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指责过严吗?
作者 : 未知

  “中国青年”十三期上的两篇文章,对我们经济研究所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粗暴地挫折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提出了有根据的批评。但是林里夫同志却认为他对青年的态度不是粗暴,只是批评得尖锐了一些,损害了青年的自尊心,狄超白同志也认为只是批评的方式方法上有缺点,指责过严了些。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再引证一些事实来看吧。
  我们认为团支部在领导大家学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缺点,即对如何做好科学家的助手问题讨论得不够充分和具体,但这种缺点是应该、也是容易补救的。可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却把这个缺点夸大为“把青年团的思想要求和党的想思要求对立起来了”的“路线错误”,把团支部学习总结说成是“与党斗争的纲领”,并展开了群众性的“纠偏”运动,召开大会小会,要大家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揭露别人的“反党言行”和“不良影响”。狄超白同志对大家说:“再不老实就叫没有救,这是对每一个同志的重大考验。”群众当时感到会开得太多,提了些意见,则被指为“拒绝接受党的教育”。硬要青年接受他们对党的政策的片面解释,造成是非不分,思想混乱。
  林里夫同志一向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他就是代表党,他的看法就是马列主义的看法,因此稍有不同意林里夫同志的片面看法的,就是“与党针锋相对”、“与党的结论不一致”、“与党的思想要求距离很大”、“反党”、……等,一顶顶大帽子就加在青年人身上。
  比如张卓元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在团支部大会上提名撤销乌家培出席科学院团代会代表的资格,林里夫就说张卓元“在紧要关头上表现无原则”、是“教条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等等,并认为他助手工作做的不好,在要强卓元承认错误时,他还采取威胁利诱的方法,对张说:我本来打算今年把你培养成助理研究员,但是你不肯承认和改正错误就不行。又说:就是有出国留学的名额,也不派你去!还说:你不是要求入党吗?但照你这样做,距离入党条件越来越远。还有乌家培和梁支森同志也不同意林里夫同志的说法和做法,就被说成是“个人主义的要求压倒一切”连个进步的青年团员还不够”的党员。他又申斥乌家培是“集中落后思想向党进攻”。甚至说:过去发展他入党时就发展错了。有同志没有通过他们,向报刊反映情况,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们还随时喜欢追查动机和企图,比如给党中央写信的吴敬琏同志就被追查为什么要写信,写信的动机和企图是什么,甚至说有人指使,提出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追根到底”。又如最近院党委决定要召开党团员大会来讨论这次学习的争论,但有关这次学习的很多文件,如团支部总结等很多人没有看过,有的同志要求看,林里夫同志就说:想看文件有什么目的和动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在刊物上发表了批评文章以后,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又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拒绝批评,他们连续召开两天党支部大会,坚决要大家表示态度,企图用党支部大会名义通过一个“纠编是正确的”决议。在党委召开了党团员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林里夫竟还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大会的内容不得向会议以外的同志传布;第二,不能利用会议的材料写文章发表;第三,不允许在会后进行个别的议论。
  另一方面,林里夫同志又设法把他们制造的一些“无中生有”的事实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林里夫认为团支部犯了路线上的错误的根据之一,是青年有“没有候补博士,就没有奔头”的候补博士人生观。其实这话谁也没有说过,林里夫开始硬说是乌家培汇报的,但乌家培并没有这样汇报,只是有人说“看了周总理报告后,工作和学习都有了奔头。”于是他又要另一团员姚贤镐同志承认是他汇报的,姚贤镐同志说他只反映过大家觉得学位是一种鼓舞。最后林里夫同志没有办法,只得说:即使说“看了总理报告后感到工作和学习有了奔头”也是错误的,
  把学习理论说成“路线错误”:把团支部讨论向科学进军的思结说成是“与党斗争的纲领”,向党中央写报告,要追查动机,向报刊反映情况说成是“无组织无纪律”,而自己却可以制订不许写文章、不许议论的“纪律”,这些大帽子,这些戒律,和左一个追查,右一个检讨,难道仅是指责过严吗?这既不是什么批评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也不仅是态度上的粗暴,而是压制批评,压制民主、独断独行的思想作风的反映。在经济所,似乎只有他们两人是“正确”的化身,别人如果有不同意见,都是错误的。试问,在这样思想作风的指导下,青年们的正当要求如何能得到采纳,青年们的积极性又怎能充分发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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