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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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侠，《说文解字》言：“夹，持也，从大，侠二人。”“侠”的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也就是说侠最开始是供大人物差遣的人。法家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战国四公子皆以养士名动天下，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士阶层中的尚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为侠，这一时期的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侠客”便因此而来。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的阳刚血性和英雄气概。最早为侠下定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后世侠文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侠客不同于刺客。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看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这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之嫌。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三侠五义》对“侠”作过这样的阐述：“行侠作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凡侠义做事，无须声张，保守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图剪恶除强，扶危济困。这种有侠义本色、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扶贫济困的人，就是大众心目中的“侠”。
　　侠客来去无牵挂，不为世俗情感所牵绊，最后大多是孤身立世，退隐江湖，飘然远行，不知所终。如女侠昆仑奴，红线，窃珠少女，小奴等，功成后并不要求荣华富贵，而是主動退隐，飘然远去，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侠，也有不足之处。《魏略勇侠传》记有施爱尚义、济危扶困、轻财重士、有游侠之风的孙宾硕、杨阿若、鲍出等。如孙宾硕趋人之难，冒死救助遭宦官迫害而逃亡的赵歧，“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杨阿若追讨豪族黄昂，更像是豪强之间的仇杀。细究，只有鲍出尚存古游侠神韵。啖人贼数十人略其母，弟兄恐怖，不敢追逐。“鲍出攘臂结衽独追之，连杀数贼”，不但救出了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救出了邻居的老妪。乡里欲荐州郡辟召，鲍出以“田民不堪冠带”为由拒绝，与母隐居山中。
　　《世说新语》的载渊，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族。陆机见其“神姿峰颍”，而劝其归正，渊感悟，后官至征西将军。载渊先盗侠而后为官，亦是沿袭了汉代勇侠的发展路线。自东汉以后的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已经褪色，游侠与勇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形成了有组织的豪侠帮派，为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于古代的侠而言，这是一种对于职业道德的信守，但是这种不加甄别的信守有时也不见得是好事情，这种信守把侠的“义”缩小到了个人的层面，并且还沾上了些许功利色彩。但总体而言，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是难能可贵的。
　　侠，可以执剑三尺快意恩仇，斩尽天下不平事;可以策马踏歌，渔樵江渚，惯看秋月春风;可以为国为民，重诺轻生，此身已许国再难许卿。侠，不同于暴豪之徒，进可列班朝堂，退可隐迹江湖。正因如此，侠之精神逐渐融合在中国人的理想中，成为藏在人们心中的一种若隐若现的追求。
　　侠义情怀，一脉相承;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仅此一句，就呈现出圣人孔夫子江湖冽冽的武侠情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侠的映现。明知不可为，但由于所为之事关乎正义，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做到底，这反映的正是一种侠之精神。墨家“兼爱”、“非攻”又何尝不是侠？墨家一贯反对掠夺性质的战争，抨击攻掠他国的不义战事，弘扬以牺牲一己小利为天下谋福利的“兼爱”思想。这样鲜明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侠者之气是何等的坚定和明显。
　　《世说新语》辑录了上层人物的言谈轶事，但其间也不乏侠义之事的记录。改过自新为民除害的周处，先是蹉跎时光凶强侠气，成为一患，后受到鼓动，杀虎斩蛟为民除害。《七侠五义》中，展昭被擒后，由于误会白玉堂霸占良家妇女而引起争斗;白玉堂当着柳青的面整治柳青推荐的人等，表现出了他们心中的“侠义”原则。这些虽然是因为误会而引发的冲突，但说明侠客们看重是非，勇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伸张正义，并非只讲狭隘逼仄的“江湖义气”。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个个身手不凡，各人有各人的名号、各人有各人的独门武器。在这部著作中，武侠气概凸显，情节异彩纷呈。
　　武侠在时空长廊林立，文侠亦不见少。诗仙李白血脉里涌动着游侠精神，一生佩剑，挟一身侠气，不卑不亢。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交游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在广袤的大地上，浩阔的穹苍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心中充盈着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一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酷爱自由、个性张扬;遗世独行、愤世嫉俗的诗人形象。
　　李白的侠之精神，就是以叛逆精神动摇封建伦理道德，傲岸不羁，粪土权贵，不倦地追求个性解放。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心，但他始终保持一种“不屈己”的性格，不肯折腰于权势，以“布衣”“野人”自居。在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流连于山水，寄意于神仙，向往出世隐逸的生活，以独立特行注解他固有的仙侠风骨。
　　中国古代的侠者，多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感召更为实在和本质的驱动力和道德理想，构建着传统道德规范和人格精神：守信、尚勇、执义、重名。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隐蔽而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近代，进入晚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走向没落，走向黑暗。国家沉沦，民族存亡，激起仁人志士奋起。维新派领袖谭嗣同，以其决绝的态度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六君子慨当以慷的就义，其浩然的侠者之气，彪炳史册。革命党人秋瑾、林觉民、徐锡麟、陆皓东、喻培伦等人竭力提倡武侠精神。秋瑾自号为“鉴湖女侠”，林觉民于黄花岗起义前留下绝笔《与妻书》，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视死如归。孙中山坚守“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告昭天下人，以侠义之精神，不惜粉身碎骨挽救河山。
　　古龙先生说：“侠是伟大的同情。”侠客们的行事准则，不因朋友关系而有所迁就。他们见义勇为，济弱扶困，并非胡乱作为，不讲原则，不问是非。可以说，侠是一个人内在精神与行事准则的映象，是一个人的内心公平公正的渴望与向往。武侠也好，文侠也好，都出于为国为民之心，不苟合当世，无半点私念。这样的侠肝义胆，最能让大众喜闻乐见。正如金庸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在现代人心目中，侠，是缘于内心的一种精神。现代意义上的侠，更注重国家社会层面上的公平正义。只有遵从法律，手持正义之剑，才能维护生活的和谐，生命的安宁。 编辑：修远 xdyszzs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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