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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一阵微凉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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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姐》如同一阵微凉的风,吹散上海酷暑的烦躁。这部与许鞍华电影同名的话剧,由周可担当编剧、导演,演员王一楠制作,温婉的徐幸出演桃姐。戏后,笔者采访到了三位,让她们来谈谈《桃姐》的台前幕后,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故事,那些你需要知道的思考。
  周可:我想探究人内心的世界
  话剧《桃姐》是周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话剧的编剧,之前都只是作为导演的舞台改编。这次创作,她只保留了电影《桃姐》里人物的名字和身份,所以说话剧《桃姐》算是一部原创作品。周可说:“想做一个去戏剧化,有点契诃夫戏剧特质的、诗化老人的题材,这是我创作的方向。”
  当制作人王一楠跟她说要做一个老年题材的话剧,周可心里也有些犯怵。电影《桃姐》作为文艺片很细腻,但是话剧的呈现和表达方式不同,演给谁看?如何诠释?王一楠表示要做群像,做一个温情的轻喜剧,这个想法打动了她。“我想探究人内心的世界,创造一个老年乌托邦,我希望呈现我心目中的老人,他们是有阅历有智慧的。”因为在她看来,老去是灵魂逐渐离开肉体,但心智是越来越清明的过程。
  有观众看戏后反映,觉得群像淹没了桃姐。周可回应道:“如果有人说《桃姐》中桃姐不是主角,那么《万尼亚舅舅》也不光是在说万尼亚舅舅。”养老院的群像各有各色彩,但周可认为桃姐这个角色淡一点反而更好。她希望她这个颜色越淡越好,就像喝茶一样,浅浅淡淡的绿茶滋味悠长。这样的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一种安静的力量。在创作过程中,她也曾和饰演桃姐的徐幸探讨过这个问题,最终的舞台呈现上的确也抓住了那份安静。
  但是,在笔者采访徐幸的过程中,她还是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没有故事而心怀忐忑。为什么就不给桃姐来点故事呢?周可笑了:“她要有故事就和其他养老院里的老人一样了,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故事,虽然说她这一生该有的结婚生子都没有,但这恰恰是桃姐身上最大的特点――简单。我不愿意刻意加故事给桃姐,比如扇子就可以引发诸多情感往事,但我觉得还是留白比较好。”
  作为编剧,在剧中她加入了很多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作为导演,她试图在剧场营造一个三层空间:现实,非现实,中转站。在她的设想中,剧中养老院是人生的中转站:“从三维空间上来说,养老院存在于城市与大自然之间。从垂直空间来看,养老院是从地球通往另一个空间的停留。”有了中转站这个概念,便有了建构起整个剧场空间的构思。她想通过自己的实践看看,这三个空间能否在剧场并行。现实空间,是上海某养老院老人的真人视频;非现实空间,是舞蹈;中转站,是介于现实与虚幻的舞台空间。
  然而,设想总是美好,现实却是残酷。有许多人看过戏后,质疑剧中的舞蹈:是否需要?是否编排得当?对此,周可确实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作为创作者,她有这个担当的气魄:“就算舞蹈失败,我也想做出来看到底它是个什么样子。要允许原创作品有瑕疵和错误,做戏就是试错,然后不断地去调整。”她在剧中运用舞蹈并非是缺乏舞台手段,真正的用意是要让舞蹈去创造另一个空间,一个非写实的空间。然而,在现实的编排过程中,因为编舞时间太短,导致最终没有和整个戏融合起来。接下来她还会去调整戏,但绝不是简单地抛弃舞蹈,而是整体上意境的提升。
  她说:“出于我的私心,这个戏是想献给我父母这一代人的。”然而,通过编导《桃姐》,也令她想到自己,“我老了,想做一个怎样的老人?”说到这儿她沉默了,“这问题似乎无解,但要乘你尚且年轻的时候去努力”。而她,一直在努力,不停地奔跑。她就是周可,一个在剧场中努力的倔强女子。
  这是徐幸与周可的第三次合作,她说:“之前合作的两个戏《父亲》和《晚安,妈妈》都比较实,《桃姐》这个戏却比较虚。我喜欢生活流的表演方式,从内心出发,在舞台上实实在在地生活。” 而近些年徐幸在舞台上出演的《雷雨》《于无声处》也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所以说,这一回《桃姐》是给她出了难题。
  作为桃姐的饰演者,徐幸笑称自己并非是主角:“她这个人物与养老院里的人是脱离的,其他人都很实,只有桃姐是虚的。桃姐这个人物没有内在信息量,我必须在舞台上沉住气,让观众看得下去。有朋友看了戏,说徐幸你内心非常强大,才能在舞台上这么淡定。”
  桃姐在剧中戏份不重,色彩也不跳跃,如何抓住这个人物,她想了很久。最后她还是选择从桃姐的内心出发,“活到这个年纪的桃姐内心是很平静的,她出身虽然悲催,但还是心怀感恩,她一辈子就是在修行。而且桃姐对待死亡特别坦然,她的心里是一种静。”于是,她决定把这份平静带到舞台上,然而,她自嘲地说:“桃姐在舞台上戏份不多,所以我只能选择平,平平静静地把自己的台词说出去罢了。”
  然而,正是这份安静,奠定下了整部戏的基调。让整出戏有了跳脱出尘世生活的诗意,有了跳脱出衰老与死亡的快乐。所以说,桃姐是绝对的主角,没有她的这份安静,这部像散文一样的戏就真的散了。《桃姐》的舞台布景是亮点,别致空灵,有一种超脱于生活之感,而桃姐这个人物在剧中恰恰也给人这种感觉。徐幸即刻愉悦地回应,“我这个人说的话倒是与这个景是很统一的”。
  那是何种机缘巧合让徐幸与桃姐相遇?2015年恰逢上话20周年,她就早早表态一定要参与这个活动。虽然4年前她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退休了,但心还一直在舞台上。后来才知道要搞一个老年人题材的戏,才知道是《桃姐》。当时看了剧本,她就想演那个全剧只有一句台词“我要回家”的痴呆老太太,可是大家都不同意,一致推举她来演桃姐。可是这让她犯了愁,这个连个故事都没有的人物真的很难演啊。
  桃姐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徐幸一直在想的。剧中其他人都有故事,而桃姐却只有一个箱子,可能观众还期待箱子里有什么惊喜呢,徐幸调侃地说:“我又不能跳进箱子里变出一个活人来!”
  多年前,她就在朋友的推荐下看过电影《桃姐》,当时她并不喜欢,因为太压抑了。“生活中应当多点快乐,就算老了,也不能一味地等死,我演桃姐就是要尽可能使她快乐。”这是她自己对桃姐这个角色的诠释。谈到戏,她竟出乎意料地直言“改编是有缺陷的”。虽然《桃姐》在演出后收获了不少好评,但作为她自己还是不满足,她依旧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陷,然后客观地看待这部作品。“因为是电影改编,所以会有一种期待,但这戏并没有给足观众的期待。或许这次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令桃姐的呈现在舞台上缺少内涵和戏份。”
  与电影中质朴的桃姐不同,话剧中的桃姐更“小清新”,对人生也有了更多的哲思。“剧中‘尽管没读过很多书,很多道理还是懂的’这句话是周可加的,如此一来桃姐便能说出那些诗意的话来,这些都是周可赋予《桃姐》的。周可想象力丰富,主观意识很强,她想让这个戏丰富起来,因为这是个没有戏剧发展、没有戏剧冲突和戏剧高潮的戏。所以说选择如今这个角度去改编,是很聪明的。她经过那么多年,积淀了很多经验和想法。”
  “我一直想做一部高度生活流表演的话剧。当初看完电影《桃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演员的表演方式,它非常生活流,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高级,给人感觉很亲切、很温暖。”看了电影《桃姐》,王一楠就动了改编成话剧的念头。这个项目起起落落三年之久,如若不是她一而再的坚持,这部看起来不那么商业的戏肯定就成了泡影。做这个老人家的戏,她就想看上话的老戏骨们在台上飙戏,看着就过瘾。她这个制作人还经常自己出钱打飞的来回工作。她是那么贪念着剧场中的时光,她笑着说自己绝对是话剧的“真爱粉”。
  她称自己是一个业余制作人,一个不会算账的制作人,只是把身边所有的好朋友都忽悠过来做这个戏罢了。多年好友周可就是第一个被忽悠的,编舞殷梅更是自己打着飞的从纽约来帮忙。这是王一楠继话剧《推拿》之后再次以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作品。这回《桃姐》首演,正在拍着电视剧的她,特地请了三天假飞回上海。因为大雨飞机还延误了,靠“刷脸”才从北京坐火车赶回。话说,当初找许鞍华拿话剧版权,也是迂回波折,在一次走红毯的时候,和身边一个香港制作人聊天,她这才找到了许鞍华,拿到了版权。所以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凭着这股子执著的劲,她撑起了这部貌似不赚钱的戏。
  《桃姐》同时也是她这个“任性”的女儿献给自己父母的礼物。作为女儿,她时常忙于工作无暇陪伴父母。这次她会带父母来看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父母的愧疚与爱。但她认为《桃姐》并不是一部“老人戏”,很大程度上是给青年人看的。她希望青年人可以带父母来看,一起共度《桃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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