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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探析

作者:未知

  摘      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逻辑起点,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作为实践支点,对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进行剖析与解读。研究认为,我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存在三大困境:尚缺乏思想性话语的支撑、制度性话语竞争优势不明显、未实现理论性话语的超越。在此基础上阐述构建我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的应然趋向:人类体育的共同愿景要用中国气派的思想性话语传递;新时代体育的本质和规律要用中国风格的理论性话语诠释;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要用中国自信的话语体系解读。
  关  键  词:体育对外话语;体育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6-0051-06
  Abstract: Based on “Constructing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by using “co-business, co-construction, co-enjoyment” global governance view as the practice pivot, the authors dissec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hinese sport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The authors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hinese sport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three predicaments: lack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support, not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competition advantage, unrealized theoretical discourse exceeding, on such a basis,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e ought-to-be trend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port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human sports’ shared vision should be conveyed by ideolog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manner; the essence and law of new age spor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theore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style; Chinese featured sports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onfidence.
  Key words: sports foreign discourse;sports global governance;human destiny community;Chinese sports
  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可见,打造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让全世界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由于体育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进行沟通的生动语言和有效载体,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对外话语体系中责无旁贷。因此,根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打造新时代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体育界的一项重大课题。
  1  文献回顾
  “话语”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社会,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1]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认为“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规定着什么是真理,和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关系。王伟光[2]指出:“话语体系是一个政党、阶级、民族、国家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赖以确立主动权的表达形式,是一个政党、阶级、民族、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话语体系”均被看作是影响人心的观念性力量和彰显意识功能的载体,关系着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国家软实力。
  在体育界,我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失语”问题由来已久,国家体育行政部门为提升体育话语权曾多次出台关于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的规定。但在理论层面对“体育话语体系”的针对性研究并不多见,相似研究大多散见于“文化软实力”“体育强国”等成果中。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体育话语体系”作为一项学术与实践并进的研究课题,才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1)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根据“话语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3],前期研究主要从两种视角进行解读:能力和效力。前者倾向于认为“体育话语”是一种权利或资格,注重过程,如有学者认为“体育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围绕体育发展问题和体育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申述立场、陈述主张、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资格”[4],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国家体育话语主体理解国家体育话语、扮演国家体育话语角色的能力”[5];后者倾向于认为“体育话语”是一种效力而注重结果,如有学者指出“体育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为维护自己的体育权利所拥有的表达自己体育观点和意愿的权力、机会和途径”[6]224,以及“体育话语是话语主体将隐含自身价值的体育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向全世界表达,最终获得国际认可的行为和过程”[7]。   2)构成要素的探索。研究多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对体育话语体系的主体、客体和载体进行解构。如有研究认为“国际体育事务的参与权、国际体育标准和体育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重大体育事件的评议权、仲裁权等”[4]。必须指出,厘清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构成要素是建立理论框架的前提,更是形成完整实践系统的关键。但总体来看,此类成果较为薄弱,也从侧面反映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现状与成因的阐释。此类研究主要基于现实案例,对当前中国“失声”和“失语”的双重困境进行分析。研究普遍認为,我国体育话语权威性和话语内容质量还不能撼动西方国家主宰的国际体育格局。面对“西强中弱”的世界体育话语格局,有学者尝试从“机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符号性权力的不足”[8]进行探究,有学者从“议程设置能力、话语表达途径及规则制定”[6]223-247中寻因,也有学者从“习得性心理弱势、人才队伍建设和西方的偏见”[9]中求解。
  4)对策及建议。此类研究主要基于以上成因的剖析,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相应建议。由于“先获得‘资格’才有可能获得‘利益’”[8],因此,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尤其是参与国际体育规则和章程的制定”[10],是学者们公认的中国体育话语权“失衡”的应对之策。此外,亦有学者从国际影响力角度解读体育的发展方向和应对策略[11]。
  总体来看,前期研究对我国体育话语体系做出了必要探索,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起步较晚,学术界的研究与讨论多数还停留在理念宣导和现象描述层面,对体育话语体系尤其是对外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现实依据和发展趋向还缺乏有深度的阐释。应该认识到,所有的话语都是特定社会历史下的产物,且在时空上被不断重建。站在“新时代”这一新历史方位上,中国体育话语体系也必定被赋予独特的问题和论域。为此,本研究将以对外话语为重点,根据时代需要尝试对其进行阐释与解读,以期回答“为什么要构建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如何构建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2  西方体育话语的批判性反思
  现代体育源于欧洲,其发展与“西方文明认同以及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同构共生”[12],必然蕴含着西方的文化密码和价值标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以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为背景产生的现代体育,从一开始就被质疑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3]。由于现代体育的形成和扩散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性格,其发展早已在“去历史化中被加以新的时代注脚,成为塑造特定国民气质的核心手段和灌注价值观的文化过程”[12]。这种西方价值观念和价值范本的单向渗透和输出过程,实则隐喻着“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文化取向,这就让体育“变成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的载体”和“推行文化霸权的不二选择”[14]。因此,既然现代体育带着西方的世界观和身体规训技术进入中国,也必然暗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在这种以竞技精神定义体育的西方话语主导下,不仅“忽略了体育实践是各国具体的文化成就的体现”[15],而且“扼杀了本来就不多的本土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16]。
  然而,当前以西方体育话语为主导的国际体育治理出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假球黑哨、裁判不公等,赛场内外的冲突与对抗不断增加,利益追逐暗流涌动,以及政治的过度介入已影响到体育的完整性,奥运会也面临着无城市承办的尴尬处境。可见,补充一个由中国智慧充盈的话语体系以此改善世界体育治理无疑就显得必要且可能。但中国体育对外话语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认可和接受,难度很大,这就要求必须从理念创新上为其合理性奠定思想基础,而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刚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传统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迥异于西方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17],不仅被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和宪法修正案中,且该理念多次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写入重要决议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已在全球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国家通过各自体育实践形成的体育多元价值中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同地区在体育发展中遇到不同的发展难题和存在着共同挑战;不同民族虽采取不同的体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但殊途同归。这意味着体育发展的未来愿景与人类命运密不可分,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起到一种百川汇流的作用,在包容中寻求体育发展的共同语言和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3  以新的全球治理观凝聚世界体育发展共识
  1)“共商”策略。共商强调的平等与互利是凝聚共识的机制。当前,体育的商业化、全球化带来越来越多问题,如国际体育争议、黑哨、假球、兴奋剂等等,这些问题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治理。由于当前体育全球治理遵循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游戏规则”,治理机制较为封闭化。而中国于2016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提出全球协商共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主张,强调“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这是中国话语“自我性”建构的努力,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也是中国方案与西方模式的最大区隔。用“共商”策略形塑当前全球体育治理形态,并从中国特色体育创新实践和传统文化基因中归纳体育的共治模式,可提供“全球体育共商为什么能”的解释框架。
  2)“共建”行动。通过共商凝聚共识,共建便成为深化互信之后的共同行动。所谓共建是在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围绕共同的目标各尽所能、各施所长,发挥各自优势与潜能并持续推进建设”[18]。体育运动离不开规则,全球体育共建更需要规则。“规则作为人类活动的行为规制和行动导引,和原则、规范、决策一起构成了国际机制的基本要素”[19],既是形成制度性权力的依据,又是保障制度性权力的手段。国际奥委会、各世界单项运动项目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作为能够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的共建平台,其典型特征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相关议题的提出、规则的修订、是非的评议、官员的介入、裁判的选用、赛事的安排以及各类具体事务的参与等,都需要建立多方互补而非互斥的共建机制和制度安排。   3)“共享”目标。所谓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个参与方[18]。正如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中国近年来倡导、践行的“共享”理念,所蕴含“共”“合”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力量,是在非西方语境下进行的理念创新。作为一种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精神,却直面全球治理中真实存在的核心和重大問题;更关键的是,从关注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找准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使命担当,这也必将赋予全球体育治理新的生命力和闪光点。
  4  我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的现实困境
  1)尚缺乏思想性话语的支撑。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本质上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而思想性话语虽不具备强制性,却是无处不在的观念权力和软性力量。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体育发展主题,也必然有特定的思想指向[20]。从宏观角度看,现代体育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存在。但也不可否认,现代体育全球过程中所带有的国家主义性格:一方面,体育有被赋予一定政治意义的倾向,甚至成为彰显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体育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其传播西方体育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陷阱显见[21],这也让“奥林匹克主义的全球传播带上后殖民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色彩”[14]。可见,体育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欧洲体育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其背后的思想动力”[22]。
  反观现实,在现代体育西方话语的渗透与浸润下,中国普遍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体育思想。无论是从军事、政治到保健、教育的体育主流思想演化,还是从娱乐工具到健康手段的变迁,“中国体育完全没有超脱实用的界限,这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特性,也是其最大局限”[23]。由于核心思想的严重缺失,“中国体育的本体观念基本上是空壳,中国的体育理念也就无法准确描绘,体育的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仍然是模糊的,不能解决体育有助于人类长远发展的理念问题”[24]。这让整个中国体育思想史“既缺乏西方体育中与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也截断了中华文明优秀文化的传承”[25]。面对缺乏文化底蕴和本土思想支撑的体育不禁担忧,如果剔除西方体育思想性话语的影响,中国体育不仅会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更会陷入“失语症”的焦虑和恐慌中。
  2)制度性话语竞争优势不明显。
  制度性话语是国家或组织在起草、制定国际事务“游戏规则”中的发言权、决定权[26]。在现有国际体育治理框架下,各种规则制定、运作机制的设计、资源的分配和各类授权,无不交织着国家间的竞争与博弈,成为一个国家制度性话语的具体体现。多年来,为提高体育制度性话语权,我国不断扩大和发展体育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如著名的“乒乓外交”成为外交史上的佳话;中国曾以援建场馆、赠送器材、选派优秀教练员和接待实训等方式[27],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优质资源。然而,虽然目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已超过200人[28],但“在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国际体育组织中都仍处于决策层的外围”[29]。当前奥运项目国际体育组织中的现任主席没有1人来自中国,且“在羽毛球、举重、射击、游泳(跳水)等中国优势项目上,中国体育人鲜有在国际组织中担任副主席以上的职务”[28];另外,“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90%设在欧洲和北美,其负责人60%以上来自欧美,可以说当前国际体育的总秩序和总规则的制定者主要是西方国家”[30]。显然,这种治理结构“没有留下多少空间让中国在决策中有更大影响力”[11],凸显“中国的国际公共体育话语权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成比例”[29],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体育制度性话语竞争优势还不明显。其带来的不利后果是:“技术官员及裁判的培养和选用、规则的制定、赛事的安排等话语权都将缺失”[28]。可见,我国的国际体育事务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还仅仅是一种话语权利,这种话语权利在很多方面并未转化为话语权力,故弱化我国体育制度性话语的竞争优势。
  3)未实现理论性话语的超越。
  “体育理论性话语是对体育本质和规律的系统解释,既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构、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又与丰富的体育实践和社会互动密切相关”[20]。一方面,我国体育科学在丰富的体育实践中蓬勃发展,从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到体育自然科学,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学科地位明显提高、学术体系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初具形态。但也不可否认,也曾大量引入国外的体育理论,由于对外来理论缺乏深入理解与消化,最终未能实现超越与升华,以至于有学者评价“中国古代无体育、近代体育不科学、现代体育缺理论”,以及“体育学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也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学科”[31]。评价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前体育理论话语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会波及到我国体育理论体系的根基,而且将影响到我国对外体育话语体系构建和理论自信,甚至牵扯到国家体育战略与政策的制定。
  另一方面,多年来虽然通过强有力的体育实践,实现物质性生产和精神性生产的双重飞跃,但却忽略话语的生产实践。从“乒乓外交”开启破冰之旅,到重返奥运大家庭,再到北京奥运在“无与伦比”的赞誉中闭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到《全民健身条例》实施,再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从20世纪两次体育体制改革文件的出台,到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再到“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的提出等,一个个体育事件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生动历程。由这些具体事件所引出的定义、描述、评论、引申、转译、传播乃至思想观念等,是构成体育对外话语生产的实践机制。对此,仍缺少话语层面的陈述、考察、思考与辨析。其结果是,“有活生生的生活而没有从中形成新的概念,有发生巨大变化的实践却没有从中提升出新的理论,有剧烈变迁的时代但没有从中提炼出新的思想”[32]。   5  新时代构建我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趋向
  1)人类体育的共同愿景要用中国气派的思想性话语传递。
  一方面,当前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现代体育因不断异化和失范而产生一系列全球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昔日“东亚病夫”的羸弱到确立“体育大国”的地位,从实施“体育强国”战略到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中国体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让世界体育发展开始“寄希望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14]以找到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另一方面,世界各國对体育未来愿景的理解逐渐趋同:从最初体育仅是贵族人才能参与的游戏,到《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出“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再到《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强调体育“为人类发展服务”,体育正“转向全人类发展的根本需要”[33],这表明体育注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而回答这一时代课题,必须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寻找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体育第一线,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发展体育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阐释新时代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回答“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系,也描绘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共同愿景,正广泛而深入地成为国际共识。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其话语特色作为指导,对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进行深入具体的创新性研究,进一步为世界体育的发展提供启发性方案和思想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中国体育的光荣使命。
  2)国际体育的治理实践要有中国担当的制度性话语回应。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体育迅速崛起。然而,伴随体育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抹黑中国体育的新闻层出不穷,质疑中国体育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同时,近年来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和运动赛场上针对中国的不公,甚至遏止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表面上看,是由于“西强东弱”的体育旧格局受到中国体育崛起的颠覆性冲击所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其实质是我国体育发展优势未转化为对外话语优势所致。
  诚如上述分析,制度性话语是构建中国对外体育话语体系的关键,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首次提出“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要求。但能否深度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却取决于国内体育发展现状。纵观中国体育的光辉历程,我国并没有照搬任何一个国家办体育的模式,而是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体育体制和机制体系,不仅丰富体育发展模式和体育发展方式的多样性,而且对全球体育的共同治理做出发展性贡献和制度性贡献。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国际体育治理中的作用和话语权取决于中国国内体育发展现状。一个能为13亿人口大国的体育发展带来新希望的政府,所倡导的体育思想和理念、所构建的体育发展道路也必然会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效仿。相反,如果国内体育发展水平不高,也就难以创设具有影响力的话语议题,体育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成功,实现了后发国家体育赶超发展的转型,而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内涵、话语元素去解读和诠释,向全球阐释这种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从而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真正体现中国体育的独特优势、大国责任和应有担当,这也是新时代体育界的光荣使命。
  3)新时代体育的本质和规律要用中国风格的理论性话语诠释。
  体育学科虽然有自身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研究命题和特有的概念系统,但国内外对一些理论性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例如,何为体育?体育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体育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有哪些?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体育有着不同认识,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对体育也有不同观点,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体育亦有不同理解,不同流派之间也一直争议不休。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源于实践。必须认识到“由于知识的政治性,所有的基本术语和问题都具有高度价值倾向”[34],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进步相适应的体育理论话语,才是现实的、可行的和具有生长性的。因此,丰富和发展体育学科理论不仅要坚持问题导向,从生动的体育实践中寻找“源头活水”,更要在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体育需要中提炼出富有解释力和指引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部署,这意味着面对新时代下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性话语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对我国体育理论界来说,当务之急是立足新时代中国体育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用融通中外的理论框架重建我国体育学科知识结构和学术规范、评价体系。
  每个国家在体育实践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视角、运行机制、政策模式和评价标准,因此也是判断自身体育实践的唯一和最高裁判。因此,构建我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构建中国体育对外话语体系并形成广泛影响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全面提升体育软硬实力基础上的水到渠成过程:需要党和国家的重视,需要社会、高校、智库以及企业的共同参与,需要体育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的理论支持,需要舆论宣传的普及与推广,需要国际体育事务的深度参与,需要体育对外交流的积极配合等一切积极因素的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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