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氧诱导因子-1α与缺氧诱导因子-2α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与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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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析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与缺氧诱导因子-2α（HIF-2α）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与相关性。方法 选取160例在本院实施手术切除的宫颈鳞状细胞癌的患者宫颈肿瘤组织， 进行免疫组织的化学染色处理， 比较HIF-1α、HIF-2α在宫颈浸润癌组中的免疫组化染色得分以及在宫颈浸润癌、原位癌中的表达率， 分析宫颈浸润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达相关性。
　　结果 HIF-1α在宫颈浸润癌组中免疫组化染色得分为（1.55±1.61）分， 低于HIF-2α的（4.50±1.05）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IF-1α蛋白宫颈的浸润癌、原位癌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8.6%、57.7%， HIF-2α蛋白分别为85.7%、65.4%。宫颈癌级别越高HIF-1α、HIF-2α蛋白表达率则越高。浸润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0.854， P<0.05）。结论 HIF-1α、HIF-2α在浸润癌、原发癌中表达和临床宫颈癌病理的特征间关系密切， 且二者表达呈正相关， 在宫颈癌发生、发展、浸润转移期间二者可能存在协同效果。
　　【关键词】 浸润癌组;原位癌;缺氧诱导因子-1α;相关性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20.21.089
　　HIF-1α在人体及动物肿瘤多类细胞中的存在性相对广泛， 其活性对于肿瘤细胞能量的代谢可起到维持效果， 有助于生成新血管， 对肿瘤的转移和增殖起到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1]。据相关研究表明[2]， 在多种肿瘤的组织中HIF-1α可对其生物学行为进行表达和调节， 如脑肿瘤、宫颈癌、乳腺癌、肝癌等。最近几年， HIF-2α被临床发现， 与HIF-1α间属蛋白的同系物， 因此， HIF-2α也具备核转录的活性， 二者间DNA识别位点相似[3]。本文针对HIF-1α、HIF-2α早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进行检测， 探析二者与宫颈癌间关系和相关性， 有利于后期临床的诊治。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160例在本院实施手术切除的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的宫颈肿瘤组织， 其中原位癌104例、浸润癌56例， 浸润癌中例淋巴结存在转移24， 无转移32例， 患者年龄40～82岁， 中位年龄为61岁， 未在术前接受任何治疗， 如放化疗等， 无炎症性相关疾病， 术后病理进行证实， 纳入标准：160例患者的组织病理学结果与宫颈癌符合， 确诊为宫颈癌;未接受术前的免疫治疗和放化疗;年龄>18周岁[4]。排除标准：诊断结果未明确为宫颈癌或未诊断组织病理学者排除;其他系统存在恶性肿瘤者排除[5]。
　　1. 2 方法
　　1. 2. 1 组织处理 切除患者组织后以福尔马林100 g/L对其进行处理并固定， 以石蜡包埋， 连续切片4 μm厚备用。
　　1. 2. 2 免疫组织的化学染色 取切片完成脱蜡去水， 为修复其抗原， 给予其0.1%的柠檬酸进行微波处理， 以3%的H2O2做封闭处理。4℃孵育过夜为一抗， 室温孵育0.5 h为二抗， 通过二氨基联苯胺（DAB）完成显色， 复染脱水使借助苏木精， 在透明的封片上以光镜对其实施观察。一抗代替由硫酸缓冲盐溶液（PBS）控制阴性质量， 阳性质量由已知阳性片控制[6]。
　　1. 3 觀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比较HIF-1α、HIF-2α在宫颈浸润癌组中的免疫组化染色得分以及在宫颈浸润癌、原位癌中的表达率， 分析宫颈浸润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达相关性。染色细胞浆或胞核至棕黄色、浅黄色、黄褐色的颗粒即为HIF-1α、HIF-2α阳性的表达， 以细胞的阳性率评分+染色强度之和判定HIF-1α、HIF-2α的表达。随机选取五个高倍镜视野展开判断：0分表示无染色， 浅黄色（弱染色）为1分， 棕黄色（中等染色）为2分， 黄褐色（强染色）为3分。细胞的阳性率≤5%则视为0分， 1分表示细胞阳性率为6%～25%， 2分表示阳性率为26%～50%， 3分表示阳性率为>50%[7]。上述两项之和若为0分则表示阴性（-）， 结果在1～2分间为（+）， 结果在3～4分间为（++）， 结果在5～6分间则为（+++）。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应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HIF-1α、HIF-2α在宫颈浸润癌组中免疫组化染色得分比较 HIF-1α在宫颈浸润癌组免疫组化染色得分中为（1.55±1.61）分， 低于HIF-2α的（4.50±1.05）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2 HIF-1α和HIF-2α在宫颈的浸润癌、原位癌中的相应的表达率分析 HIF-1α在宫颈浸润癌、原位癌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8.6%（44/56）、57.7%（60/104）， HIF-2α分别为85.7%（48/56）、65.4%（68/104）。宫颈癌级别越高HIF-1α、HIF-2α蛋白表达率则越高。
　　2. 3 宫颈浸润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达相关性分析 据Spearman相关性分析得出， 浸润癌中HIF-1α蛋白、HIF-2α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0.854， P<0.05）。见表1。
　　3 讨论
　　在全球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较为常见， 其发生率在乳腺癌之后， 位居第二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宫颈癌发生率位居第一， 给女性生殖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8]。伴随着迅猛发展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 以及不断提升和完善的检测基因技术及诊断技术， 现证实多因素、多基因的作用结果与该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且在宫颈癌演进期间它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9]。 　　宫颈癌常因异常的血管功能和结构、组织氧耗量不同等原因， 组织出现程度不一的缺氧区域， 此现象与其他的实体肿瘤相同[10]。而决定细胞生存与否的关键环节即为细胞耐受缺氧的能力。相关文献治疗指出[11]， 肿瘤细胞耐受缺氧的能力与化疗、放疗、是否转移、恶性的程度等存在相关性。氧在众多基质中较为关键， 不论是信号的传导， 还是细胞的代谢， 其作用均十分重要， 多细胞生物生理正常的功能及存活与氧关系密切。缺氧在病理及生理的过程中属基本体征的一种， 氧稳态之所以得以维持， 其分子机制的关键点在于经HIF诱导相关基因的表达， 介导细胞逐步对缺氧反应开始适应[12]。Semenza和Wang于1992年首先发现了HIF， 其家族主要亚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即HIF-1、HIF-2、HIF-3， 在细胞适应性的缺氧中前两者会参与调解[13]。上述三种HIF均为异源二聚体的转录因子， 其组成包括β亚基和独特的α亚基， 含有的HIF-1β亚基均相同， HIF-1、HIF-2、HIF-3、HIF-1β均属Bhlh-PAS家族。HIFα亚基、β亚基分别具有活性、功能性和结构性， 前者受氧调解， 后者不受， HIF在氧浓度正常的条件下， 其降解、表达会持续进行， 维持其细胞或组织内的表达量在较低的水平， 而缺氧条件下水平才会稳定[14]。HIF在常氧状态下的降解主要取决于PHD（脯氨酰羟化酶）， 其可羟基化α亚基中的脯氨酸残基， 借助泛素连接酶、pVHL使复合物形成， 并以泛素途径完成α亚基的降解， 机体内含氧浓度一旦下降， 未能完成α亚单位的降解， 进入核内， 在内部和HIF-1β产生作用异源二聚体形成， 激活转录目的基因， 让其生物活性充分得以发挥。
　　机体的细胞、组织在生理状况下氧浓度在所在条件下若降低， 可加大HIF-1α、HIF-2α的表达， 缺氧发生后， 介导细胞的反应为适应性反应， 进而维持内部环境基本的稳态[15]。且在恶性肿瘤细胞缺氧性的适应中HIF-1α、HIF-2α发挥的生物学作用同样十分关键， 因肿瘤组织生长期间过快的增生， 致使缺氧现象在局部组织内状况较为严重， 为将肿瘤细胞对缺氧的适应性实现， HIF可对生成肿瘤血管起到诱导效果， 进而更改相关的基因表达， 如能量的代谢等。文献大量资料表明[16]， HIF-1α、HIF-2α的表达在大部分的实体瘤组织中较高， 如神经胶质瘤、乳腺癌、膀胱癌、宫颈癌、肾癌等， 且经调控血管的生成等， 让肿瘤组织对因过度生长的细胞而出现的微环境逐渐适应， 对于肿瘤的侵袭、生长作用十分关键。在肿瘤的发展中HIF-1α、HIF-2α的作用虽然十分关键， 但有关研究表明[17]， 而二者具体作用的机制存在差异。现阶段临床逐渐以抗血管生成靶向对肿瘤站开展相应的治疗， 而HIF-1α、HIF-2α作为调控实体瘤血管生成的参与分子， 其作用十分关键， 因而明确二者与癌症组织间的表达及相关性的意义十分关键。HIF-2α在结肠癌中表达率降低， 而HIF-1α在结肠癌中表达率不变，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与结肠癌的发展变化间相关性较高， 在治疗结肠癌中需对HIF-1α、HIF-2α等特异性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 HIF-1α、HIF-2α在子宫颈鳞癌的组织中有表达存在， 而在浸润癌中HIF-1α、HIF-2α的表达呈正相关， 且在宫颈浸润癌中HIF-2α免疫组化染色得分高于HIF-1α，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级别越高， HIF-1α、HIF-2α蛋白表达率则越高， 表明在宫颈癌发生、发展、浸润转移期间， HIF-1α、HIF-2α可能有协同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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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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