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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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少才
2003年春夏之交，我与6名中国水手乘飞机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登上了停泊在锚地的希腊籍“海发”号货轮。我国外派的7个人当中，只有我这位报务员在老外眼中算是高级船员，但实际上水手长张大力是我们当中指派的头。我和水手长扶着一路上患感冒的水手柳树林爬上高高的舷梯，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头发稀疏却长着满脸棕色胡须的胖老头。他像个门神似地坐在梯口的凳子上，没穿带有标志的服装，下身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身一件不白不黄的短内衣，胸前印着美国星条旗的标志，半眯着眼叼着一个特大号的烟斗在吞云吐雾。这个老头就是美国籍船长詹姆斯・约翰。可以说，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一个人关在电报间里熟悉情况，时间长了有些头晕眼花，就出去和弟兄们说一会话。他瞪着眼大声训斥，说我的工作地点就是报房。我心里极不舒服，干了多年报务员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吗?由于我是高级船员，所以就得与那些老外在高间就餐，可我觉得不对劲：空气太压抑不说，伙食标准也是死的，吃不了就浪费了。低级船员的伙食却是活的，吃不了可以发钱，而且吃饭时可以唠唠嗑。高级船员里仅有我和台湾籍大副是中国人，但我们之间还没有共同语言。我就找约翰船长说要和水手们共餐，约翰一听，问都没问是什么原因，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连连说：“NO NO”，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最苦的还是6名中国水手了，他们刚安顿好行李，约翰就命令他们进入工作状态，在进港前要把五个大舱都进行除锈、打油漆。台湾来的大副史贺来是一位盛气凌人的中年人，他领着水手长来到现场说：“就这些活，要在五天内干完，接着就进港，干不完你们就等着被炒鱿鱼吧!”水手们一路疲劳，还不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些活一般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得干个七天八天的……大副还专门派了三副达哈尔负责监工，这在新中国航运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达哈尔是印度人，长得黑不溜秋的，人也瘦小，要是水手长发起怒来，一提手就能把他扔到海里。但这小子不但指手画脚，而且搬一把椅子坐在大舱口，香烟一叼监视着中国水手们干活。水手长刚一停手喘口气，他就骂人。这里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弟兄们恨得牙根痒痒的也无可奈何。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一天下午三时就提着一壶泡好的茶水和两个茶碗去给弟兄们送水，没想到，走到舱口时竟然遭到了三副达哈尔的拦截。我本来就是冲着他去的，所以故意脚穿一双“功夫鞋”，就是电影《少林寺》中那种布鞋。在老外心目中，凡是穿布鞋的中国人都是有点功夫的。我把眼一瞪， “叭”的一声，一只茶碗被我狠狠地摔在甲板上，并用英语警告他： “放肆，我是报务主任!”我抬出自己的职务，是因为无论从身份和地位上讲我都比三副大。同时我砸了茶碗后，又做个漂亮的长拳动作，这是我就读海事大学时专修的护身拳。达哈尔一下子就被我吓住了，从此见了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五天五夜后，水手们总算拼上老命把五个大舱拿下来了。希腊的验船师一次性通过，连连说“OKOK”。当天船进港装菜籽饼粉运往韩国的仁川，约翰船长到港后向公司申请了2000美元奖金，水手们拿了大头，驾驶员们不劳而获拿了小头，三副也不例外。
船长永远是凶巴巴的，叼着大烟斗，幽灵似地不知啥时候就转到你的身后。台湾大副每天着装整齐，三杠加上铁锚的肩章配上白得耀眼的海员服，一副很威风的样子，他从不与大陆来的水手唠家常，好像生来高人一头似的。
在港装货其间，希腊公司给电台送来了先进的气象传真机和“518”气象航行警告自动接收机。约翰船长问我：“这东西你自己能安装会使用吗?”我没见过这些新仪器，但知道它们的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就回答说可以试试。约翰船长说：“军中无戏言，你拿回去吧，不要叫我失望。”我先是照着图纸安装完毕，又照着说明书进行调试，总算成功了，就凭这两把刷子，约翰船长也不敢小看我了，因为请别人来安装调试是要从船舶劳务费中支付美元的。
十几天后，船穿越苏伊士运河，过红海进入印度洋马尔代夫海域。这天，水手们正顶着炎炎烈日在甲板上千活，突然天空传来几声凄厉的鸟鸣，两只不知名的大鸟朝着船飞来，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不顾有人在甲板上，一只轻飘飘地落下，另一只却“扑通”一声摔了下来。水手们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鸟，身高足有一米多，谁都叫不上它们的名字，通身雪白，长长的嘴，两只黑眼球边缘是红色眼睛，似乎一点也不怕人。水手们发现，一只受了伤，羽毛凌乱不整，双脚的根部有鲜血渗出，显然是刚才摔伤的。显然，它是飞翔力不从心，见到有可降之地就迫不及待落下的。从常理判断，它们一定是一对恩爱夫妻，一只受伤，另一只舍命不肯离去，谁是雌鸟谁是雄鸟我们分不清，只是知道没受伤的那只个头比较大一些。水手长走上前去，那只受伤的鸟只跳动了两下就倒在了甲板上呻吟着。大家心知肚明，这两只鸟一定是遭到某种劫难死里逃生才飞到这里来的，水手长一边找药一边叫大伙在桅房下给搭了一个窝。
船上管理简单药品的是台湾籍大副史贺来，别看他对大陆水手凶巴巴的，可听说大鸟事时，一点也没烦恼就带上酒精消炎药等随水手长来到甲板上。水手长小心翼翼地为大鸟处理伤口，印度籍大厨建议说这么大鸟干脆杀了改善伙食得了，船长约翰立即连连摇头： “NO NO”还用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双目紧闭，双手合十为大鸟祈祷。水手们在水手长的指点下给大鸟搭成了一个简单的能遮风挡雨的窝，又拿来馒头和冰箱里的鱼，掰开鸟嘴，一点点地喂下去。在水手们精心护理下，一周后受伤的大鸟神奇般地好转了，体质慢慢强壮起来，水手们干活，它们在旁边看着，与这个亲亲，与那个碰碰，水手们也很高兴与两只大鸟搂着亲昵。
二十多天后，船通过印度洋就要进人马六甲海峡了。我从代理发来的电报中得知马六甲海峡最近海盗猖獗：一艘日本船的船长被杀，物品被抢；一艘中国船船长遭到捆绑，房间物品被洗劫一空；一艘巴拿马籍的集装箱船二十多名船员全部遇难，船也去向不明……当晚，召开全船大会，约翰船长从嘴里拿出烟斗，瞅瞅大家，讲了一句话：“大家回去把遗书都写好吧，把后事好好交待一下!”大家一阵头皮发麻等着下文，谁知船长却宣布散会。
外籍船员都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纷纷回房间写遗书，整理物品。我上电台时发现船长一个人在小会议室里没有写遗书，而是面对一个十字架跪在地板上祷告，看来这个整天凶巴巴的船长也是个怕死的主。这与中国船严密的防海盗措施差距太大了，中国船上一般都事先规定好防海盗应急部署表，进人海盗区就各就各位。而现在的一船之长根本不去组织防海盗而是等死。
印度三副达哈尔率先将自己住房门前的英文标志揭去了，随后希腊的轮机长、菲律宾的二副、马来西亚的大管轮也照此办
理了，台湾的大副还在自己房间门前贴了一个“W．C”厕所的字样，可能是想借自己管理船舶房间之便，首先占领引水房临时避难。除了中国大陆船员外，没揭掉住房标志的外籍人只有老船长约翰。
当天夜里，船进入印度尼西亚的沙璜角海域，因为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将南来的潮流挡住了，一下子风平浪静，只有淡淡的薄雾漫了过来。时值晚上10时40分，甲板上的两只大鸟忽然发出从未有过的惨叫，相处这么久，这两只大鸟半夜三更从未叫过，一定是它们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要是在陆地上，人们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在船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都会要问一个为什么。水手长觉得不对，于是回到餐厅叫水手们跟他出去看看鸟为什么叫。大鸟不寻常的叫声也惊动了约翰船长，他从雷达荧光屏上刚发现两个移动的回波，显然是快艇一类的船只正向“海发”号驶来。不一会薄雾散去，三副吃惊地大喊：“船长，发现两艘快艇!”船长约翰立刻揿响汽笛，夜深人静的海上发出十分恐怖刺耳的警告声，所有人都不由得心头一颤。三副突然叫起来：“哎哟，我肚子疼，肚子受不了。”装作要上厕所的样子，没等约翰允许就溜走了，气得约翰船长不断骂“猪猡”。大副和中国船员都来到了驾驶台上，船长双手正在划着十字。水手长说：“船长，快开所有的甲板灯，要甲板水!” 台湾大副史贺来见船长没有反映，就亲自开亮了前后大灯，全船立即灯火通明，两艘快艇立时完全笼罩在灯光之下：海盗船是确认无疑了，上架有机关枪，一个穿牛仔短衣短裤的男子倒提着冲锋枪站在甲板上，其他几个人手持锚抓等工具做着攀登的准备，显然海盗们一点也不怕暴露。
约翰船长见他周围都是中国人，随手抓起船用专线广播系统大声呼喊：“不怕死的弟兄们，请立即各就各位抗击海盗!”随后又叫通机舱的电话：“轮机长，请你立即供甲板水，压力越大越好!你的人呢?都给我上来打海盗!”一阵混乱之后，驾驶台上还是只有包括大副在内的几个中国人
齐聚在美籍船长约翰的身边。这老头子的绿眼睛一亮，随手拉过大副和水手长的手，老泪横流地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早该这样的。患难见真情，好样的!”眼睛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
海盗船上的机关枪响了，驾驶台的一块防浪玻璃立即被打得粉碎，随着传来海盗命令停船的呼喊。水手长张大力要求带人下去阻止海盗登船，让船长指挥全速前进，在气势上吓倒海盗，叫我把这话翻译给船长听。大副说：“我与你们一同下去!”船长命令我立即向新加坡当局发报请求援助。材料上说，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大都来自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周边海岛上，他们作案手段残忍，经常是要物也要命的。据说越南一艘小型客轮在航行中遭遇他们，海盗不但强奸了妇女，杀了人，抢了货，最后引爆了这条客船。
一条海盗船在左舷靠了上来，海盗们跃跃欲试准备攀登。水手长恰好带人赶到，两支高压水枪同时横扫过去，刚露头的一名海盗立即被打到海里去了。右舷大副史贺来也领着水手柳树林打开另一支高压水枪阻止海盗登船，这是我们中国海员习惯用的最佳武器。两艘海盗船的第一轮袭击被打退了，海盗们并不甘心就此失败，手中的冲锋枪开火了，大副卧倒时慢了点，子弹擦着他的头皮而过，安全帽呼地被打飞了，好险。水手柳树林找了个带缆孔的最佳位置，一股巨大的水柱喷过去，立即压住了海盗船的射击。他随手将自己的安全帽给台湾大副戴在头上，大副感激地伸出右手两个指头做了英文字母V的动作。这时候，几名希腊籍的机工在大管轮的带领下也冲向甲板加入了反海盗的战斗，由于他们的出现完全暴露在海盗的火力网下，一名大个子机工几乎是刚冒头便倒下了。不过，在中国水手顽强的阻击下，海盗的凶险没有吓倒这些希腊船员。全船布好的六支水枪同时喷出强大的水柱，死死地压住了海盗们的火力。海盗们显然动了肝火，一看登船不成，就掉转枪口一齐向驾驶台开火，打得碎玻璃溅了满地。驾驶台上只剩下约翰船长、操舵的中国水手小夏和我，约翰船长用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 “天哪，不行我们就投降吧!”我与水手小夏同时高声说：“船长，绝对不能投降，那样大家就都没命了。”小夏操着舵避让着海盗船，提醒船长请求加速。我抓过一把水手斧，将一把水手刀别在小夏的腰带上，准备做最后的决斗。
约翰船长想了想，打电话叫机舱加速，同时揿响了警笛为自己壮胆助威。三万多吨的“海发”号船速从13海里一下子增到15海里，水手小夏手操着这只庞然大物向海盗船擦去，海盗船惟恐躲避不及引起粉身碎骨之祸，赶紧避让了。这时，谁也没想到，两只大鸟的其中一只突然向船头死角飞去，还没等船员反应过来，船头黑暗处传来一声“啊”的惨叫，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偷登上船的海盗被大鸟迎面扑来吓得掉进了海里。原来另一艘海盗艇在其同伙的掩护下偷偷地贴上船舷被船员忽视了，其中一个家伙刚刚在船帮露出半个脑袋就被那只健康的大鸟发现了，它不顾一切地向那海盗扑冲了上去，等海盗救了落水同伙再举起枪时，大鸟早就飞远了……
这种子弹与水枪的实战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海盗们也许认为这样拖下去对他们不利，鸣响汽笛一阵风似地消失在了黑暗中。我们以一死一伤两名希腊籍船员的损失取得了胜利。零点刚过，两架新加坡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飞临我们上空，接走了重伤号。
船到新加坡锚地的前一天，两只大鸟显得烦躁不安，不停地叫唤，又时而绕船飞翔，还用脖颈蹭蹭这个，嗑嗑那个，水手长发现鸟的情绪有异：“是不是它们要走啊?”中午吃饭时，大家都端着碗来到大鸟身边，就连那个要吃大鸟肉的印度籍大厨也端来一碗肉块喂它们，水手长为那只康复的受伤大鸟梳了梳羽毛。随着几声长鸣，两只大鸟同时腾空而起冲上蓝天，围着大船盘旋着。船员先是傻愣愣地看着，最后有人挥动安全帽，不停地摆手向它们告别，终于，随着最后一声长鸣，它们一头向远方飞去，在船员手持的望远镜里渐渐变成一个黑点，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新加坡锚地抛锚后，约翰船长把我们中国船员和台湾大副史贺来都请到他的房间，拿出他的咖啡招待大家。他说：“以前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请多多原谅，这次是你们救了‘海发’轮，也救了我自己。”因为他跑完这个航次就要告老还乡了，并且他对海盗有他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只要你不要我的命，愿拿啥就拿啥。但真要是丢了命或丢了船，他的一生就经不起评说了。他三十年前就曾遭遇过海盗，被海盗打掉了一只门牙，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现在既保住了船又保住了命，他哪有不感激中国船员的。
他打开保险柜拿出自己的钱，说要分给我们每人200美元。水手长王大力听明白后，按住了约翰的手说：“如果该我们得的钱，我们一定要拿；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要，防海盗是我们海员共同的责任!”我把这话翻译给船长，他老泪纵横地说：“中国人，好样的。”并挨个拥抱了我们。台湾大副史贺来也与我们挨个握手。通过这次生与死的考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盛气凌人的眼神了，在“海发”号货轮上，海峡两岸船员成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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