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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视域下精准扶贫困境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本文运用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系统考察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通过分析乡村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探寻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007-0125(2019)06-0230-01
  一、乡村转型: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转变
  学界对于农村转型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熟人社会;第二类是陌生人社会;第三类是半熟人化社会,半熟人化社会是一个过程,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①半熟人社会具有以下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点,一是传统村庄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当农村社会中主体成员长期不在场就必然造成村庄社会系统运行的失序。二是半熟人社会中个人主义盛行。半熟人社会并没有一种人人都会遵守的社会秩序,相反则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三是富人治村的私人化治理。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二、精准扶贫困境问题的提出
  本文中提到的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主要指的是扶贫资源下乡过程中出现的漏扶、错扶、迫于政绩压力的应付性扶贫以及贫困户动员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镇——村”这个接点场域,国家主张扶贫要“落实到村,精准到户,精确到人”,扶贫政策具体的要从乡镇一级下沉到村庄社会。
  本文接下来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主要从精准扶贫的最直接的主体—村庄(转型中的现代村庄),即从村庄的角度分析在村庄转型过程中,村庄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村干部在扶贫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贫困户对待扶贫的态度等。二是乡镇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模式,研究扶贫资源是如何由乡镇一级下沉到村庄社会的。
  三、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乡—村”关系
  (一)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与村庄的关系。“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县乡两级政治体制运作特点的概念。在扶贫领域来说,精准扶贫自从在国家层面提出以来,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号召,“扶贫军令状”让扶贫的执政压力在“压力型体制”的末端乡镇政府中不断的堆积,扶贫脱贫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是任何一个乡镇政府想要完成的任务,乡镇政府处于国家处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末端,对上有一级一级的上级政府,乡镇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将这种压力向村干部释放,这样就形成了让压力型体制下的运作方式。
  (二)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逐渐行政化。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和村庄的关系逐渐成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委会也逐渐成为一种带有行政化的组织,而非村民自我管理的为村民服务的组织,行政化那么其目的更多的就是为上级政府即乡镇政府服务,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反映到精准扶贫上来说,村级组织—村干部成为乡镇政府职能的延伸,上级政府的“一票否决制”成为衡量当地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这种硬性指标迫使乡镇政府不断的向村级组织释放执政压力,而村级组织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自身“仕途”的考虑,更是处于应付上级政府的扶贫措施,不是真正为了扶贫。
  四、精准扶贫困境的形成
  (一)异化的村庄治理机制:偏离村庄,完全对上负责。首先,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上级政府的执政压力,乡镇政府不断的向村级组织释放压力,并且作为衡量村干部升降职的指标,这种治理机制已被“异化”为一种对上负责,完全偏离村内的状态,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干部将乡镇政府视为自己的上级领导,配合乡镇政府早日完成脱贫的目标,扶贫的效果是上级政府满意,而不是贫困户的满意。其次,半熟人化的乡村社会中,由于利益至上的原则作祟,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淡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异化的村庄治理。
  (二)扶贫措施完全以完成上级任务为目标。在半熟人化的村庄社会,村庄社会结构破碎,人心涣散,没有向心力导致动员能力不足,再加上私人化的村庄治理,行政化的村级组织,使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对扶贫工作并不上心,他们往往认为“扶贫是是村干部的事情”。由于缺乏政策对象的参与,而又为了完成乡镇政府的任务,许多政策只是出于应付,出于完成上级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并非是真正为了扶贫。贫困户的缺乏参与,村干部的应付共同使精准扶贫陷入一种困境,使扶贫、脱贫成为村干部的“独角戏”,只为达到“让领导满意”的效果。
  (三)扶贫对象—贫困户的淡漠化。在半熟人化的村庄社会中,现代村庄的转型是造成贫困户对公共事务淡漠的主要原因,在半熟人化的村庄社会中,村庄结构完全破碎,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被打破,人们约定俗成的村庄秩序不复存在,普通村民的行事原则就是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对于贫困户来说,他们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不足,这种利益至上的思想更加“顽固”。异化的村庄治理机制使扶贫成为一种当官者升职的法宝,这进一步的让贫困户觉得“扶贫、脱贫是村干部的事情”。
  注释:
  ①夏支平.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06):86-89.
  参考文献:
  [1]汪三贵.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7,(5):148-149.
  [2]刘建平,陈文琼.“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农民动员——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2):57-63.
  [3]王海娟.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J].地方治理研究,2016,(01):74-80.
论文来源:《戏剧之家》 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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