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应回归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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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俨然已成时代的显学。学术自身的发展与积累，已经到了需要突破局限、开创崭新局面的历史时刻。更何况互联网的崛起与发展，正在重新划分传媒业的版图，构建全新的传媒业生态，使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时代要求更显紧迫。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董天策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应当回归中国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路径，这就是：强化问题意识，尊重研究传统，讲究研究方法，发展本土学术。
　　梁辰曦：董老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与把握“学术创新”的内涵？
　　董天策：什么是“学术创新”？学界已做过很多讨论。有人说，“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1]。也有人说，学术创新就是“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2]。像这样的说法，各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就是试图对学术创新的内在要素进行归纳和概括。不过，由于论者的学科背景不同，认识深浅有别，列举式的概括自然难以周全。大体上，发现新问题，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创立新范式，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要素范畴。
　　一项研究成果只要具备某些创新要素，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学术创新。当然，一项研究成果具备的创新要素越多，其创新程度就越高。换言之，学术创新具有层次性。从语义上看，创新主要有两种：一是创造，即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活动;二是更新，即对旧事物加以改造，“旧瓶装新酒”，推陈出新。[3]不管是哪种情况，学术创新的本质“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4]。“创造”与“对新知识的发现”是一个层次，“更新”与“对前人知识的超越”是另一个层次。当然还有另一个层次，那就是借用前人或别人的理论来研究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因此，有人把学术创新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创性创新，即研究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或新理论;第二个层次为持续性创新，即研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深化;第三个层次是应用性创新，即借用别人的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新问题。”[5]我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划分颇有道理。
　　梁辰曦：那么，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当怎样创新呢？
　　董天策：这个问题太大，不容易说清楚。要说怎样创新，先得明确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从道理上讲，学术研究是从特定的知识背景或理论脉络出发，去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也包括实践问题。因此，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不仅要从问题出发，而且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当然，问题总是相对于特定语境而呈现的，所以问题的解决总是要寻求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这就决定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内在本质与根本价值，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梁辰曦：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您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也总是询问研究什么问题，但我们很多研究生总是不太明白什么是“问题”。
　　董天策：什么是“问题”，其实不难。问题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这是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的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往往是知识性疑难;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它本身是对科学背景知识进行分析之后的“结果”，反映出研究者当前的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6]因此，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其实是“科学问题”。按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7]
　　拉瑞・劳丹指出，应将科学“理解为由精神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而引起的解题活动”[8]。解题就是解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托马斯・尼克勒斯指出，“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9]。卡尔・波普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10]。这些论断表明，“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1]。
　　梁辰曦：问题既然如此重要，该怎样去发现和提出问题呢？
　　董天策：问题并非存在于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之中的现成之物，只有当研究者对认识对象所存在的矛盾加以思考、分析、把握、判断，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恩格斯说得好，问题产生于“怀疑地批判的头脑”[12]。归根结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主客观矛盾在主体思维中的反映。[13]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对认识对象不轻信、不盲从，自觉抱持一种分析、质疑、批判进而弄清问题、探索真知、创新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换句话说，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14]。大体上，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不同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而发现问题;二是发现原有理论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而提出问题;三是揭示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或悖论而提出问题;四是在若干理论假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中洞察问题。[15]
　　当前，网络与新媒体正在全面改写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体融合、全媒体、大数据……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面对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16]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强化问题意识，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这个基本功夫不到家，谈学术创新就是梦呓。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本来是研究者在大学阶段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应当完成的学术训练。遗憾的是，一些已经或即将进入学术圈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对提出问题这个基本功夫却不求甚解、不甚了然，以致分辨不清研究对象与学术问题、学术领域与学术问题、社会现象与学术问题;也有不少人为多年的习惯套路所左右，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梁辰曦：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但我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同样重要。提出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董天策：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解决问题自然无从谈起。不过，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好问题。要解决好问题，学术研究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尊重研究传统，二是讲究研究方法。
　　先说研究传统。按拉瑞・劳丹的说法，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是知识的谱系。“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17]卡尔・波普尔也强调，“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18]。
　　当然，把研究的问题纳入一定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并非让研究者匍匐不前，而是通过对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更加深入而且创造性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借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并不是要“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因为“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19]。而且，这“接着讲”，既可以是“承接”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可以是“反着”讲，批判否定，另辟新说;甚至可以是“重新”讲，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构建新理论。总之，在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烛照之下，自己的研究更容易“豁然开朗”，获得新的感悟与体认。
　　举个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民生新闻”一出现就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民生新闻”的本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明确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20]。在这篇论文中，我运用范式理论来阐释“民生新闻”，既把这一研究纳入原有的研究传统，又在范式理论的框架中为“民生新闻”准确定位，从而超越此前的各种理论定义，可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阐释。
　　梁辰曦：我读到过这样的论述，“学术活动是一项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事业，不充分了解某一专门领域中先前的思想发展路径和研究成果就发表意见，哪怕是认真而诚恳地发表意见，也是不行的”[21]。还有学者强调，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做的就是为学术研究建立一个相关的学术史背景”。只有建立学术史背景，才能充分彰显研究成果的学理性：第一，可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一个边界相对明晰的论域;第二，可以使问题的解决从属于自己所学且在学术从业者社群内部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事实;第三，从而证明自己的研究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22]这种“建立学术史背景”的说法，是否就是您说的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
　　董天策：对。除了“研究传统”“知识谱系”“学术史背景”，还有“理论脉络”“理论框架”等表述，话语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还有，学术论文要求做“文献综述”，其实质也就是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
　　梁辰曦：说到研究方法，现在一般比较强调实证研究，或者说量化研究，似乎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才比较科学。
　　董天策：关于研究方法，并非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改革开放后引进的传播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主要是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与社会科学属性，强调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的实证研究。加上当时新闻学界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理路来破除极左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以倡导实证研究成为一时风气，教学中讲传播学研究方法也主要讲实证方法，特别是量化研究，这可能会给不少青年学子造成如你所说的错觉。
　　总体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可分为“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类：“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比，其本质属性在于：操作概念而不是操作事实，让事实符合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概念。实证研究的使命是确认事实，思辨研究则假定事实已确认，直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概括：建立概念，发展一系列命题，进行逻辑推演，直至揭示理论性结论。”[23]
　　实证研究又包含“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或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定量研究则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24]
　　梁辰曦：原来是这样，那应当如何选择研究方法？
　　董天策：没有最好的研究方法，只有最恰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选择，关键是要与你研究的问题、你确定的理论框架相适应、相匹配。适合思辨的，就展开思辨研究;适合实证的，就展开实证研究;适合量化的，就用量化研究;适合质化的，就用质化研究。所谓“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梁辰曦：学术创新必须善于提出问题，重视研究传统，采用正确方法，还有没有其他需要遵循的路径？〓
　　董天策：现代新闻传播业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也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在引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是“取材于西籍”，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完善而写成的;[25]传播学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系统引进的;即便我国的党报理论，也是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在学习借鉴中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性发挥，形成“典型报道”“正面宣传”“民生新闻”等相当中国化的理念与实践，但真正独创的理论学说还不多。引进、借鉴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自然会产生如何对待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创造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理论成果。 　　梁辰曦：国内学者有人提倡传播学中国化，有人提倡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本土化的提法，应该是相对西方学术而言的。
　　董天策：对，主要的提法还是传播学本土化。关于这个问题，有倡导，有批评，有争论，从理论上说相当复杂。2014年，汪琪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用“发展本土学术”的概念来取代“本土化”的概念。[26]我觉得很有道理，其独特价值与意义在于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当然，“本土”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它仍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不是中西对立，而是全球视野。因此，刚才所说的“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就应转换成“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对此，祝建华早有论述，他说：应“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来发展本土化理论”[27]。秦晖说过一句名言：“‘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28]可以说相当生动形象地昭示了“发展本土学术”的追求。
　　梁辰曦：基本明白您所说的意思，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究竟怎样发展本土学术？
　　董天策：如果说善于提出问题，重视研究传统，采用正确方法，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基本要求，那么，发展本土学术，就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最高要求。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以为“发展本土学术”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领：
　　首先，要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分析研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传播问题。像潘忠党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问题的理论和话语。”“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这么做了，做好了，我们的研究可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29]
　　其次，要在认真梳理古今中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汪琪讲得很清楚，从事一项研究的“文献探讨”非常关键：“作者必须兼顾空间的横向轴线与时间的纵向轴线。横向轴线包括‘外来’与本土文献，而纵向轴线则包括理论与概念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一项理论论述从提出以来的讨论。过去本土研究之所以经常陷于‘套用’西方框架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一方面是因为作者不重视它与本土脉络之间的歧异与共通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经常忽略了这一框架的利弊得失，而利弊得失的讨论直接牵引着作者所要提出的主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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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法学院新闻法学博士生）
　　编校：赵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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