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代表性不足,中国如何破题?
作者 : 未知

  自1919年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以来,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近年来,随着融入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联合国系统中,在涉及经济社会、会议管理、人力资源、政治法律、维和裁军等职能部门中,都可以见到中国籍职员的身影。但他们仍然是小众,仅占联合国职员总数的1%。
  按照会费缴纳比例和人口分布情况,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理想员额幅度是164至222人,但目前仅为81人,属于员额构成不足的44个国家之一。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员额幅度较为理想的国家有102个(阿尔巴尼亚、捷克、以色列等),超员国家有29个(阿根廷、法国、葡萄牙等),尚无代表的国家18个(安道尔、科威特、卡塔尔等)。国际职员数字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治理水平,彰显的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表明的是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其在国际组织任职人数和职位也在提升。尽管美国以其雄厚的国际影响力仍居来源国人数首位(6.34%),但�闹霸彼�属地区来看,非洲占比最大,达40.7%。从驻地城市聚集的总部数量来看,尽管前10名均处于欧美国家,但从常驻职员人数来看,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已跻身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名。这些驻地城市的共同特点在于:国泰民安、环境优美、教育发达。
  从东道国的角度讲,国际组织人才所要达到的全球胜任力目标,并不能仅从联合国“以职位为中心”为候选人列明的17项素质简单理解,而是一项综合提升国家治理、城市管理和人才素养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民族不断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与相处之道的过程,是在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定位角色、构建关系、化解冲突、凝练智慧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政府的决策,也需要企业、学校、智库、媒体、民众多元行为主体的通力协作。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可能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相关各方认知上的转变。
  在国家层面
  亟待从“追赶西方”转向“发现自我”的知识积淀
  早在1969年,日本政府便支持东京市成功吸引了联合国大学进驻。1974年,日本外务省国际机构人事中心开始实施“初级专业人员派遣计划”(简称“JPO派遣计划”),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赴国际机构工作创造条件,1983年又推出《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2009年,日本政府与文部科学省推出的“国际化基地建设(G30)”项目和2014年确立的37所高校“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建立政策协同关系,巧妙地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与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改革进程结合起来。最新研究发现,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发现的“汤浅现象”仅适用于16-20世纪的近代(意、英、法、德、美先后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平均周期为60-80年),未来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将不再单纯以主权国家为创新主体,而是以学科集群为基础的跨国协同研究团队为单位。
  1997年,根据联合国条约成立的国际竹藤组织(INBAR),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一支竹藤、林业及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学、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等领域的国际专业人员和专家队伍。中国政府为其成立的国际竹藤中心(ICBR),是以竹藤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管理与培训机构,涉及农学、林学、林业工程、材料科技等交叉学科知识。
  2006年成立的国际数字地球协会秘书处,设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在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大学学科名单中,共有108个重点建设的一级学科,其所代表的前沿知识与国际组织类目相交叉的内容,将是我国国际组织人才的可持续增长点,以及创建或吸引国际组织(机构)的潜在磁吸点。
  未来,随着我国人文、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繁荣与振兴,将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学科涉猎广泛的国际组织的垂青。一国围绕某一学科的创新集群及其知识生产从边缘向中心的推进,就意味着该国在学科知识谱系中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
  对城市而言
  亟需从“单方受益”转向“多方共赢”的公益理念
  作为一类独立的国际法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享有国际国内两种法律人格,其运作有赖于驻在地政府自愿“让渡”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设立和吸引国际组织意味着驻在国在与国际组织的双边协定中接受国际条约义务,提供宽松条件,并在国内立法和在政策层面展示包容态度。这些无疑都是东道国和驻在地为国际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下简称“公益”)。国际组织驻在地城市的治理绩效是存在“外溢效应”的,但其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在国际会议与活动的集聚和衍生辐射效应中,将得到超出预期的补偿,因此不会因担心“搭便车”行为而拒绝提供公益。
  申办国际组织(机构)驻在地城市需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充裕的财政支持、办公条件、金融服务和政策优惠。大多驻在地城市都在市政府设立了可协调多部门、与国家部委通力合作的“建设国际组织(机构)驻地办公室”,直接向市长负责。
  日内瓦向《水俣公约》常设秘书处承诺,每年为秘书处提供250万瑞士法郎(合人民币1716.75万元)财政支持,提供优质的航空、铁路、医疗和保险服务,有世界一流的学校和研究机构,跨国支付和转账便利,签证审批快捷,免租金办公空间,以及配有同声传译(8种语言)和联合国安保服务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
  其次,多元文化与传播力提升协同效应。通过联通173个联合国成员国常驻代表团、240多个外交使团和250多家拥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日内瓦可使跨行业、跨国界的国际组织实现“协同”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环境之家”(IEH)就是这一“协同”理念的倡导者。
  再次,环境优美和崇尚和平是国际组织青睐的驻在地特质。
  第四,能为国际雇员的家属提供就业援助,为其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
  考察具有特定历史与政治原因的驻在地城市纽约,可以发现联合国总部设立于此的原因:其一,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通过;其二,洛克菲勒家族向联合国捐献了纽约曼哈顿东面的17英亩土地作为“国际公地”,解决了初创阶段的办公场所难题。目前,联合国对纽约市经济的年均直接贡献达25亿美元,年均提供1.8万个就业岗位。纽约为联合国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4美元的收益。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翻新计划则彰显了国际组织与其东道城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从中可以看到民众与利益集团、州议会、中央政府与国会及联合国之间的多层博弈。   在推动国际组织落户和扩大建设方面,中国具有巨大潜力的城市仍面临注册身份、主管部门、纳税标准、资金短缺、出国手续繁杂等挑战。然而,国际组织自身在信息资源共享和人力资源培养方面对于城市所带来的巨大回报,能够使提供公益的城市切实感受到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利共赢,此即所谓的“全球本地化(Glocal)”治理理念。因此,要在明确“舍”与“得”是相伴而生这一原理的前提下,从驻在地城市单方受益的思维向多方共赢的思维转换。
  在人才层面
  亟需从“个体自发”转向“队伍建设”的战略布局
  瑞士作为联合国员额幅度已经超编的国家,对于国际组织的存在仍然非常重视。瑞士外交部官方网站即明确指出:国际组织的存在是瑞士的外交政策利益,��内各领域都要通过在联合国政治机构和委员会任职增加国际组织雇员人数,协助有才干的年轻人进入国际任职渠道,融入全球网络。可见,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不能仅靠自下而上的自觉自愿,而要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助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人才推进政策。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协助联合国在北京举行青年专业人员考试(YPP)。200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1-2名中国籍人士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2014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合作,首次推出选拔优秀青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的项目。2017年8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国家开始资助选派或自行联系获得实习岗位、到海外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智库也通过学位培养和集体研修项目,积极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机构或项目名称中含有“国际公务员”“联合国”或具体国际组织名称的就至少有14个大类,若将“外派国际化人才”“外交外事人才”“涉外人才”培训项目也计入在内,种类则更为繁多。
  总体而言,各类培训机制有三个特点:
  一是涉外学科通识化。国际化人才的知识涵盖面较广,既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翻译学、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法、行政管理等二级学科,又要有国际组织、国际公务员的业务知识,还要了解跨文化交流、外交谈判和礼宾礼仪;既有人类学、世界史等系统理论,还需要具有特殊性的业务实践。
  二是培训项目扁平化。发起国际人才培养项目倡议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授课主讲人的来源也日益丰富,既有国际组织任职人员、驻外大使、外交人员,也有行业翘楚、招聘官员、财务专家,他们的工作经验和独门秘诀是宝贵的隐性知识,通过口述案例、培训授课的方式转变为显性知识。以多元主体作为施动方,以潜在的国际组织人才作为受动方,以协同网络开展的项目式培养机制,充分展现出其扁平化的优势:便于人才培养轨迹进行跟踪和案例分析;项目内可自主招生,保证学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根据项目经费预算,可以选择行业内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授课主讲人,实训场地可根据授课内容和学员要求灵活选择;项目管理者可对培训过程进行评估和优化;学友会的不定期互动及其激励效应,使培训课程的性价比大大提升。
  扁平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研究员彼得・葛洛于2003年提出的“协同创新”机制的重要特征,若能以此思路推动各级政府构建面向中国国际人才培养的教育网络,实现人才培养效果的动态可视化,将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大型教育工程。
  三是知识谱系本土化。人力资源管理者逐步认识到“发现自我”对于中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因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关于本民族文化的国学知识。毕竟,只有通晓中国,才能为提升中国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贡献更大的力量。对于中国人来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是未来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关键才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渐进的累积。它是从环境塑造到能力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选种、育苗、开花、结果的全生命进化过程。(如图所示)
  从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布局角度看,若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岗位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效果可能会事半功倍。日本政府就曾主动深入国际组织内部和基层生活调研,从外交政策和人事安排上为国际组织任职创造条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硕士课程中的“发展项目管理”研究方向,就根据国际组织发展援助类岗位要求,设置“经济与发展事务”“性别与发展事务”“金融与发展事务”“发展项目管理”“教育与发展”等应用型课程,专题是纵向逻辑,区域是横向逻辑,二者交叉而成的“矩阵”对应若干国际组织。由青年学生自发组织的“模拟联合国”、模拟谈判和网络互动课程,使学生有机会培养全球视野,甚至可以到目的国展开田野调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更是将实践课堂拓展到了国际组织实习岗位中。与世界各国联合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上下配合、内外呼应,亦可成为一项放眼长远、升级效用的教育外交方略。(作者系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秘写作 期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