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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阶级”惹得祸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散发人

  59岁,因王献之的小女玉润夭折,王羲之悲痛至极,病情加重,不久离开人世。当时的朝廷,欲赠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王门诸子遵父遗命,固让不受。这一年,王献之刚刚18岁,王献之亦不长寿,在世43年。
  唐朝的张怀瑾在《书议》感叹,“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书不宗晋,皆成野道,王氏父子可以说是书法史上的两座丰碑。
  纵然,他们可以笔走龙蛇,驰情书法,或者在道家丹法、经书里,寻找归宿。只可惜,父子二人的人生都是悲剧。王羲之父子,生在大贵族,都曾位极人臣,名噪一时。与君王亦师亦友,谈笑间,有鸿儒,修行处,常伴僧道,为时人追慕,简直是政治、文化双料明星。可是,中年时期的宦海沉浮,门第倾轧,依旧使得王羲之身心俱疲。王羲之,如果没有出生在王家,可能不会是书法家,也可能不会学道,也可能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间。
  家学、阶级、门阀锁定了王羲之的一生。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深入地解释了晋朝山东望族信道教的渊源。王羲之的家族南迁之前,就有信奉道教的传统。有个小窍门可以很快地分辨出,晋朝的道教信徒,就是名字的结尾是不是带了一个“之”字,这个尾字是道教徒的一个标志。所以,王羲之的“之”代表了他的信仰。
  家族不但决定了你的信仰,也决定了你的前世今生。
  为了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可以说说魏晋清谈,或者所谓的“竹林七贤”。可能,有人会认为,王羲之晚年辞官归隐,寄情山水,做个实实在在的道教修行人,是一种脱俗的表现,好像前一时代的“竹林七贤”。
  他按照道教的风水学,选中了“金庭”――背靠瀑布,前拥五老峰,左右卓剑、香炉并峙,进入道家概念里的宝地修行。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上清派”的修行胜地,不能说,没有王羲之的因缘。
  可是。这背后还有另外的缘由和意义。
  ”魏晋清谈”,看似孤骄性傲,抵斥名教,说白了,就是在野的道家族群对抗儒家信仰的司马家族。两个不同文化族群的较量。把问题扯得再早一些。汉末曹操为了迅速地登上政治的顶峰,利用的是法家学说,鼓吹刑名法术,打压儒家族群,成功地掌握了大权。可惜,气运不长,司马懿家族代表的儒家,来了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的更迭只是表面的现象,装束一换, 扭脸,西晋建立,司马家族代表的儒家最终有了话语权。
  可是,在野的曹操家族遗老不甘心,如何表现自己的传统呢々他们没有渠道表现法家的传统,“刑名之学”无处施展,只好换了道家的形式。如果,了解先秦诸子的人,应该知道,法家与道家是最接近的,在《韩非子》里体现得最明显。汉初的黄老之术就是法家。后来汉武帝推儒家,曹操又推法家。总之,换来换去,就是儒法之争。
  所谓“魏晋清谈”,起初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合作以及对家学的坚持。可是,给外人看来好似荒诞不羁,其实,翻翻稽康、阮籍的家谱,倒数几代都是曹魏的后人。他们对抗司马氏主张的儒家名教,就好像明末的遗老,不仕清廷,都是一种新旧族群文化传统的对抗。
  不新鲜,都是阶级惹的祸。
  时代的思想潮流总是展现“生、住、异、灭”,“清谈”本来是一种政治对抗,后来却成了文化形式,好象切・格瓦拉本来是政治人物,可是,他被前卫青年印在帽徽和T恤上。清谈也是这样。东晋南迁,敌人和朋友都变了,大家族忙着搞政治,急着与江浙地区的大小“土匪”交朋友,落地生根,政治挂帅。
  同时,他们很怀念中原或者叫做“中国”的生活方式,所以,道教信仰和热衷书法成为了怀旧表达的文化符号,不是最初的政治表达。更好玩的是,很多南迁的贵族很怀念中原洛阳的生活方式,甚至于采取“哭”的方式。大概当时中原的“哭”比较讲究,很有形式感,南迁的士族常常会在聚会的时候,模仿性地哭一段,以此作为对记忆里中原文化的追思。
  王羲之,出生在这样的时代,他的思想里充斥着各种思潮,所以,造成了他的书法和道教信仰。
  王羲之的身边也不只是道教亲友,还有佛教高僧。早期在中国传播佛教的高僧大德,也是王羲之家里的常客,比如支遁。在这些聚会上,高僧们为王羲之这些中国绅士讲解大乘佛法,比如《维摩经》,而王羲之则还以道家的经论。
  一次,王羲之问支遁和尚,“《逍遥篇》可得闻欤?”支遁和尚下笔千言,不但辨析旧学说,而且畅谈新义理。词藻惊绝,一时传为佳话。
  如果,生在中世纪的欧洲,他可能是莫扎特;如果,生在清朝初年,他可能就是曹雪芹。也许他们都是一个生命的因果相续。王羲之所在的家族、年代和“阶级”,成就了他一生的威名,也成了他一生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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