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邂逅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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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青蒿素获颁诺贝尔医学奖，中国科学界终于实现了诺贝尔奖“零的突破”。普罗大众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研成果往往比较陌生，恐怕这次也不例外。然而，本人却对青蒿素再熟悉不过，小小青蒿在遥远的非洲也拯救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生命。
　　时光倒转到上世纪80年代，我随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公司大队人马远赴东非乌干达，参加3号公路建设工程。乌干达虽地处赤道，但属高原气候，气候宜人，常年蓝天白云，红土地上鲜花盛开。然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各种恶性疾病在乌干达十分猖獗，艾滋病自然跟我们无缘，登革热、昏死病的疫区离我们的施工地点很远，也不构成威胁，最大威胁来自于疟疾。
　　当时，中国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之外，疟疾已经绝迹。去非洲之前，只听做医生的父亲讲过，疟疾就是打摆子，发冷发烧而已。
　　那时候仗着年轻，身体壮，也不把疟疾放在眼里。一天傍晚收工后，我穿着裤衩在院子里冲凉，冲着冲着，觉得越冲越冷，冷得我全身打战。我不敢“恋战”，将身体草草擦一下，赶快穿上衣服。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蜷在被窝里的我，不管盖上多少被子，还是冷得牙齿打战，全身上下直抖，像什么都没穿似的。一阵冷过，好容易从“冰窖”里爬出来，全身又开始高烧发热，热得全身滚烫，像掉进了蒸锅，烧得我只说胡话，一个劲儿数窗户上的木条：“1-2-3-4-5……”好容易高烧退去，又开始发冷，而且全身骨头发痛。如此这般，从“冰窖”到“蒸锅”，又从“蒸锅”到“冰窖”，折腾得人死去活来。
　　去非洲之前，我们都服用了奎宁，预防疟疾。岂料乌干达的疟疾属于恶性疟疾，加上多少年来疟原虫已对一般抗疟药产生了抗药性，法国人发明的奎宁根本不顶事。
　　眼看人实在是不行了，大伙儿星夜驾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中国医疗队。那年头，中国向非洲许多国家派出了医疗队，为当地人救死扶伤。云南省因为与乌干达同属高原气候，对恶性疟疾治疗有方，遂由云南昆明医学院派出医疗队。到了医疗队，中国医生立即给我注射一种名为蒿甲醚的淡黄色针剂，这种从青蒿素提取的中国神药终于把我从死神那里救了回来。
　　然而，人一旦被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叮咬，疟原虫就会寄生于体内，疟疾就会反复发作。我们施工队伍虽全是男人，但都要来“月经”一一疟疾就像妇女定期来例假一样，过段时间就要发作，我们戏称来“月经”。平时，施工队伍“非战斗减员”不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疟疾发作卧床不起了，不管是体壮如牛的平地机手，还是身材矮小的总工程师，到时间说倒就倒。施工队伍里流传一句话，叫做“不管官大官小，打起摆子一样的抖”。
　　不光我们中国施工人员，负责监理工程的英国监理工程师打起摆子来，一样抖得死去活来。高傲的英国人仗着对乌干达这块原殖民地多少年的耕耘，携高级奎宁类疟疾药物有备而来。岂知蚊子叮人也不分尊卑，几个回合下来，平时趾高气扬的英国监理工程师低下了头，只好向我们索要中国神药。自从领教了中国神药后，英国监理工程师虽然仍坚持工程质量标准，但对我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即使对施工不认可，也会善意地提出一些整改的好建议。中国神药收到了意外的“疗效”。
　　中国神药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还是乌干达人。我在中国医疗队住院治疗疟疾时，恰逢乌干达卫生部部长来访。医疗队翻译出门在外，队长把我从病床上拉去做翻译。卫生部部长在讲话中代表乌干达人民一再感谢医疗队，大力赞扬医疗队的中国神药。据卫生部部长说，乌干达上至总统穆塞韦尼，到他自己妻子儿女，再到平民百姓，除了中国医疗队的针灸按摩之外，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疟疾神药。
　　中国神药之关键，后来由一个反面实例也得到了证明。我所在的施工队有一位翻译，原为重庆外语学校教师。他远离妻儿，辛辛苦苦在乌干达奋战数年，多少次车祸幸免于难，一次次枪击被他躲过，一次次疟疾起死回生，好容易挣得一点点有限的美元回国，岂知他阴差阳错，将救命的中国神药放在了大行李箱里交付托运，只身从北京乘火车回原籍。岂料路上疟疾发作，没了救命的中国神药，可怜的他还没回家跟望眼欲穿的妻儿见面，就被疟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从非洲回到中国，再移民到加拿大，我一直将中国神药带在身边，因为离开疫区后，体内的疟原虫仍会寄生在体内一段时间，疟疾仍有可能复发。多少年过去了，我家药箱里，中国神药的药盒已经变色，疟疾也已经离我远去。我端详着药盒，回首往事，心怀着对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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