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分析学科三十年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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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音乐经典文献导读・音乐作品分析卷》（下简称《导读》）是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系列的一种，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钱亦平教授和邹彦教授完成，于2011年5月出版。书中所收录的都是近三十余年来音乐分析学界较为重要的成果，包括15篇学术论文以及10篇优秀博士论文（《导读》中仅列出博士论文的目录）。由于这套书面向的读者群是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因此，文献的选择和写作的方式主要是以知识性和拓展视野为依据。这些文章大体涵盖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音乐分析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从作品分析到音乐学分析――多学科
　　交融的分析视角是音乐分析学科的发展趋势
　　“音乐分析”在我国也常被称作“作品分析”。许多学者认为音乐分析是具有“指向性”和“目的性”的一个学科，是解读音乐作品哲学/美学含义、音乐史学价值等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沙拉波夫来上海音乐学院讲学时，听了钱仁康先生在作曲系讲授的曲式课，认为先生教作品分析比较适当，因为他“不仅着眼于曲式结构，还十分注意音乐语言的表现功能，从中探索作品的形象、意境和思想内容”{1}。钱先生的这一治学方式可以看作我国音乐分析界多学科视角的发源。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研究思路为很多学者所采用。
　　多学科相融合进行音乐分析的思想在我们的学术前辈、音乐学家于润洋先生的“音乐学分析”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音乐美学家和音乐史学家，于先生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音乐作品的美学/哲学内涵，他发表于1993年的长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是“音乐学分析”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实践，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为我们后辈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这不仅需要有扎实的音乐分析功底，而且需要有广博的文史哲知识。
　　如前所述，钱仁康先生在音乐分析领域中的工作其实早已具备了“音乐学分析”的性质。音乐分析是钱先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些分析文章往往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打通中西的研究思路令人拍案称奇。《导读》中收录的《“似倒而顺”的回文诗和回文曲》一文是钱先生“中外曲式共同规律”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撰写此文的时候钱老已经88岁高龄。文中对于文学中的回文、中国音乐中的回文以及西方音乐中的回文游刃有余的叙述，使我们领略到了钱老渊博的学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在中青年一代音乐研究者的文章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导读》中所列出的博士论文大都具有多视角的特征，这是令我们欣喜的。
　　二、音乐分析的研究与国外学界的
　　联系与交流亟待加强
　　《导读》所收录的15篇文章中，引文注释共计有100个{2}，直接引用外文文献的只有22个，而且多以译文或是译著为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国忠教授的文章中，全部的9个注释都是来自于英文文献。从引文注释中可以反映出我们对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吸收不足。只有了解了西方音乐研究的最新动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和对话。
　　近几年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不少对西文文献的引用。如王旭青的博士论文《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研究：语境・文本・音乐叙事》参考的英文文献就有43篇/部之多，冯存凌的博士论文《勋伯格〈空中花园篇〉（Op.15）诗乐关系研究》也参考了31篇/部德文和英文的文献，体现出了作者文献融汇的能力。交流是应该双向进行的，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要不断介绍到西方，比如李吉提教授关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系列研究；或许我们还可以奢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西方研究者所关注甚至采用。
　　三、为纯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正名”
　　不少音乐学家认为，如果不涉及到作品背后的文化、社会、审美……就不能称得上是一篇有价值的音乐学研究文章，而且音乐学的从业者还会认为如果文章中不谈文化、社会、审美等就难以算是一篇音乐学的文章，这样就与作曲专业的文章没有区别了。
　　然而笔者认为，音乐分析的文章绝对不能通过这样的标准来划分优劣――音乐分析学科的立足点在音乐本体分析，这一学科具有其独立意义的存在价值也正是在音乐本体分析。不管是音乐分析、作品分析、曲式分析还是要涉及到文化、社会、审美等的音乐学分析，其实都是彼此相关却又有所区别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差别，关键要看在不同的领域中是否解决了一定的学术问题。当“音乐学分析”成为所有音乐分析的“套路”并成为评价所析内容的唯一评价标准的时候，恐怕就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了，这应该也违背了于润洋先生提出“音乐学分析”这一概念和方法的初衷。
　　《导读》中选择有多篇纯作曲技术理论的分析文章。首先要提及的是我国近代音乐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已故姚锦新先生发表于1982年的《贝多芬第十钢琴奏鸣曲（Op.14之2）第一乐章分析》。该文对目前音乐分析学科中对音乐作品缺乏“精读”的现象特别有针对性。这是一种对作品细细的品味，一个音、一个音的琢磨，这种将“精读”与自己对作品的感动结合在一起的文章现在真是难得一见！
　　其实，这种纯技术理论分析的研究思路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没有被放弃。以色列女音乐学家、曾任以色列音乐学会会长的芭提雅・楚尔金（Bathia Churgin）教授在发表于《音乐学杂志》（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1998年夏季号的《贝多芬和奏鸣曲式乐章中的新主题》（Beethoven and the New Development-Theme in Sonata-Form Movements）一文中，以贝多芬之前奏鸣曲式乐章的新主题的回溯作为开始，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大提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弦乐五重奏、协奏曲和交响曲中出现过新主题的奏鸣曲式乐章进行了罗列，并从主题性质（插部、赋格或类似赋格）、调性布局、再现部中对新主题的回顾等方面对这些新主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说明，最后用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为例证明了文中所提出的奏鸣曲式乐章中新主题的各种特征。文中仅从音乐的角度对奏鸣曲式乐章中新主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分析，并未涉及音乐本体之外的内容。 　　笔者认为，广义音乐分析学科内部有着各不相同的分析方式和方法，每种方法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学科属性和任务；音乐的特殊性使得音乐研究者可以不涉及哲学、审美、社会等其他学科对音乐做出独立的分析和评价。音乐分析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向是必然的趋势，但这不应该影响到纯技术理论分析存在的“合法性”。
　　四、音乐史各个断代研究分布不均衡，
　　唤醒“沉睡的”古典时期的音乐研究
　　2006年，邹彦的博士论文曾用下面两个表格来说明我国大陆在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方面的研究重心：{3} 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两个年份中，古典时期音乐作品的研究为0篇，巴洛克之前音乐的研究每年仅为1篇；而20世纪音乐的研究不仅占据着最大的比例，而且还呈现出了不断升温的发展态势。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我们对于20世纪音乐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在研究侧重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导读》中钱亦平教授的《从〈愤怒的日子〉看中世纪的词乐结构》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中世纪音乐结构分析的文章，在其影响之下的一批学术成果，如姚红卫的博士论文《论16世纪意大利牧歌的产生及主要风格流变》（2013年）和邹彦的《从“加法原则”到“对比原则”――18世纪之前的“自由曲式”》（《黄钟》2013年第3期）。对于早期音乐的关注也不应只停留在文化解读的层面，音乐本体、词乐关系和音乐风格等问题也应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在西方音乐史六个断代的音乐研究中，古典时期的音乐研究在我国近年来是最受冷落的。而这在国外学术界一直是研究热点。1995年的3种重要的英文期刊中选取“贝多芬”为关键词可以查到下列五篇文章：
　　1. Barbara R. Barry： “Recycling the End of the ‘Leibquartett’： Models， Meaning and Propriety in Beethoven’s Quartet in B-Flat Major， Opus 130”， JM， Vol. 13， No. 3 （Summer， 1995）， pp. 355-376.
　　2. Patricia Herzog：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Beethoven’s ‘Diabelli’ Variation”， MQ， Vol. 79， No. 1 （Spring， 1995）， pp. 35-54.
　　3. Lawrence Kramer： “The Strange Case of Beethoven’s ‘Coriolan’： Romantic Aesthetics， Modern Subjectivity， and the Cult of Shakespeare”， MQ， Vol. 79， No. 2 （Summer， 1995）， pp. 256-280.
　　4. Stephen Rumph： “A Kingdom Not of This World：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E. T. A. Hoffmann’s Beethoven Criticism”， 19CM， Vol. 19， No. 1 （Summer， 1995）， pp. 50-67.
　　5. Owen Jander： “Orpheus Revisited： A Ten-Year Retrospect on the Andante con moto of Beethoven’s Fourth Piano Concerto”， 19CM， Vol. 19， No. 1 （Summer， 1995）， pp. 31-49.
　　从数量上看，仅《19世纪音乐》的夏季号中就刊登了两篇关于贝多芬的文章；从文章选题上来看，大都是以具体的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在与历史背景结合下进行的分析。“此外，国内学界经常会抱怨对外国历史音乐学的研究因缺少“第一手资料”而难以展开。但是，我们从上述五篇文章中不难看出，这些文章的选题也并非是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的，而且这些也绝非是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开展的课题。”{4}
　　古典时期音乐的研究有其非常困难的一面，这主要是因为在国外学术界着较多的研究积累，需要有大量的阅读才能掌握以往的研究内容，进而将某一研究问题进行推进。
　　五、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导读》中选录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值得读者深入学习的地方，比如杨儒怀先生《自由曲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及其他文章，强调了曲式发展过程中的“质量互变”；贾达群教授的《结构对位――一种重要的结构现象与结构思维及技法》提醒我们要细致观察音乐作品中的各个参数，不仅要关注音乐作品最终的“形”，而且还要仔细观察音乐的“成形”过程，等等。这些内容在本文中不再赘述，笔者仅就几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一）直面乐谱，以乐谱作为音乐研究的起点
　　在2007年西方音乐学会西安会议上，彭志敏教授引用了德国音乐学家斯图肯施密特的话“尊重乐谱，就是尊重音乐中铁一样的法律”作为其发言的题目来强调音乐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音乐事实，乐谱为先”的带有口号性质的观点；其实，这一观点一直为钱仁康先生、姚锦新先生直至当代的大部分音乐理论家所践行，坚持具体的音乐文本分析是我们音乐从业者“安身立命”的法宝。
　　（二）文章“立意”的重要性
　　一篇文章是否成功，选题即“立意”非常关键。《红楼梦》第48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说出了艺术创作和著书立说的一个重要的规律――“第一立意要紧”，即选题有价值是艺术作品创作和文章写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翻开钱仁康先生的学术成果目录，我们会发现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有着非常独到的立意。比如《莫扎特“借题发挥”的创作实践》《学堂乐歌的“张冠李戴”现象》《器乐曲中的声乐与声乐曲中的器乐》等等，仅这些题目就足以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即便是赏析类的文章，钱先生所采用的恰如其分的标题也真正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钱先生对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的赏析文章就采用了“天开图画、妙合自然”的标题，这部交响曲标题性的实质和内涵就立即被彰显出来。 　　（三）从阅读中获得选题
　　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且带着“问题”去完成文章是学术论文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而问题最直接的来源无非就是乐谱和文献，后者在学术文章的写作中更具实用价值。以《导读》中选取的孙国忠教授的文章为例。面对Robert Marshall和Frederick Neumann两个旗帜鲜明的观点，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乐谱“说话”。经过了对《戈尔德堡变奏曲》细致的音乐风格分析，最终孙国忠教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他的晚期创作中，巴赫是有意识地采‘前古典风格’中的要素来丰富自己的‘音乐话语’；这种与新音乐潮流的密切关系表明了巴赫对个人音乐风格发展的开放心态。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巴洛克音乐集大成者的巴赫，其创作不仅面向过去，而且朝向未来。”当有学生在选题面前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经常会推荐他们看孙国忠教授的这篇从阅读中获得选题的文章。
　　（四）如何面对不同的分析结论
　　对于同一部音乐作品经常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最为突出的表现在曲式分析上。比如李吉提先生在《有关曲式结构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于德彪西《前奏曲・帆》的分析――将其作为单三部曲式或是回旋曲式都有其合理性。我认为，不同的分析视角和分析立场会对使得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结论有所区别，这需要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牢牢把握住下面三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以奏鸣曲式的一些相关知识作为例证：
　　1.对于各种曲式的本质特征要谙熟于心。如奏鸣曲式最本质的特征是两点：其一，呈示部中主部与副部的调性对比及其在再现部中的调性统一；其二，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性格对比。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两个特征来判断奏鸣曲式，而且可以在一些通常被认为是非奏鸣曲式的作品中发现奏鸣原则的存在。
　　2.了解同一曲式在不同时代中的特征。如奏鸣曲式在前古典时期的形成阶段、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中都有着一些不同的特征。以浪漫主义时期为例，奏鸣曲式往往和套曲原则、变奏原则等相结合，形成“混合曲式”。
　　3.熟悉不同作曲家的“曲式习惯”，如C.P.E.巴赫和海顿经常使用单主题奏鸣曲式。
　　我们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既要坚持一些彼此共识的曲式原则，也要根据不同的时代、作曲家来灵活掌握。
　　最后是《导读》一书中几个缺憾：1.所选择的文章的作者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没有关注到其他地区理论家的文章；2.没有收录关于配器分析的文章；3.限于篇幅，有些有价值的文章没有收录进去，比如李吉提先生对于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研究文章。
　　《导读》一书可以看做是三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地区音乐分析学科的缩影，我感受到了音乐分析这一学科巨大的发展势头。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方式在后辈的很多学者中得以光大。《导读》中前半部分的文作者多为在学界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而所收录的博士论文的作者则都为中青年一代。这两部分内容在学术思路上相互衔接，体现出了优良的传承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分析学科的未来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1} 钱亦平《学海浩瀚 纵笔成趣――为父亲钱仁康先生九十五华诞而作》，《人民音乐》2009年第4期。
　　{2} 分别是于润洋文章42个、孙国忠文章9个、徐孟东文章26个、彭志敏文章4个、贾达群文章3个，钱亦平文章16个。其余的9篇文章没有注释。
　　{3} 邹彦《论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前言”，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 同{3}，第5―6页。
　　林勇 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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