪”是否妥当，真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案对我们中国法社会学的进步有多大的启示、对社会组织内在秩序即“活的法”的改进上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社会的“活的法”，其实是最教育人的；它的公正，最能让人“口”服“心”服。
　　许霆最经典的自辩语录是“疯狂取钱是为了保护银行财产安全”、“本意是想把钱取出来，保护好还给银行”。现在闹不明白许霆的辩词是自己想的，还是他人教的，不管如何，都让人感到他或许真的“很傻很天真”。
　　 法庭最重视的是事实与证据，而不是看你是否用力扯着自己的头发、使劲往上拔高自己的“崇高目标”。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171次取款”是在“替银行保管钱”。这个案件的关键，绝不会是动机目标是否高尚，也不会是行为做法是否正大，而是如何定性，拿什么法条来“调整”这种“取款”行为。
　　 西方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奥地利法学家欧根・埃利希有一个经典的论断：法律发展的重心在于社会本身。在埃利希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法学或判决。他认为，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家和国家立法活动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国家立法仅是法律中很小的一部分，而社会本身和社会秩序才是法律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种社会秩序尽管没有被制定成法律条文，却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是一种“活的法律”。
　　 我们看现实中的许霆案，微观意义的判决，只能按法条来定案，而宏观意义的判例，其本身则是能够成“活的法律”的。所以，许霆案的最终定案，是否经得起将来“社会学法学”和“法学社会学”的考验，是断案法官不能不考量的。
　　杭州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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