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十四)
作者 :  陈祖德

  动荡中的棋赛      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神州大地即将被卷进黑暗的深渊。但在风暴到来之前,却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   这一年春天,在郑州市举行了全国棋类锦标赛。围棋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循环,共11轮。我发挥较正常,前后23局全部获胜。我这次比赛的主要对手是吴淞笙,和他那一局赢得较辛苦,最后我和淞笙获得冠亚军。此时我获得冠军似乎已不算是新闻了,如果我拿不到冠军才有新闻价值呢!
  6月初,中国围棋代表团按原计划要出访日本。这次出访是和日本业余棋手进行正式比赛,既有团体赛又决个人名次。这样的比赛是第一次,自然很重要。按理说我这个主力队员应出征,但这次没让我去,主要是有的领导想留一手。
  我方代表团正式队员有五名,他们是吴淞笙、王汝南、沈果孙、黄进先和黄良玉;候补队员一名,是 16岁的黄德勋。
  不久,传来了访日代表团的成绩:第一场我们二比三失利,第二场又是如此;以后三场溃不成军,均以零比五惨败。虽然在客观上我们有失利的可能,但这样的惨败还是出乎意料。
  “文革”虽然刚揭开序幕,但来势却那么迅猛。一个纸张极度缺乏的国家不知怎地会变出那么多纸张,无穷无尽的大字报把一座座建筑物的里里外外都糊满了,而且糊了一层又一层。倒好像我们的楼房不是用砖、水泥建的,而是用纸张一层层糊起来的。
  好不容易捱到这年的11月,我们邀来了以岛村俊广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代表团只访问北京一地,无疑与当时国内的局势有关。日方团长岛村俊广九段是日本棋院名古屋分部水平最高的元老,他曾数次和高川秀格九段争夺在日本象征最高荣誉的“本因坊”称号。岛村九段笃信佛教,表现在围棋上他则提倡一个“忍”字,这在受武士道精神影响很大的国度里十分难得。这次岛村九段带了五名棋手,其中宫本义久八段和家田隆二五段是关西棋院的职业棋手;还有三位是日本棋院的新秀,他们是石田芳夫四段、加藤正夫四段和武宫正树二段。
  11月13日上午,北京饭店西七楼大厅,中日围棋比赛的第一场即将开始。我的对手是日方团长岛村俊广九段。自6月份开始,我还没有认真地下过一盘棋,此时身在围棋赛场,对手又是强劲的岛村九段,我不由得兴奋莫名!
  1966年中日围棋比赛中我方的战绩一般,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和岛村九段下了三局,结果一和二负。对我来说,岛村九段比棍原八段、岩田九段和杉内九段更不易对付。我执白跟他下和的那局有不少胜机,直至最后我没在角里补一手而白白损失了四子。但我确实感到实力不到,因此并不是很委屈。
  宫本义久八段的成绩不好,一胜一和四负,其中输给我两局。石田、加藤和武宫三位年轻棋手的成绩都很好,他们在比赛中充分显示出优秀棋手的卓越才华。石田在这之后不久就战胜了林海峰,夺得了
  “本因坊”的桂冠。
  我多么希望……
  中华民族正遇到一场空前的劫难,这场劫难几乎波及家家户户,把960万平方公里搅得一片混乱,是非不分!你被打了,而打你的是同胞;你被骂了,而骂你的是亲人。
  1966年10月10日,主管国家体委的军管会代表向周总理汇报要撤消一批体育项目。当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了一个报告,再次提出要撤消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可恨林彪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还是被强行撤消。
  当围棋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国家围棋集训队被撤消了,我和几位上海籍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能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1967年夏,我们上海的几个围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的黄德勋,混杂在一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冶市,在长冶换卡车驰往屯留县。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四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包括造猪圈、盖马房、建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但干得最多的还是打土坯,四个月中大约有三个月和土坯打交道。
  干校的领导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进行劳动竞赛,五七战士就玩命地干。打上坯的数量直线上升,纪录突破了再创造,创造了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由我破的,也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冠军。
  我们在干校劳动了四个月后,军管会做出决定,把我和其他几名围棋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执行周总理“围棋要留种”的指示。
  12月26日,七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我们七人的年龄依次差一岁,我是老大,以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工作很快就分配妥当,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是机加工。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我们不时和这些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也不时找上门来,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卫平了。小聂当时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农场。但小聂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有时一个星期能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至 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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