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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红楼梦》的女性崇拜意识

作者: 冯秀茹 崔会拥

  摘要: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生动地描写了形态各异的女子。本文拟就《红楼梦》中的女性崇拜展开论述,分析了《红楼梦》的女性崇拜的根源、体现及其研究的意义价值。通过论证《红楼梦》中的女性崇拜,笔者试图说明:《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乃因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它大胆地否定了令人窒息的男性文化,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意识缺席的传统,从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 女性崇拜 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男性几乎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扮演着社会生活的主导者角色;女性则长期处于被损害受欺压的地位,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被严重地边缘化了。我们以妇女文化――妇女观为例,中国曾是一个有着久远的专制历史的国家,所谓国与家同的宗法结构与“君、臣、父、子”规范了等极结构,而对中国女人,更是处在宗法制度加封建礼教的双重压制之下。所谓的伦理纲常铸造了中国“枯萎”的女性文学。即使是现在,在深层结构中,中国的妇女观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仍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化的束缚,广大女性仍然在“寻找男子汉”和“争做女强人”的相悖的精神状态中挣扎。在父权制度下,女性“是反映男性欲望的他者,是男人随意交换和变更的对象”。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尽管有所改变,但贬低妇女的潜在思维结构,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尤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这种观念仍有很大的市场。例如,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作者们对《金瓶梅》中人物潘金莲和武大郎命运的评价,突出了潘金莲在父权制度下文学形象的悲惨结局。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潘金莲其实是封建父权意识的牺牲品,其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通奸,纵然与真正的爱情相去甚远,却至少是两厢情愿,在性爱道德上是有情可原的,而武大郎之死,在深层意义上,其实是死于他要顽固坚持的父权。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更久,女性一直在父权制度的文学中受欺凌、轻视、排斥甚至诋毁。
  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个至性至情、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直至此时,中国小说中才有了对女性真正的尊重,甚至对女性的崇拜,这成为中国女权思想史上一个闪光点。《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样也是“女性崇拜”情结的一次精彩演绎。当然,这不仅是由于作者对当时封建父权制下文学中对女性排斥的抵制反感的态度,而且也有着历史、思想和文化上的渊源。如第一回: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衩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观点,即女高于男,重于男,优于男。曹雪芹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毫不隐蔽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对女性的赞赏之情。在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本属于男儿的责任,而曹雪芹一反传统观念,浓墨重彩描写了女性的胆识、气魄、手段等治家理事的才能,把她们一个个描写得德才兼备,诗做得比宝玉好,知识比宝玉渊博,这些才女抚琴绘画,颇似现代的文学沙龙,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想象的。而书中像贾政、贾珍等男性则是一派碌碌无能的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女性的态度有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的倾向。
  《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女性文学。贾宝玉生于其中长于其中,和众多女性有着理不清的感情纠葛,但其情重在“男女”。秦可卿――情可情,秦钟――情种;秦钟和智能的约会等不过是表示男性对女性的倾慕。其间许多“别样女子”的描写都根基于一个“情”字,这里的“情”并不仅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还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平等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宝玉对香菱的同情。第二回写香菱和苕官、蕊官等玩耍,几个人斗起了嘴,香菱被苕官压倒,两个人滚在地上,弄脏了香菱的裙子。宝玉看到她的脏裙子,担心薛姨妈“老人家嘴碎”,回去看到了,“又一个说不清”,于是建议香菱换一条一模一样的,免得姨妈生气。香菱笑道:“就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宝玉听了,欢喜非常,忙忙地回来,心下暗算:“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的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卖于这个魔王。”这里,宝玉的内心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香菱的同情心。这个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曹雪芹通过这些故事,透出了在那样的封建家族里,还有超越“男女之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同情,这种关心和同情透射出对女性的呵护与关怀,对女性的可贵平等精神。还有一类关于“情”的描写突出了反封建的意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剧;“三春去后诸芳尽”,惜春正是从她姐妹们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发修行等旨在表现对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迫害,使女性成为牺牲品的反抗。因此曹雪芹特别注重“别样女子”的别样性来表明他的观点。《红楼梦》中写宝玉有许多女性崇拜的言辞,如第二回:
  (冷子兴)冷笑道:“(贾宝玉)说其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我便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
  贾雨村冷笑道:“说起来可笑;他(贾宝玉)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容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
  宝玉这些“理论”的核心即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即“女清男浊”。而所以“女清男浊”,曹雪芹的解释是因为天生所秉不同。第二十回作者表达了贾宝玉之意:
  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这里表明了《红楼梦》鲜明的女性崇拜意识。《红楼梦》专一称扬女性,恶男子,尤其是富贵家的男子。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宝玉既以男子为“浊臭逼人”,更把自身也诅毁为“泥猪癞狗”,“粪窟泥沟”,等等,这些描写给人以鲜明的抑男扬女的态度。
  贾宝玉的“女清男浊”,实质是由女性崇拜之情所带来的对身为男性的自己的极大不满及忏悔。他身边的那些女性,无一不洁净美丽、聪明可人;而反观他身边的男性呢,却无不愚浊粗鲁、迂腐可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难怪宝玉要高呼“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了。宝玉自惭情结表现为:在平常和女孩子们交往时总是显得很谦卑,从不敢违逆她们,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了。他常常自卑,称自己为“须眉浊物”、“怡红院浊物”,等等(见第七十八回)。正是因为对自己身为“须眉浊物”的惭愧,他痴迷地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甚至连丫头的气也心甘情愿地受:“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见第三十五回)。在贾宝玉身上,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秩序被颠覆了,他固执地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见第二十回)。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崇拜主义者,他真心坚信“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真心坚信“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些面目可憎的“渣滓浊沫”,有草菅人命的花花太岁薛蟠,有淫荡无比、“皮肤淫滥之蠢物”贾珍、贾琏,有年老无耻的贾赦,有“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贾政,更有逼死迎春的“中山狼”孙绍祖,败坏家门不思进取的贾环……这些男性人物,在带着光辉与香泽的女性人物形象面前,无不显得粗俗不堪,令人生厌。如此两相对照,更加突出了女性形象的伟大之处,亦表明了曹雪芹对男性文化的强烈不满,对女性鲜明的崇拜意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透露出的女性崇拜意识得益于宋元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成长起来的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市民思想的萌芽。宋元时期市民思想至明朝中叶发展为反封建的初步的自由民主思想,形成了一股动摇封建礼教传统的潮流,有力地冲击着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并推动了当时文学中女权意识的成长。明末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对女性才情学识的张扬,就是这种女权意识成长的体现。入清后,清代文学大都表现了对女性的宽容,甚至一定程度的尊重。例如清初的《长生殿》、《聊斋志异》等更多地是赞美佳人,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女性崇拜意识。男女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作品中表现的女子同样有才华和能力,而且胜过男子,男子受女子摆布,这是以前文学作品中不可想象的。因此《红楼梦》中的女性崇拜意识的确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改朝换代对男女思维观念的改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清朝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封建礼教的影响逐渐削弱,社会上尊重女性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父权制度下,对女性的态度仍然很保守。著名文人曾衍东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颇为称道,但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评价甚低。其云:“今小说中《红楼梦》一书,虽无亵秽字样,而实则淫辞之书。若《金瓶梅》等书,直写直说,闺房中断无有看之者。而《红楼梦》同一狎亵,却此时姑娘太太无不细诵而心维之……余以为作《红楼梦》之罪,更浮于作《金瓶梅》。”
  从以上论断可以看出,曾衍东虽是片面之辞,但也从侧面推想以他这样诋毁《红楼梦》的态度,对女性价值的认识也应当是保守的。而曹雪芹,奋力举起女性至上的大旗,不管当时世俗,称扬女子“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动摇了男尊女卑封建传统的基础。当然,在当时,其妇女观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关注,可以想象,当时类似反对的声音是占上风的。因此,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是无法翻身的,文人们只能通过其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唐白居易《长恨歌》云:“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其托言明志,道出了封建父权制度下有条件的女重于男的事实,但实质上仍是男重于女的事实偏见。然而,曹雪芹却能无条件地尊重女性,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性而贬低女性。《红楼梦》通过对女性的极力赞美,否定了父权制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秩序,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意识缺席的传统,这一“创新”所产生的震撼力是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作品也无法比拟的。仅此一点,已足以使《红楼梦》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达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而在当时,曹雪芹已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更突出表现了当时我国女权思想的重要发展。而《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对于研究我国女权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杜贵辰:《古典小说与传统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杨思聪:《西方文论批评选读》,高教出版社,2002年版。
   [5] [美]O・V・魏勒:《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作者简介:
   冯秀茹,女,1978―,河北保定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崔会拥,男,1975―,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来源:《作家·下半月》 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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