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耀成与他的“穷人门诊”
作者 : 未知

  行医6年,他自愿放弃收取的费用早已超过了20万元。即使在今天,这也依然是一笔让人无法漠视的数字。
  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有着一张清癯的脸,一副瘦弱的肩。目光显得沉闷,于是也就很难穿透些什么。额上有很深的抬头纹;一种病态的疲惫弥漫全身。他告诉我他现在很累,有时真想一头躺下去再不起来。他说他半年前刚跟妻子离了婚,两岁的女儿被妻子带走,以后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女儿了。
  这么说着他叹了口气;转过头,目光很空洞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初冬的迷朦的天空。
  我知道,他如今面临的一切,都缘于他开了一家看病不收费的“穷人门诊”。为这,他的妻子与他吵闹不休。认真想想,他的妻子似乎也没有错。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需要一个经济富裕的家庭,需要有足够的钱将自己打扮得光鲜而体面,还需要一个能够嘘寒问暖、时时给她以体贴和关爱的丈夫,需要节假日全家外出时那份洋溢着温馨与恩爱的完整。但他却要在门诊里为病人忙碌,并且在病人需要的任何时候,提上药箱出诊。按理,这些矛盾也并非就不能化解。但后来他的岳父岳母加入了进来。他的岳父先后召开了38次紧急“家庭会议”……他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浪子回头”;山东人与生俱来的韧性与豪气使他昂起头义无返顾。
  接下来的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不可否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交换的时代里。除了财富和商品,可以用作交换的名目早已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情感、婚姻,女人的肉体、男人的自尊;关系、权势,地位的升迁、名利的拥有,等等。在交换的天平上这一切都已进入商品范畴,成了有力的砝码,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利器。根据这种交换的规则,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名叫武耀成的29岁的年轻人,原本可以用精湛的医术,为自己换取大量的金钱,换来优越的物质享受。然而他行医6年,已为1万多名患者提供了免费治疗。如果每位患者的医疗费按最低的收费标准20元计,那么,他自愿放弃收取的费用早已超过了20万元。即使在今天,这也依然是一笔让人无法漠视的数字。也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曾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甚至还有人怀疑他的动机。譬如,为了博取名誉、地位,或者,纯粹就是为了哗众取宠为了弄出点“轰动效应”。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门诊开办6年,他的生活绝无任何改变。1996年,他被评为陕西省杰出青年志愿者,这也是他迄今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但这却并不能从此改变他的一生,他也从未这么想过。他依然开着他的门诊,为那些急需帮助的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依然要风里雨里、不辞辛苦地出诊。如果说是为了“哗众取宠”,有谁会以6年多的时间,以失去妻儿、家庭为代价,来博取那短暂的“轰动”呢?
  在他那间狭窄的小卧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他讲起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一年,他刚从山东商河县应征入伍,在陕西省长安县的一家部队医院服役。有一天,他去县城,想照一张戎装像片寄给父母。路经一家地方医院门口,一阵哭喊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走过去,见一个中年农民垂头坐在台阶上,膝下一双儿女,身边坐着他的妻子,一家四口泪水涟涟,哭得凄苦。他询问后才得知,那农民患的是坐骨神经痛,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但收费单上开出的2800元,却是他们一家倾其所有也无力负担的。无奈之下,一家四口只能拥作一团,大放悲声。
  医院门口的那一幕,如此深刻地植入他的大脑,使他难以忘怀。走在路上他一直都在想:我要是个大夫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帮帮那可怜的一家了。
  他从此迷上了针灸。一有空,他就往中医科跑。后来,他买了一盒银针,又到病房要了些酒精棉球,一边看书,一边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节假日,他常跑到县城医院,扮作病人,让老大夫给自己扎针,细细地揣摩人家的手法与针感。回来后就一次次在自己身上试针,直试得眼冒金星,疼痛难忍。一次,扎错了穴位,浑身一阵瘫软,竟连拔针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低下头,用牙咬着,才将针从身上拔出来。
  这种不惮自毁身体的苦练,再加上从小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他的针灸技术有了飞速长进。他找到医院领导,请求进病房当针灸大夫。领导将信将疑地让他在两个病人身上试针,居然当时就见了效。他如愿以偿。
  1991年,他复员后留在了长安。他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开一家专为贫困患者治病的门诊。“因为医院门口那一家人抱头大哭的情景,我始终都不能忘记,我要用我的医术,为那些因为穷而进不了大医院的病人解除病痛之苦……有人说我亏,其实,我并不亏。不错,我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女儿,但即使我什么人都没有了,我也还有病人,他们需要我,在他们身上,我能强烈地感觉出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说着,起身领我去参观诊所的几间病房。病房的四面墙壁上悬挂着一面面锦旗,因为实在太多而显得很拥挤。我细细数了一遍,整整87面。
  87面锦旗,让我的心为之震动。
  在87面锦旗中,那块红布简朴得有点寒酸;但深蕴其间的那种重似千钧的分量,足以令观者动容。
  一块“穷人门诊”的大匾,挂在诊所的上方。
  匾是长安县斗门镇一位名叫韩玉芹的大妈送的。1991年,大妈因椎间盘突出症住进了他所在的那家部队医院。因为作了牵引,大妈无法活动;又因子女都不在身边,就有了种种不便。他那时正好是大妈的主治大夫。于是,他边治疗边为大妈提供义务护理。每天,他小心地背着大妈上下楼梯,帮她翻身、给她喂饭……这样的点点滴滴汇成了一条温暖与爱心的河,涓涓流进大妈的心头。“亲生儿子也没有这么照顾过我。武大夫,好娃呀!”采访时,大妈这样说,说得真挚、动情。
  大妈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他就复员了。等他的门诊刚刚开业,大妈就被人搀来了,执意要在他那间小诊所治疗。大概过了一个月,大妈的椎间盘突出症彻底好了,就连多年常犯的膝关节痛也连带着痊愈了。大妈心满意足地回了家。但是,却总有一种牵挂萦绕心头。那个心地和医术一样好的小武大夫是那样地让她放心不下。她就隔三岔五时常回小诊所,希望自己能帮助他做些什么。那些日子里,她对年轻的大夫又增加了许多的了解。她看见那些身无分文的患者,在诊所里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看到他们接受治疗后眉眼间真诚的喜悦与感动。她开始以一个老人的心态来思量在她眼前发生的一切。她想,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好大夫,现在到哪里找呀!   大妈最终决定给门诊送一块匾。她来到县城的装裱店,订做了一张大匾,上书“穷人门诊”四个烫金大字。她请人帮忙,将匾运到诊所。
  这张“穷人门诊”的大匾,显然比那块“武耀成对外门诊”的牌牌要响亮得多。从挂匾的第二天起,来诊所就诊的病人就空前多起来。四乡八镇、村村寨寨,那些腰腿有病或患偏瘫诸症的病人,被他们的亲属,用平板车拉到了“穷人门诊”。他的时间骤然紧张起来,就像一只被急鞭抽打的陀螺,几乎很难有工夫停下来喘息一会。病人在等着他。他的诊所面积太小,坐不下许多人。所以,不少病人只能在门外等。虽然已是初春,那风依然刮得凛冽。他心疼。他得抓紧时间,看完屋里的病人,好让门外等候的人早些进来。
  一天又一天,紧张的工作,加上永远也无法规律的饮食,使他的体重从134斤急剧下降到108斤。韩玉芹大妈心疼了。以往,她是隔几天才来门诊一次;现在,她每天都要到门诊来,像个在诊所工作的职员。除了做一切杂务,还管着他的一日三餐。大妈手巧,再简单的饭食也让他吃得有滋有味。“可不敢让娃亏了自个身体。”大妈说。
  “穷人门诊”的名气越来越大,与门诊同样影响深远的是他制作的医疗免费卡。卡上规定,凡五保户、烈军属、民办教师等,均可免费在“穷人门诊”接受治疗。除接诊时发放,他还在定期下乡义诊时,按照村上提供的名单挨家挨户送。如果没有免费卡,只要凭村里出具的证明,同样可以免费就诊。到去年10月,他发放的免费卡已超过了15000张。
  他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两年前,他就开始免费收徒传授自己的针灸技艺。他已带出的6个徒弟,家境一律贫寒,这也是他收徒的先决条件。他解释说,贫困人家的孩子有了一技之长,才有可能摆脱贫困。更重要的是,劣境中走出的孩子,往往更有责任感,也最具同情心。“我不要求你们回报我什么,我只需要你们在今后的行医过程中,能够尽力帮助那些需要你们帮助的人。你们自问能做到这一点吗?”他问。“能!”他的徒弟背书似的齐声喊道。他后来告诉我,徒弟们喊完以后,就都哭了。他说他当时感觉心里暖暖的,“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去年9月,他去西安出诊时,在钟楼边上看见一对破衣烂衫的老年夫妇,天正下着雨,他们的衣服早被淋湿。他看见老妇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断定那是明显的风湿症状。他走过去,掏出一张免费卡递给老汉,让他们第二天到门诊来治疗。老汉接过免费卡,很是犹疑:“好像听人说起过这事,只不知是真是假?”“明天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他温和地笑笑,转身走了。
  第二天,老夫妇真的来了,他为老妇人扎了针,歇针后又做了相关的腰腿按摩,然后让他们再来。如是者三。老太太的腿不瘸也不拐了。咧开没牙的嘴,老妇人一个劲乐,直冲他伸大拇指:“神了,真神了!”老夫妇俩离开门诊之前,他翻出几件衣服塞给他们,并掏出10元钱做他们回西安的路费。两个老人坐公交车回到西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商店扯了一块红布。拿着布他们找到西安书画院,想请个人将他们内心的感激写在布上。他们原本并不认识一个人,但他们在门口拦住的正是在西安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聂飞。聂飞听完他们的讲述,援笔挥毫,以潇洒的行书,写下了一行大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写完了,老两口问需要多少钱,聂飞说武大夫为你们治病不收钱,我替你们写字同样也不收钱。老夫妇俩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当然不知道,聂飞在当地有“只字千金”之誉。以他们捡破烂的收入,恐怕一辈子都付不起一个字的钱。
  很快,这幅红布送到了“穷人门诊”。在87面各式锦旗中,这块红布多少有点寒酸,但又有谁能漠视那种深蕴其间重似千钧的分量呢?
  在一条布满坎坷的路上,他走得很艰难也很坦然;因为他的内心正充溢着一种奉献者才有的快乐和充实……
  1996年9月间,在武耀成的生命历程中,是一段既沉重又繁忙的日子。不久前,他刚刚与妻子离了婚,妻子带走了他心爱的女儿。那段时间里,他还正忙着与西安东方传统针灸医学会联合筹建一个医疗扶贫基地,并打算联合省内的一批专家为患者义诊。许多的事情需要他亲历亲为,况且还有每天的门诊任务。他更加消瘦。但他没日没夜地干着,不让自己有片刻的停息。或许,他本来就想用紧张的工作冲淡家庭破裂的怅然与失去爱女的悲伤。但是,家的温暖和女儿如花的笑靥还是时常在他内心与眼前闪现,让他一次次地感觉与体味那种撕心般的强烈痛楚。这种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很灰暗,目光沉闷得无着无落。
  那次,他去终南山脚下的一户农家出诊,等赶车回来时已过了12点。门诊病房里住着病人,他的小卧室也让给一位远道来求诊的病人暂住。天太晚了,到别人家去借宿显然不可能。他于是在门诊对面的一根电杆下坐下来。初秋的夜风已很有些寒意。他将手伸进兜里,想给自己点支烟,但掏出的却是女儿的照片。昏暗的路灯下,他凝视着照片,想像着女儿那楚楚可爱的样子,鼻子一酸,便有一串清泪,慢慢地流过面颊,心情也瞬间悲凉且黯淡起来。
  不过这种灰色的心绪往往不能持续很久。筹建扶贫基地,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搞定。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决不能停止前行。
  忙忙碌碌地,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到1997年元月中旬,所有的事情都大致齐备。20、21号那两天,长安城里风雪大作。踏着厚厚的积雪,他去城里采购最后一批物品。他走得很艰难也很坦然,因为他的心里正充溢着一种外人无法体悟的快乐和充买。
  1月25日,“东方传统针灸学会医疗扶贫基地”的牌子挂上了“穷人门诊”。简单的挂牌仪式之后,是盛况空前的专家义诊活动。包括殷克敬、范维玲、罗兴中在内的15名全省知名的中西医及针灸专家,为数百位患者进行了义诊。当地百姓敲锣打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专家们的感激之情。淳厚的民风成为雪后初霁的晴空下一道最动人的风景。《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西安电视台等十几家新闻单位对此次挂牌及义诊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一时间,长安县有个医疗扶贫基地,武耀成办了个“穷人门诊”的消息,在三秦大地上不胫而走。
  义诊结束后,疲惫不堪的他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食不下咽。许多患者立刻赶到了“穷人门诊”,他们带来的蔬菜、白面和鸡蛋,在厨房里堆了一地。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看着躺在病床上、面色如纸经常被他们满怀敬意挂在嘴边和心头的“武大夫”,一个个忍不住哽咽泪流。
  他挣扎着倚坐床边。许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他让徒弟取来针盒,坐着给他们扎针。每次进针,他都要运起全身的力气,以致虚汗淋漓,鼻血流个不停。第二天,他的高烧依然不退。一位医生朋友带来两只吊瓶为他输液……患者还在络绎不绝地赶来探视。他左手挂着吊瓶,依旧坚持着给患者们扎针。那样的场景,现在的我们,恐怕也只能在那些高擎着主旋律大旗的电影或电视屏幕上才得以一见了。
  从许多人的口中,我听到对于上面这一场景的大致相同的描述。于是我深信,那一幕不是一次演出,而是生活里确曾出现过的一次真实。其中的主角,就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面色苍白、消瘦、羸弱的年轻人。我内心涌动着一种无言的感动。
  我们都被社会的高速运转带动得匆匆忙忙。我们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做一些有利于别人的事情。在某些人的心里,奉献这个词事实上早已成了一种虚弱又不无矫饰的自我迷醉。我们不得不承认,爱心正在成为一种需要拯救的社会风尚,一种急需大声唤醒的良知。但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居然在困苦中长久地、艰难地做着许多人都很漠然的事情。我真的希望,他用真情播下的种子,有一天能够长出一片葳蕤的森林。它的绿荫,将覆盖人世间所有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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