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你得付出尴尬
作者 : 未知

  由于生活的教育,我把朋友分为两类:一类是怕涨价的;一类是涨不涨价无所谓的。怕涨价的常见,就如我辈生活在小康之外,又孜孜不倦为之奋斗终身的平头百姓。不怕的也有,时兴的叫法有一种颇为通俗的学名―大款,目前来说,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属于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时下,最能叫人平衡的地方就是牌桌。面对麻将,无论贫富,人人平等。因此几个穷哥们儿常常邀集一大款参战,下好了套儿,小试牛刀。大款在输掉九牛一毛之后,也常常被迫请客,几轮扎啤下肚,往往口吐真言,有一次说:每一个发家史背后都有一本辛酸账。
  这是的的确确的真话。平头百姓经常被生活琐事困扰,为了面包东奔西跑。而大凡清清白白凭正当手段独立奋斗起来的大款,他们所承担的痛苦是常人不能想像的。
  朋友告诉我一个款姐定律,她们的经历大都复杂,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傍了大款鸡犬升天;一种是自力更生发财致富。A就属于后一种。因为此人不愿透露姓名,故暂且称她A.
  我与A的认识比较偶然,是在一个朋友套朋友的连环饭局中。谈话的起因是,我们都不认识摆在面前的一种白色的很好吃的东西。A约有30几岁,颇具成熟女性的魅力,穿一件红色丝绸对襟棉袄,一副望穿秋水的模样。后来我从朋友嘴里掏出她的底细,她的钱买一个五星级饭店不成问题,她的经历足够好几个琼瑶写一辈子。
  很久很久以前,A的家族非常兴盛。她的爷爷手里有几个厂子、商店,还有汽车。父亲顺理成章地娶了母亲―一个巨富的女儿。后来由于那个时代的没落,家族也没落了。爷爷被枪毙,亲戚们作鸟兽散,只有她的父母留下来。日子固然很艰难,更难的是父母不和,天天争吵不休,后来简直视同陌路。她和弟弟生长在社会的夹缝里,天天面对冷眼、打骂。邻居们都说,这两个小东西压根就不该生出来。若干年之后,父母抛弃了他们去了国外(因为母亲家族仍在海外有很大势力),一出国,两人立即分居,留在国内的姐弟俩只好相依为命。A的血统里充满了家族的个性,她自信凭着自己的双手能够养活年幼的弟弟。可她哪里懂得,命运并不想给她平安生存的欲望。
  一个秋日的下午,A劳累了一天从纺织厂下班回来,推开自家小院的门习惯地喊了几声,弟弟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也没有出来迎接她,院中那棵老槐树的黄叶落了满地,她踏着落叶“沙沙”向前走的时候,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感,她疾走几步,猛地推开门,一种可怖的情景把她吓呆了:弟弟被人用铁丝勒死!铁丝在脖子上打了好几个结。弟弟挂在空荡荡的墙壁上,像一个提线木偶,耷拉着脑袋。她“啊”地大叫一声。当邻居们赶到时她已不省人事了。
  凶手是谁?没有任何线索,不过她的内心有一种直觉,下手的一定是母亲家族的人,而且跟财产有关。她发了疯似地四处奔跑,公安局也查了又查,但找不到半点证据,此案成了无人敢问津的死案。那年她还不到20岁。
  A绝望了,她在中国唯一的生存理由被切断了。她在悲伤和恐惧中度日如年,她是如此渴望温情,而那一点点温情也彻底泯灭了。很明显,下一个被杀者就是她,她决不能坐以待毙。她想尽办法离开了祖国,离开时她只有一个念头―报仇!“我要为我的弟弟报仇!”
  转眼就是10年。10年可以磨灭很多人,也可以成就很多事业。她就是很少的成功者中,立于峰巅的一个。回到祖国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大款。在异国的商场上,凭着家族智慧与坚韧的基因,摸爬滚打地创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但她说她的精神从没有愉快过,她的心中一直缠绕着那个景象:可怜的弟弟被挂在墙壁上,像一部书的名字《撕碎,撕碎是为了拼接》。回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报仇!
  她花了很多钱,动用了许多人力物力调查、搜寻,可金钱并不能告诉她事实,而且毕竟10年了,人们走的走,死的死,甚至连当年的办案人员也由于种种原因不知去向。同10年前一样,没有任何线索更为可悲的是连她自己当年念念不忘的那些细节,也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A雇了人,把原来的四合院拆了,只留下那一堵墙。她抱着一本《基督山伯爵》呆坐在废墟上整整一个下午。她又伤心地哭了,这一次是痛彻肺腑的哀号,她刚刚明白,10年耿耿于怀的,不仅被别人也被自己淡忘了,她历经风霜猛一回头,却已时过境迁。
  哭完后,A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命人推倒了墙。她在原有的基地上,盖了一座花园式洋房。A血液中争强好胜的因子又一次活跃起来:我绝不会束手无策的。我要重新撑起这个家,使它再度兴旺。
  朋友说:这种经历人们恐怕只在电影里看过吧。A的痛苦你能够承担下来、不会沉沦吗?平常我们总是羡慕大款们的豪阔,大款们的一掷千金,可谁能想到他们(我指的是正经人)成功背后隐藏了怎样痛苦的人生吗?上帝很公平,你想得到什么,拿去好了,但你必须付出代价。
  B的经历也很复杂,但如果放在一部小说中你也许会觉得平淡无奇。他属于大腕之列。目前是某市走红的电台主持人。有自己的轿车,住着高级洋房,凭着诱人的嗓音和风度,吃遍天南海北。那天我又参加了一个由他举办的搓饭沙龙,档次之高使各位吃客瞠目结舌。大家在一起讨论吃,一贯滔滔不绝的他,提出一个众人皆叹的命题:吃的最高境界就是清心寡欲,笑盈盈地“白吃”。我们真正成为朋友,就是打这一刻开始的,我隐隐感到,他满不在乎的背后一定充满人生的经验,还有艰辛。
  你看我像城里人吧,其实也真算是。不过我家祖辈多少代都是种地的,爹妈也是,因此我内心里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时下,一说谁是农民,就是骂人,我也这么骂自己,可骨子里,一提到自己是农民还真挺自豪。没人这么说过我,但我特别想听人冲我叫一声。
  我是奶奶抚养大的。我家那个村儿天荒,多少年不出一个秀才。所以奶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当个秀才。她用老辈子的话对我说:秀才全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星星有个儿大的,个儿小的,大的就是会写文章的。
  后来爹妈搬到城边,我有了个比较好的环境,农村的影响少了,但奶奶的余音还在,比如:出门在外,对人得实诚,可谁要欺负了你,即使打破了头,也要把血抹到他们家的床单上。
  爹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弄到了焦化厂当工人。这对我家说来可是件喜事,当工人在那时就有了城市户口,也就意味着彻底脱下了农民的帽子。在焦化厂,我一呆就是4年,其中两年是技校,另两年是上炉干活。邪门儿的是,我脑子里总有一根断不了的弦―上学读书。我也不知道上学到底为了什么,就觉得读书好。挖挖根儿,说好了是咱奶奶教育有方,说不好,就是有病。本来嘛,工资挺高,活儿也不累,该知足了。可不介,我专给自己找罪受。爹妈还特支持我,他们不知我到底在念什么,可一看儿子读书就觉得好。   一拿起书本我才知道自己基础太差,高中的东西一点不会,初中也不瓷实,尤其是数理化,一看就头大。我找了一个高考补习班。每天下午五点下班,骑两个小时车,赶到学校上课,晚上十点半回家,十分钟吃饭,然后看书,一直到凌晨四点,睡两个小时,大约六点五分去上班。知道我那时的理想是什么?睡觉,想方设法地睡觉。厂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会,就是政治学习,我拿张报纸坐着,偷偷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主任老远一看以为认真读呢。我们厂看门人休息的地方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那天我听看门的说他要出门办事,就掐算好了点儿,他一走我就翻墙过去,在那儿睡了一觉。你不知道,有那么张床多幸福,躺在上面像神仙。可去了两次就不行了,第三次,当我偷偷摸进去时,竟撞见一男一女在败火,差点误了人家的好事,嗬,敢情谁都惦记着呢。最悬的一次是补炉,那种炉子很大,你没见过,补着补着,我困了,竟然睡着了,还好,点火之前有个工友进来了,要不然我那条好端端的命就生给火化了。
  报名的节骨眼上,主任忽然说,厂里缺骨干,你别考了。我急了,当天晚上就拎着点心匣子去了主任家。主任不在,家里只有夫人和女儿,正好主任的女儿也要考大学。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将两个女人都弄得眼泪汪汪的,夫人说,这事交给我了,我治他。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的治法,反正,第二天主任就同意了。
  结果你肯定猜着了,我一举中的,全家自然高兴。父母特意带我回了趟老家,一下车就直奔坟地,那坟地有一亩多,全是我们家的祖先,我自然而然的就跪下了,父亲激动地说:我们家总算有秀才了,我在心里补充道:不,是举人。
  大学分配还算幸运,我当了电台节目主持人,也许是努力吧,节目办得渐有起色,听众越来越多。不过这份辛苦也是旁人体会不到的,整天揪着心琢磨节目。都是直播啊,不能出错,不能糊弄,听众的眼睛是亮的。每天一睁眼,就得想节目,有时没抓挠了,连跳楼的心都有,更甭提节假日了,我是属于被节日开除的人。节目办得好,名气自然大了,你也知道中国的事儿,一般都是名利双收。
  可你知道我最痛心的是什么嘛?读书没用了。当年为了读书我多玩儿命。本想编节目时把读的书全用上,也很想搞点高雅文化什么的,提高听众的精神档次。可没人爱听,说听不懂。所以我不断给节目降档,怎么俗怎么来,现在我的原则就一条:千万别高雅,那不招人待见。嘿,你甭说我这招真灵,听众都叫好,说亲切还长知识。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看现在社会上该念书的不念,不念书的全发财,就是我这想念的,也是因为把念的书扔掉才发了财。唉,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喽。
  B说完摊了一下手,那摊手的姿态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一种搏斗后呈现出来散淡的无奈真是明显。
  其实A和B一样,生活和他们开了个玩笑,比普通人更大的玩笑。他们的目标也许是群山后的一座庙宇,他们拼命翻过比我们多得多的山,抬起头时,才发现,他们比我们偏离得更远。
  不要轻易羡慕大款,你要,你拿去,但要付出代价―不断地偏离你的目标,不断地陷入尴尬。
  什么叫勇气,勇气就是我们已知这种尴尬,又勇敢地面对它们,把它们当作一种过程而并不灰心。我常想,生命看我们,会不会像我们看蚂蚁一样,忙忙碌碌的,并不懂得自己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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