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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

作者: 陶然

  摘 要:《话语的秩序》是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文中详尽地探讨了影响话语秩序的限制系统。一般总结为“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基于对话语秩序的认识,福柯又提出了反向原则、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方法论作为区别于传统的话语分析方式,福柯为揭示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秩序,还提出了批判性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话语分析方法。从此福柯对话语的分析进入了权力谱系学时代。
  关键词:福柯 话语 秩序 权力
  作者简介:陶然,男(1988-),湖北十堰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福柯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早期的“知识考古学”转向了后期的“权力谱系学”,作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过渡,就是福柯在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所发表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而在此之前,福柯已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四部著作,在法国及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些著作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模式探究了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学话语、心理学话语、语言学话语等的来源、构成以及社会历史效应,在这些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视角对“知识”的构成及演变过程进行“考古学”的分析,因而“话语”这一术语在《知识考古学》中也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1]。《话语的秩序》一文标志着福柯的研究进入了“谱系学”阶段,福柯的话语分析工作的重点也由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及其与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与知识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为其研究领域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2]在这个假设之后,福柯紧接着又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用来“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基本程序,这些程序由一系列的约束规则所构成,这些规则可总结为“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福柯从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影响话语秩序的各种因素,对话语的控制使得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在特定的规则下有序进行。
  一
  福柯从话语的外部环境入手,揭示影响话语的生产、流通、分配机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对话语的排斥机制,这种“社会排斥”包括三条准则:(1)禁律原则。人们说话必须要分时间和具体环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不分时间、环境地讲任何话语。这便是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客体的限制,言说场合的仪式化及规则化和言说主体的特权或权力限制。它们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补强,形成了一张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福柯认为禁律原则借助于话语外部所处的历史、社会机制,揭秘话语与欲望及权力的关系和话语存在的双重原因,话语就是权力,表明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3]。(2)区分和歧视原则。这一原则是权力对言说者进行区分,它排斥荒谬,讲求言语逻辑,只接受和认可其中特定类型的言说者所讲的话语,而对另外类型的言说者的话语加以否认和拒斥。比如说对理性与疯癫在内的非理性的区分,欧洲数百年来疯子的言语要么无效,要么就是被当做真理;要么作为非理性而被拒绝,要么被赋予正常人所谓的理性。由于疯癫和理性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疯人话语从来没有像理性话语那样流行。福柯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着话语实践,即使通过新的体制进行不同方式和不同路线的运作,理性与疯癫的区分仍然存在。(3)真理意志。“真理意志”也可以称为“求真意志”,这是对话语进行排斥的最为有效的机制,更需依靠社会制度的支持。它有一整套实践制度,如书本教育、书籍出版、图书馆、实验室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真理意志一旦得到制度化的支持,还会对其他话语形成某种限制和制约性的权力。因此,真理与谬误的划分也是一种历史的、可修正的和制度性的话语限制系统,真理意志对言说“真实”话语的权威性是由权力所决定的。
  二
  福柯又分析了话语内部内部发挥作用的约束原则,“因为这是话语本身自行控制,即充当分类、排序、分配原则的那些程序,此时似是要控制话语的另一维度:事件和偶然性。”[4]从这种约束原则中可以归纳出三点准则:(1)评论原则。评论一方面通过评论文本(如那些仪式化的宗教教义、法律条文)而无限重复生成新话语,这类话语并不是对原始话语的简单复述,而是要诠释暗含其中的多重或隐蔽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要立足于文本,说出文本之外的话语,以形式的同一性和意义开放的多样性来消除话语中的偶然因素,对文本进行完善。(2)作者原则。在这里作者并不是相对于读者的一个概念,也不是言说的个体或创造文本的个体,而是话语意义统一的来源,是把各种纷乱虚构的语言连贯统一起来并赋予其现实性的话语组合。作者变成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为某些特定的话语所要求和规定,却为其他的话语所遮掩。福柯认为作者要采取自我和个性的同一性来限制话语的偶然性,实质上是对评论原则某种程度上的补充。(3)学科原则。不同于作者原则,学科是由一个客体领域、一套方法体系、一组所谓的真实命题、一系列规则和定义以及技术与工具来定义的,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匿名系统,谁有需要就可以使用,无须将发明它的人联系起来。各种学科的存在要遵循某些必要的条件和规则,它们对知识进行类比和整理,把所有不能类比的东西排除其范围之外。学科原则又与评论原则相异,因为学科不是要重新发现、解读话语的意义,也不是要重复某种同一性的限制作用,而是要建构新的陈述话语。学科在其自身的系统之类也有真假命题之分,却并不影响学科对话语的操控,假命题也需在话语实践中得到认定,受到话语的监督。正如福柯所说“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5]
  三
  福柯提出了第三组限制话语的原则,这组原则涉及话语主体的使用权限。它不是用来控制话语,而是用来控制言语的主体,对话语的使用者给予一定的规范。有些话语领域对所有的话语使用主体开放,有些话语领域却是禁止和限制大部分的话语使用主体,正是在限制系统内交换和交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福柯描述了对于此类的四种限制。(1)话语仪规。宗教、法律、医学和政治等话语系统都取决于对仪式规则的利用,仪规帮助确定话语主体所处的地位和即定角色。(2)话语社团。它的功能是保存和生产话语,因此必须依据严格的规则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流通和分配话语。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权力的色彩,在话语主体的使用过程中,听说两方的角色是不可置换的。(3)信条。信条不同于话语社团,它在话语个体数量的规定上是不受限制的,同时也是”作为忠于某一阶级、社会阶层、民族、利益、反叛、抵抗或接受的标志、表现和手段”,[6]它想从话语圈子的封闭中冲出来,让自己得以传播。信条通过某些特定的陈述并以这些陈述为基础来分辨言语主体,从而来划分正统和异端;反过来又以言说主体为基础来分辨陈述,从而来划分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因此,信条导致的“从属”是双重的:言说主体对话语的从属及话语对作为组合的言说个体的从属。(4)社会对话语的占有。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和机制来对知识或话语进行分配,这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对话语使用主体的控制。教育就是最主要的代表,“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7]
  四
  基于对话语秩序的认识,福柯还提出了反向原则、断裂原则(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方法论作为区别于传统的话语分析方式。在《话语的秩序》中,这四个原则可以被归纳为事件、系列、规则性和可能性条件,与创造、整体、本源和意义相对立。后四个概念实际上主宰了西方传统的思想史,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讲,传统的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企图最终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福柯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或对应的四个基本概念的运用,来展开一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揭示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秩序。这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性分析。批判性分析针对的是包围话语的机制,即通过上述“反向原则”的运用来区别和揭露话语的控制规则(如排斥、限制、占有等),分析它们按照何种需要得以形成,又如何被修正和置换,它们对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有效地施加了哪些限制,还需必须分析它们形成的话语规律性,从而解开束缚话语的禁忌之网。二是谱系学分析。谱系学分析针对的则是话语有效形成的系列,即通过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运用来探讨话语是怎样通过、忽视或借助于这些限制系统而形成的,对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来说,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出现、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又是什么等等,它要在话语出现的地方发现话语,即便它是与限制它的体系一同出现。批判性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任务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替、相互支持补充的。
  结语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表达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话语的结构和组合规则;另一方面是权力对话语的监控,也是一种对话语的传播、范围、内容和使用进行调控的结构和程序。这里对《话语的秩序》作出的归纳和分析就是为了突出福柯理论的一个核心:权力。“真理”和“权力”是福柯在文中所要论述的两大主题,在福柯看来,“真理只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被权力所认可的暂时的有用性东西而已”。[8]由于纯粹的知识总是受到权力的压迫,真理难以在权力面前展示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并且在权力的筛选下,话语也就无法以其语言的形式展现社会冲突,反而成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权力把话语中包含的危险性的东西剔除出去,只留下所谓的“正确”的东西。因而话语被理解为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要受到权力的制约,更是权力的产物。“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9],它规定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这些从话语个体嘴里说出来的言论必然要受到以“机构”方式和政治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这样一来,话语分析就转变为某种方式的权力分析了。
  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的论述已经隐约地展现出一种新的意识观念,即:权力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力量,它更是一种制造、监督话语的肯定性力量。权力体系对认知的调控及对话语的监督,使得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受社会历史制约的话语)的主次关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权力――知识观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开始盛行。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2]、[3]、[4]、[5]、[6]、[7]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肖涛译、袁伟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第3页、第8页、第14页、第16页、第17页。
  [8]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福柯的迷宫》【M】,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0页。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5页。

论文来源:《青年文学家》 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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