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2007:打工潮备忘录
作者 :  雷 东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一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句颇为流行的民间语录。
  以1987年3月的“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的正式开幕为标志,浩浩荡荡的打工潮拉开了序幕。无数内地青年带着创业的梦想和青春的激情,告别家乡的土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时,随着来自香港及海外的“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广东出现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现在看来,这些企业其实是“四来一补”,还应该再加一“来”一一“外来工”。
  来自东莞市劳动部门的统计:从1985年到2005年,东莞外来工从15.62万暴涨至584.98万,在20年间增长了36.45倍;与此同时,东莞的GDP也从1985年的20.38亿元猛增至2005年的2182.44亿元,20年间增长了107倍。
  据有关部门估算,从广东全省来看,目前的外来人口总量已接近2000多万,外来人口对广东GDP的贡献率超过25%。
  
  广州火车站的青春记忆
  
  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奋斗,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我们的漂泊,我们的流浪,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每年春节过后,广州火车站每天都会涌来潮水般的打工族,挤出出站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海洋一般壮观的接站牌:“接湘潭×××”、“接泸州×××”、“接万县×××”、“接南充×××”、“接阜阳×××”、“接信阳×××”……
  广州火车站留下了我们疲惫的脚步,记录了我们迷茫的眼神,见证了我们闯荡的艰辛,当然也承载了我们回家的喜悦、成功的快乐。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族来说,广州火车站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永久地留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
  
  住在“城中村”
  
  深圳有一家酒吧叫“城中村”;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叫《城中村》……城中村,一种独特的广东城市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颇具文化隐喻的流行词汇,就像巴黎的“左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一样,被人们赋予了一定的文化色彩。
  城中村位于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之间,地处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地带,“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它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在城中村,你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口音:四川口音、湖南口音、安徽口音、江西口音、河南口音……还有笑声、哭声、喧哗、尖叫、呻吟……
  许多外来工进入一个城市的第一站,就是某个城中村,比如广州的石牌村、杨箕村、猎德村、沥溶村、冼村、客村、三元里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先生从200 1年开始,先后对广州的石牌村、棠下村、冼村、杨箕村、林和村、猎德村、瑶台村、同德村、三元里村等40多个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400多个个案人物,他把这些城中村类型集中地虚拟为一个“羊城村”,写了一本社会学考察专著一一《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出版)。在这个集中了广州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的虚拟社区里,居住着这样一群人:湖南邵阳来的制衣妹、广西玉林来的搬家公司搬运工、四川松潘来的酒楼服务员、四川绵阳来的缝纫女工、重庆来的超市推销小姐、江西来的理发工、河南新乡来的商场服务员、湖南衡南县来的送煤气罐的人、湖南常德来的送报工……
  “城中村”为我们涌入城市提供了一个较低的门槛。我们今天住在三元里村,但我们未来的理想是祈福新村!
  
  暂住证:尴尬与无奈
  
  今年1月,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受聘为“首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顾问,他对广东大学生开玩笑说:“谁说我不是广州人?我刚办了番禺的暂住证。”
  暂住证,包含了打工族太多的尴尬与无奈。暂住证、健康证、就业卡、计划生育证……每个打工族身上都要装上一大堆证件。据有关专家估计,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打工者每年办各种证要付出200多亿元,约占他们总收入的9.3%。
  
  从《外来妹》到《外来媳妇本地郎》
  
  199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由广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这部电视据首次全方位地展示了外来工在广东打工的艰辛与收获、眼泪与喜悦……随着《外来妹》全国热播,“老板”、“跳槽”、“炒鱿鱼”、“买单”等粤语经济词汇也在全国流行起来。
  《外来妹》是大陆第一部反映打工生活的电视剧,曾获第12届电视剧“飞天奖”及第1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主演陈小艺也通过《外来妹》脱颖而出。
  自2000年开始,广东电视台又拍摄粤语室内情景系列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目前播出集数已突破800集,而剧组的目标是要突破1000集。
  当年的“外来妹”变成“外来媳妇”,折射了10多年来打工潮的一个侧面。
  
  安子现象
  
  1984年,一个叫安子的梅县客家妹走出山村,跟着表姐闯深圳,在一家电子厂做插件工。她那时每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和24个姐妹挤在10余平方米的宿舍。工余时间,安子悄悄地拿起笔来,记录下了打工的酸甜苦辣。她没想到,自己那些稚嫩的文字,竟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随着《青春驿站》、《安子的天空》的轰动,安子成为90年代初的“打工明星”。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专题片《20年20人》中,安子被定义为“都市寻梦者的知音和代言人”。
  安子当年打工的那家工厂所在地一一蔡屋围,如今已崛起深圳的最高建筑一一地王大厦。安子现在也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安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安子成功教练营”职业培训,公司主页介绍说:“安子成功教练营是一家专门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人文机构,致力于培训专业的企业指导教练,协助企业发掘员工的潜能,加强企业和员工的沟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安子通过体验式工作坊的形式,以新型的管理方法一一教练技术及体验式学习法,让参与者有效地学习成为一位成功企业指导教练,使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成就,开拓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打工文学的崛起
  
  “打工潮”是我国建国以来继城市知青下乡插队之后的第二次青年人口大迁移。
  城市知青下乡插队,产生了“知青文学”,而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也出现了“打工文学”。90年代初,随着安子的《青春驿站》、张伟明的《我是打工仔》、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打工文学”成为广东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5年11月,首届“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宝安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中国青联、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以及《人 民文学》的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评论说:“我觉得深圳的城市建设和经济上创造的各种数字是它的一个事实,而打工文学用形象、立体、艺术的文字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而这一段历史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无法代替和重要的一页。”
  
  一封家书:广东流行音乐的“主旋律”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我在广州挺好的,请不要太牵挂……”李春波的一曲《一封家书》唱出了无数打工族的孤独与乡愁。无论是给家里写信还是打电话,打工族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广州挺好的……”或“我在深圳挺好的……”
  90年代以来,广东流行音乐的“主旋律”基本上是“打工情结”,除了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外,代表性的作品还有杨钰莹的《我不想说》、毛宁的《等你在老地方》、李进的《你在他乡还好吗》、甘萍的《大哥大哥你好吗》、陈少华的《九月九的酒》、陈明的《快乐老家》、陈思思的《情哥去南方》、金学峰的《老乡见老乡》……
  
  汇款单:寄往家乡的“外汇”
  
  又“出粮”啦!领到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邮局,给家乡寄钱。
  在深圳,从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来,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累计向内地汇款820.5亿元,占深圳人累计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总额的47.69%。
  在东莞,外来工通过邮政汇往内地的汇款在2002年达到142亿元。针对这种现状,东莞邮政局已建成厂内汇款网点103处,厂内邮所人均用邮量高于全市平均用邮量近1倍。
  外来员工通过邮政局汇往内地的汇款,成为内地千家万户农民买化肥、盖房子、供子女上学的重要经济来源。以四川省为例,2004年1490万转移劳动力的劳务收入达到576亿元,超过四川地方财政收入的385.8亿元。
  人口流动是由种种落差造成的。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莽撞地闯进城市之后,却在不自觉地缩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地区差别。这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 积累。同时,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实现了巨大的商品价值,为中国农村发展第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面对一张张浸透汗水的汇款单,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亲切地称之为“外汇”。
  
  留粤生
  
  插队青年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工青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比插队青年幸运的是,打工青年是在发达的城市呼吸着商业文明的气息,感应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体验着竞争时代的冲击,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几乎是每一位成功人士最基本的原始积累。
  所以,在内地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人把珠江三角洲比作“中国市场经济学院”,他们根据打工的地点还分出“深圳分院”、“顺德分院”、“中山分院”;根据打工的工种又分出“电子专业”、“制衣专业”、“电器专业”、“酒店管理专业”……贵州人认为“招工等于招生”,他们喜欢把外出的打工仔美名其曰“留粤生”、“留沪生”、“留京生”……湖南人把8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一期”,把9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二期”,现在应该是“黄埔三期”了……
  
  打工仔经济
  
  到广东打工,原本只是想挣一笔钱,然后回家盖两间房子,讨一个媳妇。可是,当他的见识和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1997年5月,本刊记者曾赴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四省市,采访了那里刚刚兴起的“打工仔经济”,发表了《历史性的跨越: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长篇报道。
  那么,今天的“打工仔经济”发展得如何?在四川省2006年12月23日举行的第六届“创业之星”及十大杰出“创业之星”表彰大会上,统计数字显示:此届被表彰的lO名杰出“创业之星”和178名“创业之星”,他们的企业2005年底总资产达135亿元,帮助带动了18.2万农民转移就业。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跨越已经清楚地表明: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当一个打工仔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起点上。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民工荒”意味着什么?
  
  近两年来,当“电荒”、“油荒”困扰珠三角这个“世界工厂”的时候,“工荒”又接踵而至!潮涌珠三角的“民工潮”忽然变成了“民工荒”!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2004年的一份调研报告称:“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缺口至少在200万名以上!东莞―位曾受老板之托专程回老家招老乡的人力资源经理分析说:“新一代农村青年也开始谈条件了,首先问你工资有没有1000块以上?接着就问你有没有社保、医保?加班费怎么算?工伤怎么办?伙食怎么样?宿舍住几个人?有没有卡拉OK7”
  显然,出生于七、八十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已经不满足于做“打工仔”了,他们所提的条件,完全是“正式员工”的待遇。
  当民工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从满足于“包吃包住”到要求“社保医保”,标志着中国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已经开始追求更高的自我价值和生活质量。
  回顾中国民工的闯荡史,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是“盲流”,90年代变成了“打工仔”。如果说从“盲流”到“打工仔”标志着第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那么,他们现在是不是正在酝酿第二次革命――从“打工仔”变成“员工”?
  
  外来工代表与外来工委员
  
  我们每一个城市的ODP总值里,都包含着每一个民工的汗水。那么,在政治上,谁来代表民工的利益参政议政?
  2005年6月1日,在新当选的深圳市四届人大代表中,出现了8名持暂住证的人员,其中包括深圳百多尔时装有限公司的平缝车工蒲秀琼,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外来劳务工中的市人大代表,我必须替外来工说话。我已经征集了很多外来劳务工的意见和想法,我自己也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第一个是关于外来工子女在深圳上学难的问题,外来人员的子女在这边上学都要交借读费,而且平时的一些学杂费也很贵……”
  2007年1月22日,在东莞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的389名委员中,也出现了5名外来工委员,他们是:房智平、李少辉、金京俊、龚玉文、曾志能。他们五人联名向大会提交的提案是《关于发展社区诊所服务外来员工的建议》;来自湖南永州的房智平委员还提交了一份名为《建议东莞市政府公文取消“外来工”这一称谓》的提案。
  1月23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在会见5名外来工政协委员和3名台商政协委员时表态说:“都已经在东莞了,还外来外去的,总有些见外的感觉,我早就提出过要改变‘外来工’称谓,看看大家也多想想用什么词来代替‘外来工’。”
  那么,用什么词来代替“外来工”呢?东莞市委、市政府已经委托媒体开通热线电话,公开征集大家的建议,电话号码是:0769―2234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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