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网络“群氓现象”
作者 : 未知

  “9・3”阅兵吸引了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然而台湾女星范玮琪因仪式举行之际在社交网络上晒双胞胎儿子,遭到了网友抨击,指责其不爱国。虽然随后范玮琪删除相关微博并道歉,部分网民却不依不饶,不仅对其随后发布的一些个人生活照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政治化解读,更对其本人进行了攻击。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了8・12天津爆炸案中。天津事发后,马云微博评论被清一色的“逼捐款”留言所覆盖,而理由是“富人就要捐款”。
  新媒体技术一直是社会观点多元化的有力支撑。然而,在当今的新媒体舆论“场境”中,却出现了一种和多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这些观点高度统一,往往因一些小的契机聚合,并打着“爱国”“道德”等看似正确的价值观的旗号,藉此将当今社会中的负面因素集中上纲上线,大而化之,形成消极意见和情绪流瀑,又反作用于其形成的导火索事件或人物。这种现象带有明显的道德绑架意味和强盗逻辑思维,也被形象地称为网络“群氓现象”。而了解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及社会影响,也是当今舆情与宣传工作的重要部分。
  网络“群氓现象”的形成过程
  在范玮琪事件发生前,“爱国”就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谈及“爱国”话题时,网民极易上纲上线。极端逻辑形成于平时的网络争议,但爆发仍需借助特定事件。显然,范玮琪阅兵晒娃,这个本属于普通公民的自发举动,成为了平时就已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爱国争议爆发的导火索。同样,在马云被逼捐事件中,除了早期,中国慈善事业因屡曝负面事件而整体形象欠佳的潜伏影响外,网络的集体攻击虽不排除针对马云本人慈善观的争议,但更多的指责实是出于对中国慈善事业一贯不满,借此事件抒发潜伏的负面情绪。
  范玮琪晒娃话题作为阅兵当天社交网络上唯一与抗战无关的话题,在引爆网民负面情绪后,成为了网络关于爱国议题负面情绪的集中载体。在引爆初期,网络意见由于突发情绪的推动呈现高度统一的状态,而随着时间推移,网络情绪逐步稳定后,内部意见则开始分裂,也有很多网民认为晒娃是其私人举动,与政治话题无涉,并认为网络中指责范玮琪不爱国的观点是对个体公民的道德绑架,两种意见形成对峙的同时,话题热度也开始相应下降。
  虽然话题热度很高,但其本身可供网络解读的后续内容并不多。随着网络情绪的逐步冷静和替代热点的出现,范玮琪事件的热度在网民观点分裂后持续下降。但不可忽视的是,尽管网络对载体性事件的关注开始下降,但隐藏在其背后,关于爱国话题的争议依然存在,且网民上纲上线的惯性思维也依然存在,因此,舆情虽然平息,但长尾依然存在。
  网络“群氓现象”的舆论特点
  明星展示私生活本为社交网络中的常见现象,只是因为范玮琪在阅兵期间,和其他网民(或明星)展示出了不一样的状态,因此遭到了网络上纲上线的群氓式指责。同样,马云被逼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各界都为天津进行了捐款,作为首富,这种和集体的不一致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指责中,也显示出“群氓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不允许异见的存在。这种集体式的逻辑忽视了载体人物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自主选择权,加之和有爱国色彩的政治热点、带有社会敏感议题色彩的话题结合,则更显示出集体化的道德绑架现象。
  网络“群氓现象”还带有高度攻击性。范玮琪晒娃话题刚被曝光在社交网络之时,其微博下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指责之声,网络上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展示私生活即被视为不爱国其中的牵强逻辑;同样,在马云被逼捐事件初期,网络也几乎没有意识到“富人就该捐款”这其中的道德与逻辑谬误,也没有意识到爆炸与捐款并不必然的联系,在集体负面情绪的驱动之下,盲目地要求马云捐款,并在没有得到回应后又大而化之地认为现在“为富不仁”者居多,或对我国现行慈善事业的缺陷进行指责。这种道德绑架式的集体化情绪带有高度的攻击性,充斥着暴戾、荒唐与不理智的色彩。
  指责范玮琪阅兵期晒娃“不爱国”的网民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我的指责是“政治正确”的,是“道德认可”的。同样,要求马云捐款的网民也普遍认为,在同胞受灾之际,捐款救助才是“道德正确”的举动。因为这种“道德正确”,这些指责可以忽略基本的公民权以及逻辑和事实的正确性。因此,网络“群氓现象”还有一个特点是高度道德化,这种对道德正确的要求还往往只针对他人而存在。
  范玮琪事件和马云事件发生之初,不少网民和媒体认为可能存在网络水军的攻击。然而,新浪微博官方对范玮琪微博评论的分析数据显示,恶意攻击用户中的可信用户占比达87%,较活跃用户占80%以上。同时,从学历、年龄、地域等信息来看,其分布基本与日活跃用户一致,无明显特征。因此,攻击用户并非水军,而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网民。虽然有技术因素的影响,但显然这些真实行为也是网络“群氓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网络“群氓现象”的成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自身的性质在不断的变化。近年来,网民群体出现了低龄化趋势,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于网民盲目的指责攻击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网民群体自身存在的经济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差异,也导致了网民辨析能力的参差不齐。突发事件之下,很容易被大规模的一致性观点影响,导致观点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扩散,出现了群体负面意见高度统一的“群氓现象”。
  在对范玮琪晒娃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的众多观察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范玮琪事件是服务器“制造”的热点。因阅兵期间,股市停开,娱乐节目禁播,导致当今以微博为主要载体之一的自媒体舆论场话题高度集中,使范玮琪晒娃话题非常扎眼。不管这种推论是否正确,但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因素在当今舆论场热点制造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范玮琪事件中,这种技术的影响或为无意之举,然而,影响因素确实是一种可以被刻意利用的条件和手段。因此,这也是“群氓现象”的产生原因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早期的自媒体舆论场中,作为“大V”的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引导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这类影响并非总是正面,但对于正确观点从纷杂意见中的剥离起着加速推动的作用。然而近年来自媒体舆论场,特别是“大V”的沉默,导致意见领袖的作用减弱,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使得舆论场中的意见交锋更加激烈混乱,此外,客观观点相对于偏激观点而言,自身也缺乏天然吸引力,因此,其从意见场中凸显的速度也逐步放缓,网民盲目跟进偏激意见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这种舆论场场境的客观因素也是导致“群氓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是“群氓现象”形成的环境基础,而“群氓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固化了这种对其形成产生推动作用的社会环境。个体网民所属阶层、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能力与文化素养无疑各有差异,“群氓现象”一旦发生,这种集体不理智的负面情绪在潜移默化中固化网民思维,使得道德绑架、上纲上线的集体思维方式形成习惯,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碰到类似事件,更容易产生集体负面情绪。
  在集体负面情绪流瀑形成的共鸣下,谣言也可能利用此时网民的高敏感性大量传播。
  正常社会中,个体网民因其价值观差异持有不同观点本属社会多元化的正常表现。然而,“群氓现象”中对个体的道德绑架、对异见的排斥都减弱了社会观点的多元性,这并不利于正确观点扩散,反而会令网民在情绪的冲击下,失去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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