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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门”是城门吗?

作者:未知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文明门”,是琼南焦点史迹之一,2008年发生局部垮塌,随后的修复打打停停,不久前才完成。该门真实身份扑朔迷离,向有争议,修复勘探中又引发另一座古城门遗址的意外出土,一时竟成悬案。
  崖州是千古华夏最南一州,崖城是其州治,而“文明门”则是仅存的南门,因此堪称华夏史上最南一门,文史意义重大。本文广搜史料,多角度论证该门真实身份,否定了广为流传的成说,力图回复历史原真。
  一,意外大发现
  崖城是重要史迹集中地,三亚市认定的历史文化遗产即文物点,崖城一地就占了三份之二,尤以近年出土的“南门遗迹”,身份最为奇特。
  2011年,在维修现存崖城南门即“文明门”时,在其西三十余米处意外出土一座更早的南门遗址。这立即就引起行内人的注意,当年7月7日《海南日报》,以《三亚崖州古城文明门新发现古城门遗址》为题报道:
  本次发掘不仅初步探明了文明门西侧城墙的大致走向,还意外发现了疑似建筑和使用年代早于文明门的南门遗址。
  负责本次考古工作的中山大学刘业沣博士说,此次考古发现文明门西侧有城门遗迹,门洞两侧尚存有包墙砖。在古城门遗迹的3号探方坑内,有两列平行的包墙砖呈南北走向,砌得较为规整,与西侧城墙交叉并近乎垂直,推测可能是修筑和使用年代均早于文明门的南门。就现场勘察情况推断,此城门曾遭废弃,废弃后门洞被填补并夯实,成为后来城墙的一部分。
  何擎国也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开东、西、南三个城门。文明门则开于道光初年,道光之前应该另有城门。此次发现的城门遗迹虽不能确定是何时所建,但根据目前情况推测,该城门被废弃并填补成墙体至少应该是早于文明门修建之前。
  据笔者考证,这座出土南门肯定属于明初扩建部分,与宋城无关,因为宋城城垣西南角在“文明门”略东,出土城门在宋城西郊。而且,崖城自从洪武扩建以后,三座城门都只有重修,没有废弃或变更位置的记载。
  城门确已更替,但在方志上完全不着痕迹,很不寻常,令人困惑。因此除了这个报道,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进一步说法。
  《正德琼台志·卷二十》,关于明前期的崖城扩建维修记载有:
  (洪武)甲子(1384年),提调展筑;
  乙丑(按即次年)……以砖石包砌,设三门,上建楼三座;
  己卯,千户周崇礼增筑各门月城,于壕堑周围栽植刺竹;
  (弘治)乙丑,匾其门。
  再细一点的添建,记载还有:
  正统丙辰,千户陈政、洪瑜于三门外砌立吊桥;
  成化戊戌,千户王增筑拦马墙。
  此后,按照《光绪崖州志·卷五》,城门城楼分别在崇祯、顺治、康熙、乾隆及道光年间,各自有过重修的记载。
  城垣始末,《正德琼台志》及光绪《崖州志》已几乎涵盖了现存记载。细看两志,明初自洪武甲子(1384)開始扩建州城为“千户所城”,其城垣就是直到近代被拆的那个城垣,其轮廓为“五百十三丈五尺”,一直没有大变化,尤其没有“扩建”。今人说崖城“经元、明、清三代扩建”,只是想当然,其实自洪武扩城以后,城垣规模已经一步到位,很难再扩大了。
  崖城在清代曾两次被反政府军攻陷,但城池并没有被摧毁的记载,因此也就排除了“另起炉灶”修筑的可能。
  但是南门遗迹的出土是确凿无疑的,为什么就变更了呢?
  据记载,崖城唯一曾被改变的城门,是月城。月城又叫瓮城、方城,即在城门外口为防御而加筑的小城,各有城门。以位置而论,南门即使有月城门,也绝不可能在这个出土城门位置,出土城门只能是主城门。
  考古发现南门遗迹,值得庆贺,但同时又给我们提出“两个南门”的更替问题:何时更替?因何更替?
  二,“文明门”与尊经阁
  “文明门是崖城南门”的提法,最早出自海南建省初期某些本土文化工作者。1993年南门第一次重修后,“道光二十一年,知州许梦麟重修南城门,以石匾‘文明门’嵌其上”,“文明门上的城楼为‘尊经阁’”的说法,就流行起来了。
  现存崖城南门是历史原物,城楼却只是仿古建筑。更重要的是,根据方志记载,“文明门”历史上并不属于崖州城门。
  崖州方志对城池的记载虽然简略,却基本齐全明确,概括如下——
  崖城南门从来没有名字。“文明门”并非城门,只是崖州学宫的南门。“尊经阁”也是学宫建筑,不是城楼。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之说,若指城门,则于史无据。这次所谓城门重修,光绪《崖州志》根本没有记载。该志所载城楼最后一次重修是“道光十二年(1832),知府王玉璋、知州秦镛复捐修”,为什么仅仅九年之后,又要“重修”,而且史料不载?
  南门一直没有名字,“不匾不名”,或者是“匾而不名”,为什么?
  最大的可能性是风水。过去认为北面是上位,南面是下位,崖城“北门不开,南门不名”应该是有意为之。尽管其原因今天不甚明了,却是史实。
  崖城自古东西两厢、东西两郊都人烟繁盛,尤其东郊。但是南郊并无村屋,因为出南门不远就是低洼河滩,逢洪必淹,没有民居,再南就是当代已经填埋消失的宁远河北河道,今天热闹的225国道南侧,明清还是无民居的江心洲。
  所以,古南门除了是通往码头、州东的交通要道之外,是三门中最显冷清的。当地老人还记得城西南不远的大水塘“儒学塘”,周边有十余株高大的古酸豆树,环境清幽。   那么,历史上的“文明门”是怎么回事?
  方志中提及崖城文明门的,只有《光绪崖州志·卷五》“学宫”两段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士民呈请以抚黎同知旧署易参将署,即其地为学基。道光三年(1823)州人孙子麟……等倡捐迁建。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张岳崧、甘在中有记。即今学宫。
  同治十一年(1872),合州绅耆吉大文……等倡捐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门上,即旧址改建崇圣祠。
  学宫里保存一块光绪元年由吉大文撰文的《重修学宫碑记》,碑文为光绪志所未载。其中涉及关于文明门的修建 :
  ……道光三年择地城内建造有仪。二十一年改作庙门,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未几就废。同治十一年,合州士民捐金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楼……阅四年而后竣工,高深宏丽,气象一新。
  按碑记,“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的工程并非光绪志所载的道光三年,而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但“未几就废”了,同治十一年的工程就“宏丽”得多,施工整整四年,碑记还列举了若干具体建筑内容,包括移阁上楼。
  道光二十一年这次增改,为光绪志所漏载,将文明门、尊经阁之设统归于道光三年了。也可能是故意简化,因为对于州学改造历来太多,举不胜举,不简不行。吉大文碑记,提供了方志记载可能存在错漏的一个例子。
  细看文明门石匾,上款的确写着“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仲夏月中”,与吉大文碑记年月吻合,这就是今人“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及改名文明门”说法的依据。问题在于吉大文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学宫,今人却混淆了“门”的位置和性质。
  三,铁证:学宫正门
  按照记载,文明门是学宫的正门,也可以称为前门、南门,就在现在新修学宫的“万仞高墙”位置,吉大文碑记所载“改作庙门”,改作就是改建,庙就是孔庙。尊经阁原在学宫大殿之后,同治重修时将阁移上门楼,可见尊经阁体量其实并不大,很可能只是一座木楼,省其地以另建崇圣祠。
  21年后由于“高耸不宜,呈州拆卸”,此后尊经阁就消失了。为什么“高耸不宜”,防雷电吗?显然不是,城楼也是高耸的。
  更可能还是风水。尊经阁成为全学宫的制高点,因为近在咫尺,必然遮挡住学宫主体看往南山的视线。南山又名鳌山,有“独占鳌头”含义,向来被认定是崖城的“朝山”,视线被挡,当然被认为会对本州士人进身运程不利,这可是大事。所以,同治间将尊经阁移上门楼尽管花了大钱,“高深宏丽”,事后看却是考虑不周的。今人都忽视了这点。
  海南各地以“文明”为名的门或楼,并非崖城学宫首创。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知府宗思圣大修府城鼓楼(谯楼),竣工后即改名为“文明楼”,楼上设文昌祠(《乾隆琼山县志·卷二》)。又如定安学宫,“旧只照墙。乾隆二十四年,署知县胡堂嫌其面墙,中间开门,号曰‘文明’。至知县杨文镇,拆墙移出丈余,再建文明门,左义路,右礼门”(《光绪定安县志·卷二》)。此后出了探花张岳崧,定安县学名声大噪,其格局自然也令人特别关注。
  科举成绩相对后进的崖城,学习定安也“开文明门于前”,还有“左义路,右礼门”两小门,时序在张岳崧高中探花之后,轨迹很清楚。
  请想想,文明门若是城门,就不是学宫建筑,学宫就还是“面墙”,只剩下“左义路,右礼门”两小门,士人“运程”就不能改善。再往后,尊经阁的上上下下折腾也就不再是学宫自己的事了。
  文明门应该在哪里?显然只能在今日学宫南墙,不出学宫范围。
  崖城学宫1990年开始,陆续被列为市、省、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早在1988年,政府就对学宫进行过首次维修。学宫内草坪保存着一方汉白玉四至碑,外形已显陈旧。碑文如下:
  保护范围:东至崖城小学操场,西至崖城管区办公室,南至文明门后公路,北至崖城小学。占地3403平方米。
  这块碑没有年份,但无疑是建省早期的。它记述了学宫维修前的范围:面积只有5亩许,大成殿以北就已是学校,文明门就在今日“万仞高墙”,“文明门后公路”已出了学宫范围。
  要证据的话,这是铁证。文明门的位置和性质十分清楚。
  1993年重修的南门,移用了州学“文明门”之名及晚清门匾原物。主事者或许出于提振古城的历史分量,作这种改动是可以理解的。2006年重修孔庙的第二期工程,既然文明门已被剥离,就只能安排“万仞高墙”的两个小偏门,南山的视线自然又被挡了。
  四,错位的“尊经阁”
  “文明门”上的尊经阁,尤其大有疑问。
  尊经阁上楼仅存在21年。“光绪十九年(1893),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光绪崖州志·卷五》),就是说这个安排已被古人自己否定了。今日复制虽然未必合适,却未尝不可,因为它确曾存在过。
  不过,尊经阁移上城楼就不妥了,这明显是现代思维的产物。
  尊經阁是“尊经”之所。国内现存的尊经阁无一例外,都是学宫或文庙的构成部分,这是皇朝时代的规制。举海南例子,琼州府学于成化“十三年,知府蒋琪重建大成殿、两庑、尊经阁”,乐会县学于成化“四年(1468),建尊经阁”(《正德琼台志·卷十五、十六》),定安县学亦有设“尊经阁……建阁于明伦堂上,以贮经史,一座五间,高三丈许”(《光绪定安县志·卷二》)。
  崖城本身,明末清初在城外西南隅的文庙,也有尊经阁,也是高楼,清初曾经在阁上发生过攻城炮战;康熙六年,州儒学再次自城外东南隅(今崖城中学图书馆位置)迁回此地,“尊经阁、魁星楼皆同时並建,规制一新”(《光绪崖州志·卷五》)。
  经者,儒家经典,皇朝时代是被当作圣物尊崇的,读书人视为无上珍宝,故在文庙筑高阁以奉。将其远置城楼之上,将会无法保护,何谈尊崇?
  提到城楼,人们无疑马上想到天安门。自明永乐以来,这座雄壮的城楼就是皇权威严的体现,新中国作为国徽主体的“国楼”,更是无人不知。
  但是“国楼”只有一座。普通城池的城楼又名“敌楼”,远非如此。《光绪崖州志·卷五》开头就“序曰:重门百雉,御侮暴也”,城楼是暴力相抗、兵凶战危之所,雉堞是射击掩体,供更夫、武士等“粗人”守护,一旦有事,就要经受矢石炮火的“血光之灾”,城楼被敌方放火箭烧毁、大炮轰塌的,数不胜数。
  吉大文《重修学宫碑记》“移尊经阁于文明楼”,是因为文明门与其上的文明楼都是学宫的一部分。他宁说三个字的“文明楼”,而不说省一个字的“城楼”,含义十分清楚。
  笔者推测:道光崖州学开文明门,同治“移阁上楼”,虽都符合古代孔庙之规制,但模仿定安县学的痕迹是清晰的。工程算得上浩大精致,只是忘了崖州朝向是“鳌山”,这种配置遮挡了向鳌山方向的视线,“水土不服”。后来科举成绩未见改善,出现异议,反复参详不得不忍痛割爱。
  虽然崖州南城门与学宫文明门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但意义大不一样。我们要寻回历史的真相常常不容易,理解错了或是“加工”错了,倒是很容易。
  城楼上复制尊经阁,是个遗憾。它与历史矛盾,不但不能为崖城历史文化加分,还造成全国少有的“错位奇观”。要改不难,摘下牌子就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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