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再解读中的主动阅听人现象研究设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本文从主动阅听人理论（积极受众论）中出发，设计了一个关于电视剧《琅琊榜》的受众在解读现象的研究，本研究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期望可以了解受众对古装正剧再解读中的意识形态与趣味取向。
　　【关键词】主动阅听人;再解读;批判话语分析
　　一、文献回顾
　　受众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之后一直有着蓬勃的发展，刘海龙先生在其《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中说到：“受众研究不仅对中国传媒改革和政治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较早受到国外的关注和承认。”受众研究也正像刘先生所说的那样，在进行媒介受众调查与政治决策效果调查时起到了重要的效果。但是也恰恰因为这些足以令研究者自豪的成果，桎梏了我国受众研究的前进方向。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与胡翼青先生与“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通鉴”这个课题中发表的成果《科学主义的困顿：对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已经走入了一个囹圄之中。
　　在前人的研究之中我们可以大量的运用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目的是为了调查出具有共性的受众，对某一方面的例如“粉丝电影”“非诚勿扰”“思想政治网络传播”进行分析。这样也形成在受众研究中以量化的调查法为主、对受众本身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思路，本文希望通过质化的话语分析方法，从霍尔提出的“主动阅听人”的理论出发，基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对受众对电视文本的再解读现象进行研究。
　　而作为观察的对象再解读这个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各种文本之中，而由再解读现象产生的文本也是多种多样。本文之所以将观察的对象锁定在对当下火热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网友们再解读的文本之中，是因为对电视的再解读是极具大众文化特征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是希望在可以透过主动阅听人的理论框架观察出当下的受众究竟是如何解读电视文本的，受众们的话语又是建构了怎样的一个大众文化环境。
　　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笔者发现对于再解读这个现象知网上共有1373篇论文著作。但大多数的论文研究方向还是在于对其他文本的再解读，而对于再解读现象的本身的研究其实是不足的。从受众出发研究再解读，而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进行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了。而且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对文学文本的再解读现象进行研究，而对电视剧的再解读研究其实也是不足的。众所周知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及其重要的一部份，通过其反应的受众现象是極具普遍性的，所以对于电视文本的再解读研究也是迫在眉睫的。
　　二、研究问题
　　本文将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戴维·莫利的主动阅听人理论通过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探究电视观众如何对《琅琊榜》这部电视剧进行再解读？
　　之所以选择《琅琊榜》这部电视剧的再解读现象作为拟观察的对象是基于两点。第一、《琅琊榜》这部电视剧作为今年中国中国大陆最火爆的电视剧之一，从受众的角度来对其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由于《琅琊榜》这部电视剧制作十分精良，甚至有观众将其戏称为“国产剧良心之作”，正是这么精细的制作也激发了大批量的、各方面受众再解读的案例，所以作为研究也是可行的。
　　把问题聚焦在用主动阅听人理论研究再解读这个问题也是出于现在从受众角度出发研究再解读问题的不多，而从主动阅听人这个方向上来研究的更是几乎没有，所以从理论创新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研究问题也是十分可行的。
　　三、理论框架
　　受众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从美国经验学派角度看来似乎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且已走入了瓶颈，有待解决的问题“已然不多”。就如19世纪末的物理学一样，就像凯尔文勋爵在1900年新春时的讲话一样“19世纪已将物理学大厦全部建成，今后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修饰、完美这座大厦了。”当时的在对受众的研究上即使没有如经典物理学那样蔚然大成，也是硕果颇丰。但是众所周知，因为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学，从根本上打破了物理学界的瓶颈。在传播学界也有这样一位人物将传播学将受众的研究带入了新的篇章，他就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上世界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不仅仅影响了政治届，更在传播学界掀起了新风潮。后结构主义批判的是结构主义所认为的意义是一成不变的，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是在阐释中生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同的读者，基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基础等等，会做出不一样的解读。而且每一个解读也没有所谓的对错，因为意义本是如此产生。
　　站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电视观众对节目自然也会有其不同的解读。这就是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里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编码-解码理论首先认为电视节目的制码其实是生产、发行、流通、复制多个环节的结合。所以意义在某个环节产生之后不一定会如产生者想象的那样被观众所接收到，因为有了多个环节的结合，电视节目本身就是具有多重意义的。正因为有了多重意义，所以有多重的解读也并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是说对文本本身进行多重解读各种意义产生的数量、质量上会相等。因为编码者本身在文本中就是会有其话语建构出来的文化霸权，这样的霸权也会形成文本在引导着我们向“偏好意义”上进行解读。
　　霍尔的理论从阅听人解码的角度上认为不同的阅听人在不同的阶级就会形成三种不同的对电视节目的解码模式，分别是：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立式解码。霸权式解码指的是受众在对电视节目的解读中完全的接受电视文本中的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向着“偏好意义”进行解读。协商式解码是承认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但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基于当时的环境进行解读，这其实是对“偏好意义”的不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反对。而对立式解码是知道人们常用的关于“偏好意义”的解码方式，但不认可其文化霸权，对文本进行完全与“偏好意义”对立的方式进行解码，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说东我说西”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三个模式都是基于阅听人是知道如何对“偏好意义”进行解码，的确在现代这样电视产业十分发达，阅听人可以老练的解读当前文化环境之下的电视解读，该理论是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牵扯到跨文化的解读，编码-解码理论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在利贝斯（Liebes Tamar）和卡茨（Katz Elihu）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把阶级作为解码的唯一区分，也有着化约论的倾向。从这个理论本身也不难看出编码-解码理论所建构的三种模式，也仅仅是在受众解读形式上做浅尝辄止的研究，并没有深入的去将理论落入实践当中，这样单单提出理论的确在大方向上指明了道路，但落入具体“窠臼”的研究，霍尔并没有真正的去进行。 　　作为霍尔的学生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从霍尔手中接过编码——解码的火炬，运用该理论并开创阅读民族志的方法深刻的去研究了电视受众，这个为数众多且形色各异的团体。并在其《“全国”受众》的研究中验证编码-解码的模式，且修正了该理论“阶级化约论”的倾向，认为影响受众解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文化环境等千姿百态的内外在特制都影响着受众的解码。也正是莫利的发展，主动阅听人这个理论正式走入学术的前台。
　　主动阅听人的理论主要是主要说的是阅听人（受众）本身就是主动的，他们会从电视文本中产生意义，并将之运用至生活当。但是受众的解码是受到其家庭、阶级、性别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往往会是具有团体性的（按属性划分群体）。
　　主动阅聽人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翻译为积极受众，其实对“受众”“阅听人”这这两个概念的定语已经足以说明不少关于这个概念的问题：受众是积极主动的。
　　与传统实证主义的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的“被动受众论”，从媒介出发把受众整体化认为受众是被动的接受媒介传播的信息不同，伯明翰学派的“主动阅听人”理论从受众本身出发充分的强调受众的主动性，认为受众是个体的主动的去接受、解读媒介传播的信息。这样强调受众主动性的研究方式，把受众从原来被动性研究的范式中解脱出来，充分考虑了受众本身。“主动阅听人”理论的受众本位视角，将受众作为与媒介分庭抗礼的传播重要因素，也是对经验学派长期以来从政府、传播者等作为研究视角的一次批判。而且与经验学派实证主义的研究不同，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不认为通过问卷等量化方法可以深入的研究受众，他们认为从“主动阅听人”理论出发，会发现受众的解读本来就被本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者，经验学派量化的调查方法本身就在这个环境之中，自然所得的数据也是被阶级、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等这些环境所影响着，不能够全面的反应受众是怎样的。
　　与同是从受众角度出发来研究媒介的功能学派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比，“主动阅听人”理论也是有很大突破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所研究的受众是心理的个体，而“主动阅听人”理论却是把受众放入了社会中，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来研究。更充分考虑了阶级、文化、经济等各个因素对受众的影响，不是单单从心理来说的一个影响。同时“主动阅听人”理论也没有如“使用与满足理论”那样，抛开媒体单单的从受众角度来看传播，“主动阅听人”理论中“编码”的这一块也弥补了功能学派的缺陷。
　　参考文献：
　　[1]罗世宏（译）（2010）。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原作者：Chris Barker）。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原著出版年：2008）
　　[2]胡翼青（2010）。科学主义的困顿：对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4，133-137。
　　[3]刘海龙（2001）。道不远人：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7），5-10。
　　[4]金惠敏（2012）。走向社会本体论——试论戴维·莫利的积极受众论。汉语言文学研究，11，111-126。
　　[5]王芳芳（2012）。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理论分析（硕士论文）。河北大学，保定。
　　[6]程洁（2008）。论戴维·莫利民族志受众理论及其在我国学界与业界的研究现状和启示意义（硕士论文）。西北大学，西安。
　　[7]吴明靖（2007）。戴维·莫利与媒介研究（硕士论文）。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8]屈哲（2011）。从拉斯韦尔模式透视新闻的意识形态建构（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9]冯剑侠（2007）。受众如何解码《新闻联播》——对成都市不同阶层受众收看形态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四川大学，成都。
　　作者简介：王睿劼（1993.02），男，汉族，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助教，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49344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