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诗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新路径研究综述
作者 : 未知

  摘 要: 认知诗学和文学翻译的界面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本文回顾了这一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旨在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认知诗学 文学翻译 路径研究
  一、引言
  认知诗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认知诗学不仅在文学文本解读方面具有极强的阐释力,在文学的本质和功用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诗学是认知科学与诗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借鉴了认知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具有牢固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阐释力。目前,认知诗学虽然仍是一门前沿学科,却有了重要的学科地位,可以为其他学科利用。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认知活动,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之不能用语言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因此,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的界面研究就成为一种必然。认知诗学中的诸多理论因子提炼后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目前在与文学翻译的界面研究中具有较高关注度的认知诗学理论有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图示理论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认知诗学关照下的文学翻译新路径研究,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认知诗学关照下的文学翻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两位著名学者Elzbieta Tabakowska和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Jean Boase-Beier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Elzbieta Tabakowska的1993年的代表性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lation)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强调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和后结构主义把语言划分为形示与意义,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没有考虑到人的作用。与此相应的翻译研究自然逃不开形示与意义、结构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认知语言学讲“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人脑的参与,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不能单单考虑形示或意义的对等,要考虑到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体验,因此,在Elzbieta Tabakowska看来,翻译对等不是字、词、句的对等而是整个文本的对等,是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体验的对等。这本著作首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问题,是翻译研究转向认知语言学方向的一本重要著作。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Jean Boase-Beier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翻译学批判性导论》(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中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结合起来,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目标、原则和策略。Biere的认知诗学翻译理论奠定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相结合的基础。Biere认为:“翻译是关于效果的保留,译者要保留的就是认知效果。”此外,Biere指出了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她认为:“文学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非文学文本只是一种改写行为。”贝尔强调文学文本的意义和形示是紧密联系的,译者翻译要充分尊重原文学文本的诗学形示,得“意”忘“形”的做法不妥。这与Elzbieta Tabakowska的观点不谋而合。Beier在本书中把前景化、概念隐喻、诗学相似性、认知语境、概念整合、心理空间、创造性阅读和世界理论等认知诗学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翻译研究的“认知诗学转向”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2.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目前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仍然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寥。少数关注该领域学者只是将以上两本著作介绍给国人,或论证将认知诗学理论用于文学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蒋丽萍(2013)追溯了诗学与认知诗学的渊源,回顾了翻译的诗学演进,试图探寻一条认知诗学映照下文学翻译的新路径。然而,蒋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探索阶段,并没有提出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撑,为后人在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留下较大的空间。丁国旗,范武邱(2016)在认知诗学的视角下阐释了“意象”的概念,以庞德的《在地铁站》为例,分析了该诗的认知意象,认为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究诗歌中的意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方法对文学意象在翻译中的再造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文用实例阐释了认知诗学在文学意象翻译中应用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是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翻译路径的重要探索。然而,此文只涉及在某一首诗中文学意象的翻译,研究的广度显然不够。赵彦春、吴浩浩(2017)从认知诗学的视角探究了翻译中文学机制这一核心问题,认为文学性不局限于文学文本,可以有修辞手法、格律和样示等多种体现形示,并强调翻译中文学性的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翻译的本质是类比的,实际上是强调了译文对原文认知效果保留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的基础研究外,也有数量不多的几篇硕士论文开始关注认知诗学关照下文学翻译的具体认知过程及具体策略和方法。如刘碧莹(2011)从认知诗学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图示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对盛唐时期浪漫派诗歌英译文进行分析,探讨唐诗及其英译文在音韵、结构、意义方面的异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以及这些英译文的认知理据。宋园园(2016)运用认知诗学三大理论工具,即概念隐喻、图形背景和认知图示,对比研究《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英译实例,探讨认知诗学对文学翻译及研究的适应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譯方法。
  认知诗学在认知科学的关照下,具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多种研究方法,在某一篇论文中涵盖整个体系和多种研究方法是很困难的。因此,也有一些研究是将认知诗学中的诸多理论因子提炼后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其中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图示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受到了国内学者较多的关注。   三、认知诗学三大理论因子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现状
  1.图形—背景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现状
  近几年来,图形—背景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在国内学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研究从图形—背景理论是空间组织的基本认知原则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通过确定诗歌中意象的图形和背景地位恰当地表达原诗的意境。这一类研究较多,如张敏敏(2012)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不同译本的汉语山水诗的意义传达、意境再现及形式接近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图形—背景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且指导译者恰当地运用译入语传递原诗信息,正确传达原诗意境。具体来说,通过确定诗歌中意象的图形和背景地位,分析各个部分不同的凸显度,从而恰当表达原诗的意境,使译诗中意象的凸显度和原诗保持一致。高晓航(2017)和林晶(2017)也针对不同的语料进行了相似的研究。
  第二类的研究从图形—背景理论是语言的基本组织原则出发,探讨原文的图形和背景关系如何在译文中通过恰当的句法结构体现出来。如谭梦(2017)探讨了汉语古诗词图形和背景如何在译文中用适当的句法结构体现出来,并指出汉语多用并列结构,英语多用从属结构,在汉译英过程中,图形应用主谓结构或主句表达,背景用从句或短语表达。
  此外,还有少数期刊论文将第一、二类研究整合起来运用到个别汉语诗词的英译研究之中,如曹建辉(2014)、严汪霞,陆振慧(2015)、赵振华(2016)等。这些论文都是图形—背景理论指导下文学翻译的初步探索,论证了图形—背景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概念隐喻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概念隐喻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康路路(2012)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红楼梦》诗歌中隐喻的翻译,提出了一个实验性的模式辅助研究,并通过实例和论述证实了该模示的可行性,从而对诗歌隐喻的翻译做出了贡献。郑凌燕(2012)指出在《围城》以往的英译研究中,概念隐喻的翻译并未受到重视,隐喻只被视为一种修辞现象,因此隐喻翻译多从语言层面,而不是认知层面上的研究。因此,作者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框架,较全面地考察了《围城》英译本中主要隐喻系统的翻译策略及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安晓云(2013)运用概念隐喻理论,以陶渊明田园诗英译本为语料,采用对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得出隐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此外,还有比较多的文章运用概念隐喻理论进行个别篇章的隐喻的翻译研究,如刘侠(2014),石亚林(2015)等;还有一些研究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对个别意象和个别映射的隐喻翻译进行研究,如邹幸居(2013),郑凌燕(2014)等。这些论文从理论层面和实际应用层面论证了概念隐喻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
  3.图示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与前两大理论相比,图示理论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应用较多,在文学翻译研究中则著述寥寥。极少数学者关注图示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如王环(2007)指出现有的关于汉语典故英译的论文缺乏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方面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王环基于现有研究,以《红楼梦》为例,在认知图示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红楼梦》的两个知名译本对汉语典故翻译的处理,探讨两名译者在汉语典故英译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优点和不足,进而探讨汉语典故英译的一般适用策略和实现途径。此研究为解决典故英译这一难题提供新的视角,对已有成果是一种有益的发展和补充。
  此外,运用认知图示理论指导翻译活动的现有研究成果并不多,在知网上只能检索到3篇相关论文,分别是徐牧(2012)、陈智勇和王绍舫(2013)等。这些论文都在认知图示理论指导对汉语文化意象和英汉典故英译的有效策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远远不够。
  四、结语
  随着近些年来认知诗学的不断发展及学者们对翻译活动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认知诗学和文学翻译的界面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前人的研究论证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不仅从认知的维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学翻译现象,而且为文学翻译的实践提供了诸多方法论基础。然而,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认知诗学和文学翻译相结合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国内,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较少。认知诗学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究竟应该如何与文学翻译相结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模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路径,经研究验证的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是寥寥。
  显然,认知诗学和文学翻译的界面研究还有很大的挖掘前景和延展空间。
  参考文献:
  [1]Boase-Beier, Jea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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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趙彦春,吴浩浩.从认知诗学视角下考察文学性的翻译[J].外语研究,2017(3):65-71.
  [16]郑凌燕.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看《围城》中的隐喻英译[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本文为2018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认知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古典艺术散文英译研究”(项目编号:L18CYY
  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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