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与孙历生的悲怆婚姻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孙历生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北京女三中是孙历生一生中停留最久的地方,她的初中、高中都在这所学校度过,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初中部的政治教员。
  1952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前往北京女三中宣传讲话时,“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于光远和孙历生的女儿于小红说。
  于光远比孙历生大19岁,加上身份悬殊,他们的爱情最初受到了孙历生父母的强烈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
  1957年,孙历生响应“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说了几句上级领导的“坏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在12月被打为“右派分子”。为此,于光远还曾写信申诉,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他自己都遇到了麻烦,被不断“补课”。
  孙历生在劳教间隙,偶尔还能回一趟家。“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于小红说。
  1958年春,孙历生再次怀孕。而于光远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组织压力:他被要求与妻子离婚,不许再见面。
  于小红说,父亲刚开始时对此很抵触。因为不放心妻子,他曾骑着自行车到百里外的农场给孙历生送营养品,结果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之后,相关部门针对于光远开了多次组织生活会,告诉他“干部离婚则可挽救”。
  孙历生和于光远的婚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终点。“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离婚时,于小蓓还没有出世,于小红和妹妹于小康判给了女方抚养。
  于小红透露,父亲曾明确向她表示:“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是政治原因。”
  1960年,孙历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段婚姻。丈夫叫聂宝珣,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样是一名“右派”,两人在劳改中结识。1962年秋天,于光远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对于父母的先后再婚,于小红表示理解。她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重新复合是不可能的”。
  1966年夏,为迎接从全国各地跑到北京的串联学生,于小红的姥姥决定蒸一些菜肉包子给前来串联的学生吃。没想到姥姥的好心却为她埋下了祸根。一些学生吃完饭后开始找碴儿,认定孙家是地主、资本家。他们在一番搜索后,找出了一张房契,说是“变天账”。接下来便是批斗。
  这是于小红记忆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姥姥此后卧床不起,姥爷被关牛棚,小姨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母亲一次次被拉出来批斗。刚上初中的于小红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每天往返各地传递亲人的消息。
  1968年,女三中革委会来人通知孙历生的死讯时,于小红和于小康不在家,9岁的于小蓓一个人拿着小铲子在院子里挖土。
  孙历生之死一直是个谜。北京女三中革委会说她是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上吊”死的,但孙历生的亲属们并不认可她会自杀。
  于光远后来告诉于小红,在孙历生离世前几个星期,两人见过一次面。于光远担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孙历生再次受到批斗,却没想到会是永别。那一天,于光远买了几个包子,孙历生买了两个冰棍,两人在小胡同里转了半个多小时。于小红说,父亲是流着眼泪跟她讲这件事的。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一次访问中,听到了孙历生其人其事。讲述者曾经是北京女三中的学生,上过孙历生的课。她回忆说,孙历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海云一角就是以孙历生为原型的。
  《蝴蝶》是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海云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单纯热情的她爱上了比自己大13岁的共产党高干张思远,然后不顾家里人的激烈反对毅然嫁给了他。1957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之后和张思远离婚。张思远离婚后,很快再婚。1966年,海云在“文革”中自杀,张思远亦在残酷斗争中失势,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官复原职。
  这段故事与于光远、孙历生的故事几乎一致。1969年,于光远被下放至宁夏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建立一个新机构——政治研究室,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于光远成为负责人之一。获得正式任命那天,于光远正好年满60岁。
  孙历生的墓碑由红色花岗石做成,上面刻着一只蝴蝶。“之所以刻了一只蝴蝶,是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别人陪伴她。继父为了小妹妹有人照顾,数年后也另娶了。”于小红说,“我们觉得蝴蝶的生命美丽而短暂,妈妈也正如此。”
  于小红说:“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他与孙历生离婚后出生的于小蓓)不能公开承认。”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于光远80多岁时患脑血栓后,曾几次悄悄向于小红问起孙历生的生日,他说自己想不起来了。
  (摘自2013年第33期《博客天下》卜昌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