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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中国学家的活动及其影响

作者: 吴原元

  内容摘要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美国中国学家是异常忙碌的一个群体,他们或到情报机构等政府部门服务,或在高校帮助政府实施各种短期培训计划,或撰写旨在提高美国民众对远东及东亚战争理解的战时出版物,或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家在战争期间的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战后的中国研究和教学。具体表现在:跨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偏向于现当代中国以及汉语教学等。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 中国学家 活动 影响
  作 者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200062)
  
  太平洋战争,被学术界普遍视为美国中国学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沿着不同于欧洲汉学研究模式迅速发展。然而,太平洋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它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对战后中国研究产生影响的?本文拟以美国中国学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出于军事和外交的需要,美国的中国学家们被动员参加战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被罗斯福总统推荐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1943―1945年转到美国战时情报局,后担任太平洋作战部长,在旧金山等地从事情报活动[1];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应美国政府的征召加入到由兰格主持的专门从事情报资料分析的研究分析局,从事情报资料的收集分析工作[2];曾在中国生活多年、从事近代中国研究的戴德华则是陆军情报局副局长助理,担任驻远东地区代表[3];曾以《盐铁论――古代中国一场有关国家控制工商业的辩论》为研究论题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先后任密歇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中文教授的盖乐,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局的驻华代表[4]。其他如韦慕庭、卜德、普立查特、毕格、波顿等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或担任战略情报中心情报分析员,或到战时情报机构、战略服务署、战时经济委员会等政府部门服务。[5]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曾描述道:“政府的每一个机关都急需通晓中国情况的人才。我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4年间所结识的朋友,很快像佐料撒在菜肴上那样遍布华盛顿全城,每星期都有更多的人到来。”[6]
  太平洋战争之前,在美国,有关中国的知识教育一直被忽视。据统计,到1930年代末,所有美国高等院校中超过一半的院校没有开设一门有关远东的课程。在当时,甚至更多大学的管理者和教职员将有关远东的教育看作是一件“奢侈的事情”。[7]
  由于长期以来忽视有关中国的知识教育,致使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对军事和文职人员进行有关远东语言和社会文化习俗的短期培训。例如,为对新入伍的军事人员进行有关远东语言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培训,美国国防部推行了“特种军事训练计划”。计划要求新入伍的军事人员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防部所指定的25所高校接受为期6个星期至9个月不等的远东语言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培训。为培训那些即将到诸如中国、日本等地区任职的指挥官,美国政府还在西北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专院校开设为期6个月的“外国区域与语言课程”短期培训班。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海军语言学校,在维吉尼亚的夏洛特维尔设立陆军语言学校,以及成立多所如博尔德海军语言学校之类的特种语言学校。[8]美国政府所推行的这些培训计划的具体实施者,毫无疑问的是那些精通中文、熟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且仍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学家们。他们致力于撰写用于培训的教材,如毕乃德撰写有《远东与美国》和《中国:一种古代文明中的革命变化》等教材;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还组织戴德华、伊丽莎白・克拉克、钱伯林等编写了战时培训教材。[9]在具体的培训教学方面,嘉德纳、魏鲁男、赖德烈、毕乃德等中国学家是各种培训教学的骨干和主力军。有学者曾指出,“那些仍呆在大学校园的远东专家非常繁忙”,尤其是那些参加“特种军事训练计划”院校的远东专家们,他们“有着更为沉重的额外要求”,因为培训教学任务“主要是由他们(仍呆在校园的远东专家)承担着”。[10]
  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远东地区并不是一个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区域。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使命以及这一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已经使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日渐紧密,但是美国公众却并不关注这一地区”[11]。然而,随着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参战,美国公众对于远东地区的兴趣急剧上升,“美国卷入远东战争,使得美国公众对于远东的态度产生了一场至关重要的革命”[12]。满足美国民众了解和认识远东的迫切需要,战争期间美国中国学家们纷纷撰写介绍远东语言、历史、文化、社会、风俗以及东亚战争方面的战时出版物。由此,“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导致以学校、成人学习团体以及众多不喜欢看大部头著作的人为阅读对象的小册子的出版数量稳步上升”[13]。在这些战时出版物中,颇受美国公众欢迎也是最有价值的,有戴德华的《变化中的中国》、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的《战时中国》、赛珍珠的《告诉人民――中国的大众教育》、顾立雅的《中国书法》、卜德的《中国给予西方的礼物》、拉铁摩尔的《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亚洲》、罗辛格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战后重建的》等。[14]
  战争时期,一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在忙于上述新的任务同时,仍坚持中国问题研究。据统计,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除出版大量有关远东的语言教材、词典、小说、儿童类图书、见闻类图书、研究指南以及艺术类书籍之外,还出版了大约319部有关远东的研究性著作。[15]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学家撰写的,有很高学术价值。富路特的《中华民族简史》(1943)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卓越的综合性专著”,“恰如它的注释和目录那样,是以广泛的专题论著为基础”[16];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1944),被胡适称为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7];德效骞翻译的《前汉书》第2卷(1944),被称为是一本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18];此外还有如拉铁摩尔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944)等都颇被看好。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中国学家或到政府部门服务,或致力于帮助政府培训熟悉远东语言和文化的人才,或撰写旨在提高美国民众对远东及东亚战争认识和理解的战时出版物,或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些战前还不那么被看好的中国学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了美国社会最为忙碌、最为活跃的专家群体。
  
  二
  
  美国中国学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活动经历,无疑会对他们此后的中国研究产生影响。战后美国中国研究出现的跨学科合作、注重现当代中国研究等特征,与专家们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经历分不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费正清、卜德、韦慕庭、戴德华、拉铁摩尔等中国学家先后到战略情报局、陆军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工作。出于了解亚洲的情报收集和分析所需,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除聘请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外,还聘用了近千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为对大量情报资料进行有效分析以获取有价值信息,研究分析处打破“把不同研究方法分隔开的那种人为的障碍”,采用一套所谓的“战略情报研究方法”,即让许多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从事同一项研究计划的“小组合作研究方法”。1943年,为对远东城市供水系统的情报资料进行分析,分析处成立了由地理学、社会学、水利学、区域研究等学科专家组成的分析小组。[19]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情报资料分析方法与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一样,也采用小组合作的方法;其远东部中国组,由费正清、卜德和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心理学多年的夏仁德所组成。[20]
  这种战略情报研究方法,对于战后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兰格曾于1945年说过,“战略情报研究方法……为战后在美国大学里风行的地区研究和多学科合作项目铺平了道路”[21]。确实这样,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中国学家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时,大多喜欢“单干”;而且所采用的主要是语言学、哲学等人文科学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处于“普遍的无知状态”。[22]由于受战略情报研究方法的启发,那些战争期间从事过情报资料分析的中国学家回到高校后便倡导跨学科合作方法。当时,费正清曾以《通过区域研究理解远东》为题撰文,他指出,应集中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远东这一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在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或是文学家们所熟悉的汉学方法基础之上增加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技巧”[23]。费正清还在哈佛大学推行区域研究,开设中国区域研究课程,他邀请政治学家卡尔・弗德里奇、社会学家塔尔考特・帕森斯、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等社会科学著名学者开设讲座[24],邀请不同学科方法的专家学者参与他所组织的课程讨论[25]。戴德华也在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推行“合作研究方法”,即由来自经济学、社会科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举行研究课题讨论交流。[26]很显然,费正清、戴德华等中国学家对于跨学科合作研究方法的倡导是与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经历分不开的。
  同样,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学家转向对现当代中国研究,与由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导致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中国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兴趣不大。20世纪30年代末,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叶利绥公开宣称,“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件是单纯的新闻工作”[27];费正清亦曾言,“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对正规的近代远东的学术研究很少有兴趣”[28]。总之,战前众多中国学家囿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惯性,不愿过多地接触现实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非学术性问题。[2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和民众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现状方面的知识。然而,美国的中国研究却无力回答现实中发生的这些问题。美国中国研究的现状与现实需要的巨大差距,无疑对美国中国学家产生极大刺激。在这种刺激影响和现实的迫切需要之下,一批中国学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如罗辛格对战争期间中国政治的分析研究;洛辛・巴克对四川农业的考查;饶大卫对当时中国政府内部权力关系的论述等。[30]据当时调查,1942―1945年,3年间美国出版了69部比较重要的有关远东问题的研究著作,其中研究现当代中国的有近20本。[31]
  战前沉浸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中国学家,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政府的召唤下走出学术象牙塔,投身于现实社会。中国学家得以零距离地接触、了解、观察中国现实社会,随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入了解和对现当代中国研究产生兴趣,他们认识到研究的紧迫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费正清被征召到战略情报局,1942年至1943年12月,在中国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4年转入陆军情报局工作,1945年被再次派往中国协助陆军情报局驻华办事处主任开展工作,一直到1946年7月回国。费正清的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实际。正如费正清自己所说,“我曾经取得更多的有关1942―1943年中国情况的切身体会”[32]。费正清回哈佛执教后,积极推动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回忆说,“作为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我在约翰从战乱中的中国回来后,在哈佛遇见他,我们马上被他的不可阻遏的紧迫感所感动”;这种紧迫感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我们对现当代中国的理解”。[33]韦慕庭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41年以探讨西汉奴隶制度为论题获博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美国国务院征召担任战略情报中心的情报分析员,并被派往中国工作,1943年至1946年间,先后旅居昆明和上海。这期间,他开始观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段经历促使战后韦慕庭的研究兴趣转向近代中国。关于他的这一转变,台湾学者张朋园说过,“这三年的经验,引导其兴趣渐渐转变,成为日后倾力研究国共两党历史的伏线”[34]。卡梅伦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远东问题专家曾经是在学术象牙塔中保持超然态度的话,在战争期间这种态度理所当然的被他们抛弃。战争期间的经历和对远东研究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教学与研究”[35]。
  战后美国汉语教学方面的变化与中国学家战争期间的经历有关。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汉语教学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林德贝克曾言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院校所开设的汉语课程,主要是为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36]。卡梅伦也曾指出,“在美国,外语一直以来只是作为理解外国文化和研究工具而教授,强调的是阅读而不是听说……这种方法在1941年前的远东语言教学中是非常流行的。”[3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各种短期培训计划,旨在使接受培训的人员在短时期内掌握汉语、熟知中国历史文化。很显然,如果采用战前的汉语教学方法,将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为此,那些承担培训教学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尝试对学员强化语言训练,在教学中注重现代汉语的听力和口语表达。这种汉语教学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大批学员在接受过培训后能熟练运用汉语。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年青人来说,远东语言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38]这种在战时培训计划中所尝试的汉语教学方法,战后被参与教学的中国学家带到各个高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在汉语教学中所采用的都是这种注重听说的方法。[39]
  诚然,太平洋战争及中国学家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和对战后中国研究的影响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加赘述。费正清曾就太平洋战争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评论说:“对于亚洲研究的发展而言,最大贡献者莫过于日本的陆海军,它在一夜之间给予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的资助与鼓励远远超过了这之前二十年和平时期所提供的。”[40]事实上,太平洋战争对于中国研究的重大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费正清所说的资助与鼓励,相当程度上在于推动了战后美国中国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等方面的转型,开始了有别于欧洲汉学研究路径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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