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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荀子家风考论

作者:未知

  摘    要: 孔子的后代孔融,荀子的后代荀彧,是儒家宗师后代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还共同在魏武帝曹操的政权中施展才华。孔融让梨代表了孔子家族兄友弟恭的礼让之风。而荀子的后代荀彧除了具备儒家良好的道德传承,还颇有荀子当年“议兵”的风范。在官渡大战前夕,荀彧在兵法韬略上更胜孔融一筹。从荀子《议兵》到荀彧“参丞相军事”,得益于荀子的好家风——既知儒,又知兵。这就是人们称道的知儒知兵、允文允武、守礼安贫、谦冲节俭的“儒将”风采。对比研究孔融、荀彧的言行功绩,可以追溯孔子、荀子两位儒学宗师的家风传承,为中华好家风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 中华好家风    孔子    荀子
  一、孔子与荀子对比研究的历史渊源
  作为《荀子》一书的收官之篇,《荀子·尧问》在全书末尾用“设问”的形式“立言”,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问答:“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1](465)孙卿即荀子,方勇等译注的中华书局版《荀子》译为,荀子比不上孔子。张觉译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荀子译注》译为,荀子及不上孔子。蒋南华等译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荀子全译》译为,荀子不如孔子。《荀子》书末发出的设问都是:荀子真的比不上、及不上、不如孔子吗?不论各家翻译如何,他们都得到了一个统一的答案:“是不然。”[1](465)《荀子·尧问》云:“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1](465)荀子的善良行为,孔子也不能超过。世人不加详细考察,说他不是圣人,有什么办法呢?《荀子》一书认为,荀子不如孔子,这是不对的,甚至在“善行”上,孔子都不能超过。
  《荀子·尧问》云:“不察其实,乃信其名;时世不同,誉何由生?”[1](465)不考察实际情况,就相信那些虚名;时代不同,名誉从哪里产生?《荀子》一书在末尾提出,关于孔子、荀子,究竟谁更高一筹。在没有“详察”的情况下,不能相信世上的虚名,而认为荀子不如孔子。更何况两人一为春秋末期人,一为战国末期人,“时世不同”,怎么可以相互比较?纵使比较,论起荀子的“善行”,“孔子弗過”。可以说,在先秦两汉时代,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就已发源,孔子与荀子的对比研究尤为醒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荀子·尧问》的“设问”。《荀子·尧问》的品评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那些说荀子不如孔子的人,只是听信了虚名,没有经过“详察”,毕竟两人“时世不同”,历史背景亦不同。
  《史记·范雎列传》表达了对于人物品评的感叹。信陵君曰:“虞卿何如人也?”时候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2](2416)真正了解和公允评价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因此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才提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47)在《孟子·万章下》中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3](324)
  孟子“知人论世”的史观与《荀子》一书中“详察”其“时世”的史观,大有贯通之处。这为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虽然孔子与荀子年代悬隔,不可轻易对比。然而,其思想品行与才学精神却随着家风传承一代代延续下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其中,孔子的后代孔融,荀子的后代荀彧,是儒家宗师后代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还共同在魏武帝曹操的政权中施展才华。对比研究孔融、荀彧的言行功绩,可以追溯孔子、荀子两位儒学宗师的家风传承,为中华好家风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二、孔子、荀子家风对军事思想的传承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861)在春秋战国时代,军事才能无疑是选贤与能的重要标准。世人对整个先秦时代儒家的历史形象总以“不知兵”而闻名。这源于孔子“灵公问阵”的典故,此典故后被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收入《孔子圣迹图》。原典出自《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5](609)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病了,众人都感到情绪低落。
  《左传·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4](1667)两史料非常近似,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认为:“与此事略同。”[5](609)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盖一事相传而歧异。”[4](1667)
  两史料虽然略有文字不同,然而结果却一致认为“孔子不知兵”。孔子对答的直接后果就是“明日遂行”。《史记·孔子世家》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景:“他日,灵公问兵阵。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飞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2](1926)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看见空中飞来大雁,只顾抬头仰望,神色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离开了卫国,再往陈国。卫灵公认为孔子“不知兵”,只能仰视飞雁,表达了轻视孔子的情绪。而对于孔子而言,因“不知兵”,无奈离开卫国,前往陈地,结果“绝粮”的窘境,“从者病,莫能兴”正是孔子一行情绪低落的历史写照。
  孔子亲口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引《新序》:“昔卫灵公问阵,孔子言俎豆,贱兵而重礼也。”[5](609)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印象,孔子不知兵,或“儒者不言兵”,甚至“贱兵”。其实,孔子是“知兵”的。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2](1915)武子台平叛之战,孔子亲自指挥,克敌制胜。孔子自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其实是,主张以礼治国,推行仁政,反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论语·述而》称:“子之所慎:斋、战、疾。”[5](263)孔子所谨慎小心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独能慎之。”[5](263)所以,称孔子“不知兵”,不如称孔子“慎于兵”。   追溯孔子家风,就有卓越的军事传统。《左传·襄公十年》:“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4](975)在一次战斗中,逼阳人打开城门,诸侯的将士乘机进攻。逼阳国内城的人突然把闸门放下,叔梁纥双手撑住门,把已经攻入城里的将士放出来,为部队的撤出争取了时间。文中勇冠三军者,正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左传·襄公十年》记载了孟献子对叔梁纥的赞美,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4](975)叔梁纥不仅“有力如虎”,还深具军事韬略。《左传·襄公十七年》:“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4](1031)齐灵公亲自率领兵马攻打鲁国边境,情势危急。叔梁纥与臧畴、臧贾率领三百名甲士夜袭齐军,齐国退兵。在这一战中,叔梁纥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为孔子家风奠定了军事思想的良好根基。
  而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就是以战争而命名,其战争之频繁、创伤之苦痛,可见一斑。荀子作为思想宗师,不得不正视战争,由孔子被动的“慎兵”,发展为主动地“议兵”。而首开先河的典范正是荀子的《议兵》。正如赵国华教授总结的:“荀子提出了‘禁暴除害’、‘隆礼贵义’的战争观和‘以仁为本’‘以德兼人’的战争指导原则,以及‘仁人之兵’‘天下之将’的军队建设思想,从而构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为先秦儒学做出重大贡献。”[6]荀子创造性地将“儒”与“兵”相结合,为后世描绘了一种知儒知兵、允文允武的儒将形象。而且这一传统作为荀子的家风,一直延续到三国时代。
  三、孔融、荀彧论官渡之战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将孟子、荀子合为一传。范晔在《后汉书·孔荀列传》中将孔子的后代孔融、荀子的后代荀彧同时作为东汉儒家的代表人物,合成一传,也是富有深意的。荀子及其后代的历史传记,时常与孔子、孟子合为一传,展现出正史系统对于“孔孟荀”历史地位的重视。《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孔融:“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7](2261)《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荀彧:“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父绲,为济南相。”[7](2280)《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记载荀淑:“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智人。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敷,并有名称,时人谓‘八龙’。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7](2049)由此可知,荀彧的祖父荀淑为荀子十一世孙,那么荀彧即为荀子的十三世孙。
  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荀子的十三世孙荀彧,二人都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还共同在魏武帝曹操的政权中施展才华,避免了孔子与荀子不能直接对比“时世不同,誉何由生”的顾虑。二人共同参与了曹魏政权一次兴衰存亡的历史大事件——官渡之战。
  《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四年,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许下诸将闻绍将攻许,皆惧。孔融谓荀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8](2016)这番经典的对话源自《后汉书·孔荀列传》,又复见于《三国志·荀彧传》,文字略有异同,今采《资治通鉴》本。
  建安四年,袁绍与曹操展开官渡之战,也是曹操平定北方的战略决战。曹操阵营因实力仅仅是袁绍的“十分居一之众”[7](2286),因此上下“皆惧”。曹操礼贤下士,请教孔子的后代孔融、荀子的后代荀彧。孔融详尽地分析了袁绍的土地之广、兵马之强、文臣如云、猛将如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殆难克乎”!这让曹操心底非常失落。而荀彧则在孔融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运筹帷幄,指出了袁绍兵多而法令不整肃,文臣多有性格缺陷而互不相容,武将更是匹夫之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一战而擒也”。
  曹操曾在官渡战前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8](2016)这与荀彧的见解不谋而合。可以说,荀彧与曹操都站在了战略的高度,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并达成了统一。《后汉书·孔荀列传》最后总结:“后皆如彧之筹,事在袁绍传。”[7](2286)
  官渡开战之后,孔融事迹不明,而荀彧一直参赞军机。《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操保官渡,与绍连战,虽胜而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致绍师。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绍,绍退走。封彧万岁亭侯,邑一千户。”[7](2286)
  官渡大战,相持半年。曹操以一敌十、军粮殆尽,于是生出退兵许都的动摇心态。然而,曹操在退兵前并没有咨询孔融,而是直接写书询问荀彧。荀彧分析当时官渡大战的情况,以刘邦、项羽争夺荥阳、成皋的经典战例来对比分析,极大地坚定了曹操的决战信心,并提出了“以奇用兵”的建议。《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曹操初见荀彧时:“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7](2282)曹操视荀彧为张良,那么曹操自然是以刘邦自喻。荀彧以刘邦、项羽之争对比官渡之战的形势,既暗示刘邦以弱胜强的战争结果,又对曹操坚定必胜信念起到鼓舞作用。结果,曹操在荀彧的战略指导与精神鼓舞下,取得了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从此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格局。
  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头脑一热,差点犯下战略性错误,险些“胜而不胜”。《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但欲留兵卫之,自欲南征刘表,以计问彧。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操乃止。”曹操因粮草不足,准备舍弃河北之地,转而向南方的刘表进军。荀彧在战略上指出必须一鼓作气,趁势而为,借助官渡之战的胜利,尽收河北之地,届时北方平定,南方刘表自然会收入囊中。否则,曹操南征刘表,袁绍卷土重来,曹操势必陷入南北夹击的被动局面。《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太祖复次于河上。绍病死。太祖渡河,击绍子谭、尚。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于是,袁绍之河北,刘表之荆州,尽收曹操囊中。《三国志·荀彧傳》中“如彧计”正是对荀彧运筹帷幄的历史写照。   《三国志·蜀书》记载了刘备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盛赞:“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9](912)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称赞曹操战胜袁绍的“人谋”,到底是谁呢?
  建安十二年,曹操在亲笔写给汉献帝的奏章中给出了答案。《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苦南征刘表,委弃兗、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7](2288)此后,“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7](2290)。
  从曹操的亲笔奏章中可以确信,诸葛亮赞许的“人谋”,即荀子的十三世孙荀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奏章中,自称“革易愚虑,臣所不及”。曹操作为主帅,谦虚地自称“愚”,这是非常罕见的。官渡之战后,曹操对孔融的评价发生了改变。《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引《魏氏春秋》记载:“太祖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9](373)
  四、孔融家风传承考论
  曹操称荀彧“以祸为福,谋殊功异”。却称孔融“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这是为何?
  孔子为圣人,荀子为后圣。其实,作为儒家圣人的后代,孔融与荀彧年少时都素有才名。《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融幼有异才。”[7](2261)《后汉书·孔荀列传》引《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7](2261)孔融让梨的典故,使得“然以融名重天下”[7](2272)。
  《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7](2261)
  由此得知,孔融自小以“先君孔子”为荣,颇具家风家教的自豪感。可以说,孔融十岁的才华表现要超越了当年的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2](1907)季氏大摆酒宴,宴请名士。孔子自认为是鲁国大将军叔梁纥的后代,于是前来参加酒宴,结果被阳虎极尽嘲讽,拒之门外。少年孔子满心期待化为无尽失落,灰溜溜地回家了。多年以后,十岁的孔融同样遇见类似的难题。然而,孔融却能言惊四座,受到上宾的席位,不得不赞叹孔融在聪敏上是高于孔子的。可以说,孔融在“让梨”中表现出来的兄友弟恭的礼让之风,在“造膺门”中表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聪敏之才,都是孔门家风中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
  然而,孔子在兵法韬略上的才能,孔融却没有完全继承。东汉末年,战争频仍,孔融时常投笔从戎,可惜战绩平平。《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7](2263)孔融曾担任北海相,被黄巾军张饶击败,又被黄巾军管亥包围,危急时刻,不得不向刘备求救。刘备发兵,这才挽救了孔融的性命。可见孔融战绩,实在堪忧。《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攻打孔融,孔融干脆放弃军事抵抗,在飛箭如雨、戈矛如林的战场,居然“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儒气魄。然而,孔融的超然风度只能保存在历史的精彩一瞬间,随后,城池陷落,孔融连夜逃命,连妻子都落在了袁谭的手中,真可谓狼狈至极。建安四年,官渡大战在即,孔融对曹操说出“(袁绍)殆难克乎”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后汉书·孔荀列传》评价:“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7](2264)其中,才疏意广,这里的“才疏”应当指孔融在军事上的才能,没有继承叔梁纥的勇猛善战与孔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优良家风,这是非常可惜的。
  《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7](2279)曹丕视孔融为杨雄、班固,不惜重金为其收集文章。孔融虽然“不知兵”,然其著述文章,依旧灿然文苑,可谓克绍箕裘,继承了孔子著述的家风。
  五、荀彧家风传承考论
  《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彧以少有才名。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7](2281)   荀彧在少年时与孔融一样,具有非凡的天赋与聪颖的智慧。荀彧在继承荀子儒家学问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这与荀子《议兵》的精神濡养密切相关。
  《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7](2281)少年荀彧深具战略目光,他发觉颍川乃四战之地也,不足以抵挡战乱。于是,荀彧带领荀氏族人离去,幸得太平。而那些因为怀念故土而没有听从荀彧的老百姓都被董卓的乱军所杀害。
  《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7](2282)荀彧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其战略目光。虽然袁绍对荀彧非常器重,以“上宾之礼”相待。然而,荀彧对比了曹操与袁绍,果断地选择了雄才大略的曹操。因为荀彧对袁绍曾有相识,故而在官渡之战的分析中荀彧才能知己知彼,指点江山。
  官渡大战期间,《资治通鉴》专门描写了荀彧“爱民”的典故,司马光如此剪辑史料,表现出了他的战争观——民心向背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资治通鉴》记载:“曹操使治书待御史河东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操,操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由是服从。”[8](2017)
  官渡大战开战在即,荀彧得到奏报,百姓遭遇荒乱,流离失所,许多被强征为兵,郡县贫弱,良田荒芜。荀彧立即奏报曹操,安抚流民,管理盐业,使得百姓归附,休养生息,不仅避免了民变,还增长了经济,达到了“强本弱敌”的目的。荀彧深得荀子《议兵》的精髓所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争取民心,统一广大的百姓,使得百姓真心支持、依附自己。这就是荀子所谓的“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在乎附民”[1](196)。荀子“民为国本”与“民为兵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爱民矣。”[1](96)荀彧传承并发展了荀子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官民日盛,关中由是服从”的繁荣景象,为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民心基础。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刘向《孙卿书录》记载:“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10](333)荀彧不仅良好地继承了荀子的军事思想,还保持着荀子“守礼义,安贫贱”的好家风。因为荀彧“谋殊功异”,曹操曾向汉献帝上奏章,予以嘉奖封赏。《后汉书·孔荀列传》记载:“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面对高官厚禄、美名财利,荀彧“深辞让”,表现出深切而真诚的拒绝。曹操专门又亲笔致信,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介子推拒绝封赏的典故:“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4](418)又将荀彧比作排忧解难、施援拒报的战国名士鲁仲连。曹操不仅赏赐荀彧,还赏赐荀攸等荀氏族人。荀彧令荀攸等人“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这“辞让十数”表现出荀氏族人对于荀子“守礼义,安贫贱”的家风传承。正如《荀子·尧问》倡导的:“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1](462)那些端正身心的士人舍弃高贵的地位而甘居卑贱,舍弃富足的待遇而甘愿贫穷,舍弃安逸而干劳苦的事,脸色黝黑也不丧失自己所选择的立场,因此天下的治国纲领能流传不息,古代的文献典籍能经久不废。
  《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彧及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9](316)荀彧及其家族亲身奉行“谦冲节俭,家无余财”,传承了荀子“守礼义,安贫贱”的好家风,堪为圭臬。
  六、结语
  孔子与荀子都具有中华传统好家风。孔融让梨代表了孔子家族兄友弟恭的礼让之风。而荀子的后代荀彧除了具备儒家良好的道德传承,还颇有荀子当年“议兵”的风范,在兵法韬略上更胜一筹。曹丕视孔融为杨雄、班固。曹操视荀彧为张良,而评价孔融:“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显然,在曹操心目中,可能更加看重军事韬略,荀子后代的地位要高于孔子后代。从荀子《议兵》到荀彧“参丞相军事”,得益于荀子的好家风——既知儒,又知兵。这就是人们称道的知儒知兵、允文允武、守礼安贫、谦冲节俭的“儒将”风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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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燕赵家风研究——以廉颇荀子家族世系为例》(课题编号:201804060203)。
论文来源:《文教资料》 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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