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作者 : 未知

  【摘要】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不过,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也是针对文化界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的。而在全球化与新媒介环境下,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就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而应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新语境下,反思今日的人文危机,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关键词】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全球化;新媒体
  一、文学危机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在《上海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一文,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学界现状,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严重危机,文学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人文精神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1]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文危机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读书》《文汇报》等刊物开辟栏目,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等文章,深入讨论何为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危机,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陈思和、郜元宝、蔡翔、张汝伦、王蒙、王干等批评家纷纷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
  在今天看来,那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并不复杂。20世90年代之后,市场化和商业化在中国迅速扩展,并从日常社会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这导致了文学和作家地位的变化,文学被日益边缘化,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都讲述了商品世界和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冲击,知识分子作为昔日的启蒙者,现在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尽管知识分子不断被批判,但是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得到了确认和加强,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也都开始围绕经济而展开,像南帆所说的那样:“90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这时,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2]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少知识分子心灰意冷乃至纷纷“下海”,弃文从商,投身商品大潮中,从知识人转变为老板、商人和董事长,而这正是王晓明等人所感到的人文精神危机。
  今天看来,发生于1994年前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围绕着文学危机展开,人文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学危机”,而不太涉及政治、哲学和美学等其他人文领域。在王晓明等人眼中,文学是20世纪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但随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社会的来临,文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日益低俗化,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资源,相反,它教人变坏。所以,王晓明呼吁通过文学熏陶,重建丧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改变目前一副不平衡的模样,能够在对文学诗意的描述和阐发上,也同样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持久的魅力。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3]而重建人文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来一个认真清理。
  王晓明等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影响深远。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因为王晓明等知识分子的批判而终止,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晓明等人当年猛烈批判的一些被认为是世俗化、商业化产物的文学作品如《废都》《过把瘾就死》等小说,在今天反而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的“文学经典”。更让人诧异的是,王晓明这位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并将文学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形式”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己却选择离开文学和文学教育,从事具有世俗化和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业研究了,他的转变有点不可思议。王晓明的变化或许并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已经让文学彻底失去了崇高位置,文学并不比其他学科显得更加高尚。
  不知道王晓明现在是否会反思自己,他当年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过高的地位,而其实,从更长的历史范围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小说、戏曲乃至诗歌等文学体裁同今天的电影、电视一样,都是市井社会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随着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供给市民大众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大多首先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地位慢慢得到了提升,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对立面。而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而已。
  二、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会有人时不时地提及1994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并借思考和讨论批判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不过,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今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其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全球化成为今天人们再思考人文精神的一个出发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虽然市场开放,整个社会迅速商业化,但是全球化浪潮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王晓明等人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大陆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浪潮,海外学者没有卷入这场大讨论中。但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因而必须站在全球化视角加以考察,李欧梵的新书《人文六讲》便强调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看待“人文精神”。李欧梵强调他讨论“人文”并非是“老调重弹”,而是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反思当今世界的人文现状。他看到,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均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欧美的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原本强势的人文学科。高等院校如此,社会上更不必说,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   显然,立足于全球视野考察人文主义,李欧梵所思考的人文问题比王晓明要广阔得多。他也没有像王晓明等人那样拔高人文精神的价值,将人文精神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蒙、南帆已经对王晓明等人拔高人文精神的功用表达了不满,王蒙直接批评了人文精神失落一说,他说:“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4]南帆更是意识到人文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危机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没有理由把启蒙运动视为束缚‘人文精神’的便捷。‘人文精神’的题旨和阐述的维面远为广阔。无论是信仰、终极关怀、人格理想还是道义境界、社会职责、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她将冲破启蒙语境的既定框架,驱使人们进行一些更为基本的追问。的确,在更大范围内,‘人文精神’的衰落――如同张汝伦分析的那样,正在变成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趋势,尽管启蒙的任务在许多国别业已成为历史陈迹。如果将收复权威看作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目的,这无疑低估了这个话题的历史分量。”[2]
  李欧梵更是强调“人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用“人文主义”这样一个更加宽泛、温和的词语取代“人文精神”一词:“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5]在《人文六讲》中,他仔细介绍了何为“人文”,在李欧梵看来,人文由人与学问两部分构成,人文就是以人为本、与人有关的学问,凡是与人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看成是人文的范畴。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中,人文的内涵要广阔得多。
  李欧梵也提到了商业化对于当代人思想和生活的影响。不过,与王晓明等人有所不同的是,李欧梵立足于全球化,他认为是全球商品化浪潮导致了人文危机,让人坠入了享乐主义(hedonism)中,使得日常生活显得庸俗无意义,而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人文修炼”扭转此局面,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商业霸权面前保持个人的尊严。而如何才能加强个人的“人文修炼”呢?在李欧梵看来,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读读文学、看看电影和听听音乐都行,这都是提高人文修养的重要途径,大学里也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王晓明等人当年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他们将人文精神看作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将人文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他们是启蒙者和布道者。但是李欧梵打破了人们对于人文的一般看法,强调人文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每个社会大众都需要人文,而且人文素养的提高亦非难事,通过日常的学习便可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欧梵的人文观念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思想的影响,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李欧梵也试图重新联结文化与生活的关系,让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不仅是一种人文熏陶,而且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只要坚持,并不是一件费力之事。李欧梵认为越是在全球化、后现代这样快节奏的世界里,整天忙碌、无暇顾及自身感受的现代人越需要人文熏陶,而通过人文学习和人文体验,方能领略生活的意义。
  当然,李欧梵也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人文精神其实还包含了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冲突,在《人文六讲》一书中,他特别以建筑艺术为个案,探讨了全球化来临之后那些本土建筑师们的反应。《人文六讲》一书汇总所提到的王澍、张永和等中国建筑师,不仅了解西方文化,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他们通过建筑向西方传达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比如王澍的建筑就被认为是“一个17世纪的中国人整出来的现代建筑”,王澍等人的建筑也可以看成是对那种高度现代性的西方建筑的人文批判。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文精神”
  我比较赞同李欧梵用“人文”“人文主义”的概念取代“人文精神”一说,也赞同人文并非和日常生活对立,并且在今日的全球化语境中,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是全球商业化浪潮的确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冲击。为了应付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人文教育在许多国家都不受重视,在此情况下,确实应该倡导人文教育。像李欧梵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文”并非高高在上,专属知识分子独享。每个人离人文都不遥远,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我修养,多接触文学、音乐、电影和建筑等各种艺术,便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重视人文素养,整个社会也将富有人文气息,而变得不那么庸俗功利。
  而且在今天,讨论“人文”或“人文主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技术和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媒体技术变革对文化发展影响巨大。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曾考察了媒介技术变革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他认为在今天以互联网新媒介为代表的技术贯穿于人类的生活与心灵更胜于以往,“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在20世纪90年代,他甚至已经预测了微博、博客等社交工具将会改变人类的交往和文化模式。他指出“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后设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6]
  卡斯特对于新的文化抱有一种乐观态度,但是媒介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的媒介技术也对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媒介技术日新月异让文化变化太快。在新媒体时代,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文化作品出现,过去写一篇小说、拍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在媒体发达的今天,这些变得容易了,在网络上,每天都有大量小说、微电影和电视剧被炮制生产出来,让人应接不暇;其二,在新媒介技术的支配下,像本雅明所看到的那样,文化变成了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被不断地、大量地复制,粗制滥造、浅薄搞怪的东西充斥着整个社会,粗俗甚至成为社会的一种流行风尚。在新媒体时代,悠久的传统文明和当代的经典作品不仅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被随意肢解和胡乱改编。在新媒体时代,讲究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和道德修养的人文教育不被重视,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其实在不断下降。波兹曼悲观地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取得了垄断和霸权地位的今天,文化正向技术“投降”。①   当然,通过新的媒介技术,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深入大众内心,原来只属于少数人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社会大众拥有了更多参与文化创造的权利、空间和途径,也有了更多表达的自由,不少新兴文化都是由青年人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在人文教育方面,新媒体技术并非一无是处。戴维・莫利就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新媒体对于人文传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不要迷失在技术的神话中,他认为“最新的技术也可被用于最传统的目的”。[7]新媒体技术其实可以用来推广传统文化和人文经典。借助于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手段,人文经典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立体化。今天,还有不少电信和媒体公司研发了一些新技术,利用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个移动公司就曾经利用手机传播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而目前在世界流行的“传统热”其实跟新媒介的积极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只要整个社会合理使用,新技术和新媒介都将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各种传统文化,增加他们的人文素养。
  总之,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要在全球化和新媒体这样的新语境中,反思今天的人文危机,并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增强每个人的人文素养,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加强人文知识的传播,提高人文经典的影响力,从而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本文为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11TQC008)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2011SJB860003)课题,作者是这两个课题的负责人]
  注 释:
  ①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以及《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都表达了对新兴技术的不满。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J].上海文学,1993(6).
  [2]南帆.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J].读书,1996(7).
  [3]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序》[M]//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12.
  [4]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东方,1994(5).
  [5]李欧梵.人文六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
  [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06.
  [7]戴维・莫利.媒介理论、文化消费与技术变化[J].张道建,译.文艺研究,2011(4).
  (作者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副主任,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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