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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与政局:京都官书局始末

作者:未知

  摘要:甲午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谋求自强之道。京都官书局被视为政治危机的知识应对,是变革的重要尝试。从最初的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到京华印书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体现出部分中上层官员谋求变革的曲折历程,其中掺杂着政治派系之争、充满变数的政局、官员们的“小九九”及强大的体制惯性,官书局沦为毫无建树的官方机构,在历史的洪流中亦步亦趋,几经辗转,最终改为商办,易名京华印书局。
  关键词: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京华印书局
  京都官书局(以下简称官书局)是甲午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谋求变革的产物。从最初的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到京华印书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说明了中上层官员探索的曲折历程。目前学界对京都官书局的研究付之阙如,对其创办、具体运作、历史走向等,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考订。因此,充分利用档案、日记、文集、报刊等资料,参酌其他可信史料,在学界先进的基础上,对官书局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显得十分必要。且,通过对京都官书局历史的考察,或可进一步加深对官书局与晚清政治关系的认识。
  一、“一波三折”:官书局的创设
  官书局最早可追溯到强学会。甲午战败,自强呼声渐起。一批官员积极探索自强之道,认为甲午败系因“风气未开”而致“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故谋求“合众人之才力”讲求“学业”,“合众人之心思”开通“风气”。①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八月间,康有为、陈炽、沈曾桐、丁立钧、沈曾植等人发起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②。该会成立之初,即得到一大批官员的支持,一时之间,名声大噪。参与强学会的部分官员曾联名指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不作为”,因此强学会很快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21日)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口谈忠义,心熏利欲,莫此为甚。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势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③杨将矛头直指向弹劾李鸿章的官员们,罗织“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④罪名诋毁强学会。奏折上达之后,强学会即被查封。
  查封之后,会中人多感到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吴樵称:“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遵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维时三御史匿迹,馆臣震恐,有泣下者,有欲叩杨门求见者,有欲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者,有往合肥献好者,余人纷纷匿遁。”⑤显然,面对政治高压,不少官员的心态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在李鸿藻等大员的支持下,沈曾植、杨锐等极力奔走。谭嗣同写道:“强学会之禁也,乃合肥姻家杨莘伯御史所劾,知高阳(李鸿藻)必袒护清流,乘其赴普陀峪始上疏。诸公不知所为,竟允其请,因之贻笑中外,在京西人面肆讥诋,遂至流播于新闻纸。朝廷深悔此举,高阳尤愤,适有胡公度请重开之奏,遂降旨准其重开。”⑥胡孚宸是官书局创设的关键人物。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6年2月5日),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孚宸上奏,意图恢复书局,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可否请旨饬下总署礼部各衙门悉心筹议官立书局,选刻中西各种图籍,略仿照外省书局之例,详订章程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广流通而扩闻见,如虑事难猝举,或径招股集资在海军旧署开办,规制既宏,费用可省,经理既善,流弊自除,庶于國家作育人才、挽回时局之本心,不相刺谬。”⑦胡的奏折颇具说服力,契合朝廷变革的诉求,缓解了查禁之后官员们惶惶不安的情绪,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解决强学会困境的办法。因此,奏折上达之日,即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⑧。
  针对胡孚宸的奏折,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896年2月24日)上递讨论的结果,建议:“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受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统由管理大臣总其成,司事专司稽察,所需经费由总理衙门于出使经费项下,每月提拨银一千两,以备购置图籍仪器、各国新闻纸及教习、司事、翻译薪水等用,核实散放。”⑨
  从对官书局的设计来看,总理衙门与胡孚宸皆希望朝廷能够主动拓宽西学传入的渠道。不同之处在于,总理衙门强调仿照八旗官学,建立官书局,选聘“洋人”为教习并从事译书、译报工作,欲把官书局建成“加强版”的京师同文馆。经费方面则由总理衙门拨款和捐助。
  九天之后,正月二十一日(3月4日),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官书局。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孙家鼐上奏所拟订的办理章程:“一藏书楼。拟设藏书院,尊藏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并请准其咨取、储存、庋列其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者,一切购置院中,用备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一刊书籍。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一备仪器。拟设游艺院,广购化学、电学、光学诸新机、矿质、地质、动物、植物各异产,分别部居,逐门陈列。俾学者心摹手试,考验研求,了然于目,晓然于心,将来如制造、船只、枪炮等事,可以别材质之良窳、物价之低昂、用法之利钝,不致受人蒙蔽。一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为教习。凡京官年力富强者、子弟之姿性聪颖、安详端正者,如愿学语言文字,及制造诸法,听其酌出学资,入馆肄习。”⑩
  从内容来看,与总理衙门不同,孙家鼐欲把官书局办成集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学堂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孙家鼐的奏折堪称官书局的“顶层设计”,勾勒出官书局基本的框架,明确了官书局的发展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革新派的主张,使得颇有争议的事业终于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奏折侧重政治策略的运用和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在主张变革人士看来,朝廷设立官书局的举动,传递的更多是政治信号,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主张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孙的主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着诸多困难,认为官书局未来发展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吴樵称:“学会近已奉明文,惜政府不敢曰会,派孙尚书管理总署,月拨千金为京局用。……此间现在不过面子争足,办法未必能善,仍望外间也。”?尽管前路并不明朗,但经过艰苦的努力,朝廷明确支持强学会主张的事业,传达出期望变革的意图。至此,强学会未竟之事以官书局的名义继续推进。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官书局正式开局,“为节省经费起见,暂赁民房”?,地点设在虎坊桥(玄武区虎坊桥),每月付“二十八金”费用,“地尚宽敞”?。   二、“改头换面”:官书局的具体运作
  1.人员名单
  关于官书局的参与人员,孙家鼐提交了一份详细名单:“谨将办理书局诸臣衔名缮写清单,恭呈御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李昭炜、国子监司业瑞洵、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翰林院编修熊亦奇、翰林院编修沈曾桐、翰林院编修张孝谦、翰林院编修徐仁铸、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礼科掌印给事中褚成博、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内阁中书杨锐、内阁中书汪大燮、户部郎中陈炽、户部主事涂国盛、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刑部员外郎潘庆澜、刑部郎中胡翔林、工部郎中端方、工部郎中徐道焜、工部员外郎杨士燮、工部主事丁象震。以上二十三员,臣惟添派司官三四员,余皆原办书局之人。”?其中大多数都曾是强学会的参与者;“司官三四员”是谁,目前尚无资料证实。
  参与人员大多是中下层官员,官阶较低。谭嗣同称:“现今虽开,却改名官书局……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他们中大多数人仕途处于起步或者已经起步阶段,仍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姿态,具有较强的政治诉求。
  名单中所列之人与当时的核心政治人物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丁立钧、沈曾植、涂国盛、丁象震、褚成博同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当时的会试主考官是翁同龢。熊亦奇亦为翁同龢的门生。徐仁铸是翁门六子之一徐致靖的长子。而翁非常欣赏文廷式、陈炽、宋育仁等青年才俊。杨士燮、徐仁铸主考官为李鸿藻。杨锐、丁立钧颇受张之洞赏识。其他的不一而足。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翁同龢。甲午之后,翁同龢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他身兼数要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权力到达顶峰。尽管他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参与强学会、官书局的事务,但其门人的态度和表现已经说明他意欲掌握革新派主导权。而翁同龢、孙家鼐为好友,交往密切,同为光绪帝的老师。孙家鼐在订立名单时,不可能不考虑翁同龢的因素。据翁同龢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96年3月19日)日记载:“晚孙燮臣来,以官书局折底见示。”?这伤名单很可能征得了翁同龢的同意。
  名单显然排除了强学会的首倡者康有为、梁启超,其中既包括具有真才实学、力图变革之人,也不乏“动机不纯”、欲借此谋求政治前程之人。其实,官书局尚处于筹议阶段时,权力之争已现端倪。李鸿藻、张孝谦想要在书局事务上拥有更多的处置权。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两邸皆画稿,而高阳不画,意欲仿八旗官学,请派管学大臣,意且在己。……然张则欲悉照官学办理,己可为提调,指挥如意,可以尽摒异己。”而在官书局管理者的人选上,孙家鼐“请假数日,意欲请开缺,闻有复议,而后销假,有以去就相争之志”。更有部分官员将书局视为进身之阶,意欲通过参与书局,结交上层,谋求可能的政治资源。或许正因为如此,汪大燮曾针对总理衙门仿照八旗官学设官书局之议称:“我辈立一小会,其中亦多半京官,意在推广化及,同局诸人,无所谓学生先生。若悉照八旗官学,则不知谁当学生?谁当教习?不过群奔走于管学大臣,图差事而已。”?“图差事”道出了当时不少参与人员的真实心态。
  对于官书局内众多的参与人员,吴樵评价甚低,认为局内大多是为仕途谋算之徒。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吴樵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局内办事之人“仅熊、张巽之、张次山、褚伯约耳”。确实如此,官书局的实际事务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曰学务、曰选书(内有芸阁、叔峤丈)、曰局务(管银钱事,熊、张巽之主之)、曰报务(伯唐、子封主之)。”学务、选书主要由文廷式、杨锐负责,局务主要由熊余波、张孝谦负责,报务由汪大燮、沈曾桐负责。除此之外,名单上所列之人“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此京局之实情也”?。可以说,官书局在创办伊始即被强大的体制惯性所掣肘,与最初的设想渐行渐远。
  但这种分工和安排,时人看来,“孙寿州请文芸阁总理其事,且住居。……寿州极能受善言,局面或可妥贴”?。从人员配备来看,官书局或可有所作为。但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风波再起,文廷式被革职,驱逐出京,永不录用。充满变数的政局使得官书局的未来显得岌岌可危。吴樵称:“京局近日情形,甚为沮丧,(为芸阁故)。孙尚书亦滋不悦,大约将来必有撤销之时,且转朐恐即有风波。”21而伴随着文廷式的离去,官书局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96年4月1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局事自芸阁去,未去亦争长,今更如愿,而群不逞大得志,互相争长,势不可挡。……其中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且将来言语之祸,必甚于雍、乾,不若不办为妙。”22文廷式事件显然再一次打击了变革人士的热情。谭嗣同称:“虽名为开禁,实则只设一空无所有之官书局,亦徒增一势利场而已。”23趋新人士对官书局流露出失望而无可奈何的情绪。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1896年4月22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书局之事甚糟,稍明白之人,率退避三舍,而熊余波独揽大权,将来一事无成,不过多费帑项而已。”24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书局未散与散无异。”25自此可知,官书局已经不可能按照孙家鼐的设计继续推进。
  2.官书局“真实面相”
  尽管时人认为官书局的前途并不乐观,但作为官方机构,官书局仍然进入实际运行阶段。在创设之初,孙家鼐强调以节约为第一原则。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吴樵致书汪康年称:“局中以前旧有司事一人,韩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请人,一样用钱,不如我住局,且我实无車马以从事’,其陋如此。张巽之有眷属在京,孙司空曰:‘住局宜择京员无眷属者’。巽之遂命其属归而自住局,办事之勇如此。”26从中可推测,官书局经费略显紧张。那么,官书局经费情况到底如何?
  根据账目可知:官书局的资产包括经费和“图书仪器各种家具价值”。创办之初,“移交新局京松银九千三百三十五两四钱四分归新局入账”,图书家具价值约“银二千三百两零四钱二分”,另有官员捐助、总理衙门拨款等。据统计,官书局的启动资金为“京松银二万二千零九十八两三钱四分”27。仅从启动资金数目看来,官书局仍有发展的可能。但根据《官书局汇报》所载,每月入账仅“一千两”28。可知,官书局经费最重要的来源是总理衙门(后京师大学堂)拨款,而这仅能勉强维持官书局正常的开支。经费入不敷出,使得官书局不可能再有作为。   官书局的业务是售书和发行报纸。官书局购买并发行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上海格致书院、湖北书局、江西书局、浙江书局、江苏书局、淮南书局等刻印的书籍。29这些书籍主要在官方系统中流通。朝廷根据各部所需,随时调取。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1898年2月28日)宋伯鲁上奏:“饬下总署及官书局选择时务切要各书颁发翰林院。”30此外,官书局还部分参与商业活动。时人日记中时常记载官书局购书的经历。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1897年6月14日)蔡元培过官书局,购买《形学备旨》十卷、《八星之一总论》一卷等书。31
  官书局聘请洋人编译报纸,即近代早期官方报纸《官书局报》《官书局译报》《官书局汇报》32。目前找到原件的是《官书局汇报》。这报纸为日报,收录“前一日谕旨、宫门抄”,“前二三日发抄折片、摘要”,“总署送到路透电新闻纸西国近事”,“本局译出各种外国新闻”,“儒先格言论说之属或新译各种书籍”。33与传统《邸报》不同,这份报纸增加了对西方国家的报道力度,但仍被严格限制不得“妄议时政”。报纸主要在体制内发行,曾被湖北官方创办的《湖北商务报》在1899至1903年转引达88次。34光绪帝曾一度极为看重,经常翻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1898年6月19日)上谕:“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著自五月一日起,每五日汇订一册,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军机处呈递。”35
  而对这份报纸,时人和高层的评价并不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96年6月8日),张元济致信汪康年称:“所刊局报(官书局汇报),多系芜词,阁抄格言,最为可笑。洋报偶有微词,译署原文咨送,均被删削。”36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张元济复沈曾植书中说道:“(光绪帝)近且阅《时务报》(诏总署按期呈进)、《官书局报》(朱批曰平淡无奇)、同文馆所译新报(嫌太少,令多译矣)。”37显然,《官书局汇报》远远未能满足时人和政治高层的需求。
  三、“苟延残喘”:官书局的走向
  官书局开办不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对官书局评价道:“乃者钦奉明诏,设官书局于都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读之下,仰见圣神措虑,洞悉本原。臣于局中一切章程,虽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达圣意,阐扬风化者也。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38从表面看官书局充满褒扬,但“奇才异能”的目标,官书局根本不可能企及。该奏折还提出设立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说明官书局并未真正实践强学会的事业。光绪帝将该折交总理衙门议奏。七月初三(8月11日),总理衙门给出意见,指出“该侍郎所请于京师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39。可知,京师大学堂最初被设定为官书局的附属机构。八月二十一日(9月27日)孙家鼐上奏称:“查本年正月总署原奏,请立官书局,本有建设学舍之说,臣奉命管理官书局,所奏开办章程,亦拟设立学堂,延请教习,是学堂一议,本总署原奏所已言,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刻开办书局,时近半年,各处咨取书籍,亦印报章,草创规模,粗有眉目。”40孙的奏折仍建议在官书局下设立大学堂,但这根本无法实现。从经费来看,官书局经费仅有总理衙门每月一千两的拨款。这对官书局而言尚且难以维系,而如果再添设大学堂,则耗费更多。且,面对战后巨额赔款,朝廷一筹莫展,被迫举借外债。于此时设立耗费甚巨的京师大学堂,多少显得天方夜谭。因此,该奏议只能搁置。而官书局则因循守旧,依然如故。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西方各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变革的呼声再次响起。而此时政局突变,翁同龢被罢免,康有为、梁启超俨然成为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设立大学堂、译书局,《时务报》改为官办等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孙家鼐上奏请求为官书局添设提调及司事:“原设官书局所用人员只有司事而无提调,局中事务即由臣督率各司员办理。部院人员臣请其照料书局,皆不支薪水,亦不能常川到局。此后学堂事务日繁,书局司事各员臣恐不能时常督率,拟请添设书局提调一员,照学堂提调之例以归一律至学堂总办,及各项提调多系京员兼充,时有本衙门事务,亦拟添设司事数人,以供提调指臂之助。”41很显然,此时孙家鼐等人的重心在京师大学堂,自然无暇顾及看似可有可无的官书局,因此请派专门人员管理书局。官书局已然成为明日黄花。直至京师大学堂设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899年6月22日)上谕:“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42官书局被并入其中,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附属机构。
  义和团进入北京,局势动荡,京师大学堂无法继续维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许景澄请求裁撤京师大学堂。43上奏当日,“奉旨依议”44。据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八(1901年3月27日),外务部致大学堂咨文中道:“局(官书局)中房间机器书籍,除拳匪烧毁洋文书外,损失无多。”45直到京师大学堂筹议重建之时,“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办学之议复兴,……在未开前,则以虎坊桥官书局为筹备地”46。可见,此时的官书局是作为京师大学堂筹办之所而存在的。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1902年2月13日),张百熙建议京师大学堂于官书局地址设立译书局,“拟就官书局之地开办译局一所”47。又据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902年2月18日),张百熙奏折称:“现在查考一切中外学规复定章程办法,并咨行各国使臣暨外省督抚往来文件甚繁,暂用官书局地方为办公之所。”48很显然,官书局仅仅被视为“存在”,随时可以“挪作他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4日)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设有编书局、译书局,并没有提到官书局的处置问题。另据学者郝平所列的“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单”中明确指出“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官书局提调为瞿鸿礼”49。又据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1903年6月11日),《续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开办章程》规定:“文典印刷归官书局办理,其纸张印费由本馆开销。”50可知,官书局并未被裁撤,而是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印刷机构。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天津《大公报》上多次刊登“大学堂官书局出书”的广告,“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上海译书分局新译书不下数十种,皆经管学大臣审定,洵海内教育家之圭臬,学者之津梁。兹陆续出书,随时发售各科课本”51,署名为“北京官书局总發行所”。此时的官书局不仅是印刷机构,亦是京师大学堂编、译两局的“发行所”。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五(1905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报道称:由于“百物腾贵”,“大学堂编书处,于本月初三日迁至宣武门外虎坊桥官书局内,以节经费”52,两者是否合并为一处,尚未可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官书局改为商办,又称“京师学务处官书局”,“本局向设前门外虎坊桥东边路北,早已遐迩驰名。现在由商承办,竭力改良,添聘名手,广置各种新机,专印铅印石印书籍、文件以及五彩钱票、地图并自造各种新式花边铅字铜模发售”53,成为一家商办的印刷机构。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五(1907年5月16日),改为商办的官书局在天津《大公报》上刊发更名通告,“本局旧用官书局名目。现自本年起改称为京华印书局,所有出入一切图记,概用京华印书局字样特此声明”54。自此,官书局成为历史名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四、结语
  官书局是甲午战败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谋求变革的尝试。时人将目光聚焦于学校、报馆、图书馆、博物馆,以期开通风气、培养人才、实现政治自强的目标。官书局即被视为政治危机的知识应对,被赋予了政治改革的期许。然而这些多停留在设想阶段。究其原因如下:
  不可否认,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官员均具有变革的意愿。但在具体实践中,政治派系的较量、充满变数的政局,使得官书局举步维艰。强学会创办之初,由于帝后两党的权力之争,即遭到查禁的厄运,经胡孚宸的建议、总理衙门复议以及孙家鼐的介入,官书局成为各方妥协的产物。又因文廷式被罢免,风波再起,官书局陷入权力之争。变法兴起,翁同龢被罢免,康有为一派成为政治新星,政局“刷新”,官书局无法适应政局的需要,被“定义为”筹设中京师大学堂的附属机构。变法失败后,官书局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后被并入其中。新政时期,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印刷所和发行所,在风雨飘摇的政局中,官书局最终改为商办。如此政局是官书局最终命运的重要推手。
  在谋求变革的呼声中,部分中下层官员夹杂着太多的功利和算计。面对危机,他们看到了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竭尽全力结交上层,为自身谋取升迁的政治资源,看似对变革事业充满热情,实则缺乏政治理想和抱负,在政治风向转变的关口,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官位、前途和得失。正如文廷式所言:“甲、乙之间,事变至繁。和议成后,一年以来渐皆复旧,所稍异者,南城赁屋之价不致太昂,各衙门团拜之戏或有不举而已。其谋差事,盼京察者,则纷纷扰扰无异昔时也。”55这亦是官书局不能够继续推进的原因之一。
  孙家鼐的处事作风决定了官书局不可能有太大作为。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1859)状元,历宦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在工部、吏部、兵部、户部等任职,光绪四年(1878)奉命入职毓庆宫,成为光绪帝的汉文师傅。孙为政温和,做事稳健,深得光绪帝的信任。尽管孙家鼐本人支持西学,对强学会事业持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但毕竟年近七旬,久在官场,不免沾染官场旧习,稳健有余而缺乏创新精神。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96年6月8日),张元济致信汪康年称:“书局既开,是吾华一大喜事。浮云蔽日,旋即消散。寿州闻尚有心,弟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气习。”56在张元济看来,官书局被赋予了变革的诉求和期待,而孙家鼐的处事作风以及强大的体制惯性,最终使得官书局“改弦易辙”。确实如此,孙作为官书局的管理大臣,对官书局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使得颇具变革意向的事业在充满变数的政局中,最终沦为毫无生气、名存实亡的官僚机构。
  注释:
  ①京师强学会序[J].强学报,1895(1).
  ②闾小波.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考辨:兼议北京大学的源头[J].北京社会科学,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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