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体化”到“百花齐放”
作者 : 未知

  【摘要】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民族化;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231-01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
  新时期文学主要是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回归“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回归“五四”进而学习西方,完成“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对于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限于艺术形式上。90年代文学则是沿着“五四”方向前行,充分借鉴西方,继承传统,文学体制双轨制,文学现象多元化,通俗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新世纪文学不再有学习的目标,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处于“自由”与“自为”的状态,文学现象非常复杂,写作方式、作家身份、读者阅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经历了最难忘的岁月。有学者总结这一时段的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说:“开头是一个大事件的开头”,“结束是另一个大事件的结束。”“这两个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都是全局性的,当然也影响并决定着这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和诗歌形态。”
  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象,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更加紧密与广泛的结合。
  在当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选择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现象,使之走上健康、积极的道路。与此同时,作家在探索文学民族化道路时,较多地注意了深入开掘由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风物习俗,在选择与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创造民族风格时,也表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特色,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与统一。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做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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