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魏晋人物的交友与审美异趣

作者:未知

  摘    要: 《世说新语》描写魏晋文人士族的生活言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拥有独立个性的鲜活人物,而且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历史中的文化乐章,更可以领略许多为人处世的哲学。本文选取《世说新语》中的两则经典篇目,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魏晋人物的交友与审美异趣进行探究。
  关键词: 《世说新语》    魏晋人物    审美异趣
  一、从割席绝交看交友观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篇[1]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割席绝交的故事流传甚广。对待贫富贵贱,是古人道德修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管宁视金如瓦石无异,故视而不见,华歆却“捉而掷之”。传统的看法是褒管貶华,认为此处极度描绘了华歆贪财又矫饰的情态,“废书出观”更是将其艳羡之情跃然纸上。管宁从细节认定华歆与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分道扬镳就在所难免。后来两人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管宁读的是经典诗书,维护的是大汉正统。因为生逢乱世,法度礼仪的颓丧让他感到愤怒,所以他宁愿出世,在局势动荡之时,觅一片荒郊野谷隐居,独自生活。华歆恰恰相反,汉灵帝时即举为孝廉,当上了“国家公务员”。有意思的是,虽然《世说新语》专门记载了华歆两件糗事,但他后来为官,却以廉洁自奉,这或许是作者的主观倾向性使然。
  诚然,在中国古代,道德的天平常常更多倾向于隐者,《世说新语》将此收入“德行”也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倾向。但今天再看,显然管宁和华歆之间是没有高洁庸俗之分的,不过是人生的旨趣与价值取向不同而已,隐与仕都是个人的选择。管宁一心独善其身,不愿沾染尘世的追求,乃至视之若无物;华歆则对外在事物感到好奇和憧憬,积极用世,想要有所成就[2]。
  对现世的我们而言,倒未必要恪守管宁的交友观。从管宁的人生经历看,他是一个既严于律己又严于律人的人。他屡辞辟命,为了保持德行而躲避世俗,不愿意入世救国,显得有些才高志清。他始终注重提高自身修为,保全小我,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也许是太过冷漠的。但他能始终坚持自己,一生讲学,乐于清贫,不追逐权势,的确又是难能可贵的。回归文本,当管宁发现华歆被外界的新鲜事物吸引时,就当场宣布与他绝交,也没有对华歆有批评规劝之语,反而显得有点意气用事,不留情面。其实朋友未必要有相同的爱好和志向才能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有时候看法过于一致反而会形成局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言说固然有依据,但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性格、志向、观点可以形成互补。多一些包容和开放,互相之间取长补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世说新语》里的小故事都仅为与各人物言行相关的一小段截取记录,如一盘散落的珍珠,因此需要读者连缀成一串项链。实际上,从华歆后来的事迹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其与“割席而坐”中不同的一面。当初,曹操假天子之命征告华歆回朝,与此同时孙权打算将华歆留在江南。华歆说:“将军当奉天子之命,同时可与曹操结好,孙权遂遣华歆北上。”数千人为华歆送行,送了数百金的赠礼,华歆先收下礼金,而在临行前又将所收之礼一一奉还。到了魏文帝时,华歆虽已官拜相国,却依旧清贫,家中没有“担石之储”。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为“清纯德素”,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更难得的是,华歆作为曹魏臣子,主张“重农非战”,提倡“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心系百姓。由此不难发现华歆并非贪心爱财之人,否则也不会身在高位时面对满眼的富贵,依旧拿得起放得下,做出此等济世之举。这样看,华歆在乱世中积极用世的同时坚守自身廉洁的处事风格似乎更符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
  我更倾向于把管宁的独善其身、默然自守理解为一种性情,把华歆的兼济天下、积极有为理解为一种志向,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生活态度均有独特的意义,也彰显了不同的审美与价值取向。
  二、由审美异趣探人品高下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篇[3]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魏晋时期是一个欣赏美的时代,潘岳就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之一,后人一说到美男子,就会想起貌比潘安这类的形容词。魏晋时期颠覆以往主流的审美风尚,是一个敢于欣赏男性美的时代,而且对于男性美的特点有一定的要求,可总结为“肤白貌美有点瘦”。从《世说新语·容止》多处描写可以发现,魏晋时期的人们青睐于瘦弱的身材,以病态的身躯为美。肤色要肤白如玉,多以与“玉”有关的词形容那些面容白皙、肌肤通透的俊秀男子。这在审美方面已经和当代的潮流有些一致,现如今普遍拥有众多迷妹的男星多为“小鲜肉”这一类,时隔千年,在历史的浪潮中审美完成一个漫长的转圈运动。
  虽然文段中并未对潘岳有过多的描述语言,但通过潘岳、左思在游玩时的不同遭遇,衬托潘岳的美貌,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颜值超高的潘岳携带弹弓出门活动,虽说弹弓实用性不强,只能用来娱乐,且从今天看来弹弓游戏似乎有些低幼化,但在当时,潘岳的这一举动却更能显示出一种通脱放达的翩翩风度,且激发了众多迷妹的狂热追求。她们竟然手拉手地把他围在中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同时也证明了当时魏晋风气开放,人们可以在街市上“追星”。成语“掷果盈车”即来源于此,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在迷妹们的狂热氛围下,投掷水果竟然没有砸到潘岳,难道是粉丝的投掷力无比精准抑或是这里运用了一种极度的夸张?总而言之,潘岳出个门都能收获诸多免费水果,可见人气兑换财富古来就有。可以说,魏晋时期是真正可以“靠脸吃饭”的时代,这样的审美势必带来人们对于面貌的普遍追求。但相貌丑陋的人就会较郁闷,譬如左思,他郁闷而去,更郁闷而回。读到此处,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左思既已其貌不扬,为何还会做出东施效颦之举呢?或许左思本就是一个流落在时尚圈之外、不懂审美还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抑或是此处虚构,仅为用左思行为衬托潘岳之美,作者刻意为之。此外,当左思打扮出潘岳的模样上街活动时,竟然惨遭一群妇女的嫌弃,用唾液一起啐他,也是略带夸张的文学描写。虽然当时世风放达,女性可以公开品评男性之美,但也不至于在街上唾啐长相丑陋的左思。   想来左思在此番喜剧情景中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存在。让悲剧的内容以喜剧的形式出现,饱含了左思这般相貌与文采反差极大的魏晋名士们无可言说的无奈。在讲究仪表的魏晋时代,相貌上的不足带给左思挫败感和自卑感,他承担了心理的压力。于是左思借作品抒发,写出了代表作《咏史》八首,风格雄迈,格调悲凉,也算是不平则鸣。他在其中试图讲述一个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文人不为社会所容的故事,有意回避自己的缺陷,只在诗中反复强调自己的才能,然始终未能改变不遇的命运[4]。在魏晋这样一个崇尚风姿与颜值的时代,左思确乎有些生不逢时,令人扼腕。虽说外在的形象气质是决定名士风范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人品才是决定一个人综合形象的决定性因素。潘岳貌美,但其人格并不高雅,他热衷于官场奔走,是个趋炎附势之辈,还做了些为有骨气文人所不齿的事,导致文貌与其人的分离,同样令人叹息。
  三、結语
  从历史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独放异彩的时代,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很多风云人物,也出现了一些败类,在给人民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灾难。正是在这充满矛盾的时代里,却愈发显示出一种反常的风度,出现这样一群放逸旷达、恣肆情性的人们,他们不随时代的波浪迷失,无论贵贱贫富都活出本色,奏出属于自己的最强音。《世说新语》的人物一个个特立独行,体现的是敢于超越、力求真实、追求个性的魏晋风骨。
  阅读《世说新语》能让人超越世俗的烦恼,让人在脑海中印刻出一个个洒脱不羁、特立独行的鲜活人物。文学史上将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精神概括为“个人自我之觉醒”,我理解为人的自觉和人格的独立,没有束缚,人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示出来。这在封建社会是罕见的,就像是一次小型的文艺复兴,挖掘出对独特个体生命的审美价值,每个人都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这一个”。同时,这一时代人的自觉和他们崇尚的老庄思想是分不开的。老庄的思想本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魏晋南北朝的人却把这种境界付诸行动[5]。他们顺应自然,以获得更大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对外寄情于山水自然,对内倾听内心世界,追求生命的智慧,注重对生命本体的体悟和把握。他们的存在改变了我对名士的看法,理想中的名士该是一派高人风范,既要有高深的学识、不俗的谈吐,又要举止大方,有君子品性。《世说新语》里的晋人一反常态,糅合最真实的情感与最自由的姿态,有自己的坚持与执着,也有自己的嫉妒与不屑,还有自己的骄傲或放纵。他们会因为被攻讦而羞恼反击,会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也会毫无羞愧大大方方讨吃喝,无论外在事物如何变化,都会坦然地接受内心,大方地直面外在的世界。
  在《世说新语》中,无论是如管宁这般坚持本性、独善其身的名士,还是如华歆这般积极用世、心系天下的名士,都能以本性的自然为出发点,以摆脱现实的拘束,从而获得个性与审美的自由,达到常人做不到的宠辱不惊和内心平静,这在物质化的今天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世态度的借鉴。
  参考文献;
  [1][3]刘义庆,撰.钱振民,点校.世说新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5.
  [2]北溟玉.对牛弹琴,牛怒了[J].各界,2010(8).
  [4]阮忠勇.从魏晋文化审视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兼论《咏史》中左思的心态[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7(2).
  [5]顾红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与美学内涵[J].美与时代(下旬刊),2017(5).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0324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