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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史记》对《田七郎》的影响

作者:未知

  摘    要: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与中国古典小说关系密切,后者在文体的生成、发展、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深受其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典型代表,《聊斋志异》具有鲜明的史学色彩,深受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影响。《田七郎》是《聊斋志异》中的经典篇章,吸收借鉴了《史记》的叙事经验。
  关键词: 《史记》    《聊斋志异》    《田七郎》    叙事经验
  《史记》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其中蕴含的诸多小说因素早已显露端倪。蒲松龄研经铸史,在运用传奇志怪手法的同时,有意仿史,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田七郎》是《聊斋志异》中的经典篇章,评论家何垠曾言读《田七郎》“如读《刺客传》”,可见《史记》对《田七郎》的影响之大。为进一步剖析《史记》在创作形式、文法、语言、精神等方面对《田七郎》的创作所起的启发和引导作用,本文做如下论述。
  一、纪传体体例之影响
  中国史学著作主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此“二体”中,纪传体尤为重要,被封建王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皆为纪传体,足见后世对其的推崇。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这种体例的确定和延用对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蒲松龄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聊斋志异》在描写狐鬼花妖的同时不乏精彩的志人故事,《田七郎》即是其中一篇经典之作。《田七郎》的创作在体例上深受《史记》的影响,形式上有意仿史,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
  《田七郎》中的“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直仿《史记》论赞形式“太史公曰”的结果。司马迁以史家身份借助“太史公曰”在《史记》诸篇发表议论。这些议论多发于篇末,极少部分置于篇首或篇中,议论的内容包括对篇中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对写作目的的说明及对材料来源的揭示等。这种论赞形式滥觞于《左传》,为司马迁所承继和发扬,并日臻成熟,被后世史家争相效仿。无论是六朝志怪、唐传奇还是宋代话本,作者对“论赞”体例都鲜少问津。《聊斋志异》却不仅学其皮毛,还将“论赞”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聊斋志异》有意仿史,近500篇作品中,有近200篇采取论赞形式。《田七郎》的“异史氏曰”置于篇末,在形制上与《史记》“太史公曰”相似,深得司马迁的神髓,立论精辟,肯綮入微,以不到百字的内容称赞了田七郎是“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的人,侧面反映了其母之贤。
  《田七郎》在记写人物方面受《史记》影响。追循《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为人物立传,颇具史传文学的特征。《史记》大多以人物为纲立传,除书、表及合传外,每篇多以传主之名为题,后附“本纪”“世家”“列传”二字,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伍子胥列传》等。《聊斋志异》多以主人公姓名命篇,如《田七郎》《商三官》《聂政》,等等。《田七郎》将主人公的姓名直接呈现于标题中,并且以篇名中的人物田七郎为中心叙述故事。由此可见,《田七郎》明显受到《史记》传记体例的影响。
  《田七郎》传写人物时采用《史记》布局谋篇的形式,即撰写人物传记,开头直陈人物姓名、籍贯,而后介绍人物性格、德行、爱好等,继而以人物为中心敷衍故事。《田七郎》在篇首即曰:“武承休,辽阳人。喜交游,所与皆知名士。”以三言两语道出篇中主要人物的姓名、籍贯和个性,紧接着引出田七郎、田母等人,继续铺陈故事,写主人公的遭逢际遇,又三言五语交代了各种人物的结局:其子流寓于登,变姓为佟。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将军。归辽,武已八十余,乃指示其父墓焉。
  综上所述,《田七郎》在体例形式、谋篇布局等方面深受《史记》的影响,彰显了一定的史传特征,颇具史学色彩。
  二、文本内容之影响
  《史记》对《田七郎》的影响,在《田七郎》的文本内容中可以找到依据。一是《史记》和《田七郎》的故事情节存在相似之处;二是《史记》和《田七郎》的人物形象存在共性;三是《田七郎》直接化用了《史记》的典故。
  《田七郎》是在借鉴《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替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聂政的故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聂政和家人避仇隐居于市井,严仲子重礼相待,请他替己报仇,聂政因为母亲在世而拒绝;二是聂母去世,聂政刺杀侠累以报严仲子以富贵结交之恩,并自残而死以避免连累其姊;三是其姊聂荣毫无畏惧认领其尸,宣其大义,身死其侧。《田七郎》的故事框架与之相似,沿用了聂政故事“结交—报恩—自杀”的情节结构,但田七郎的故事更一波三折。蒲松龄开篇以大量篇幅描写武承休与田七郎波折的结交过程。期间,田母多次阻挠二人结交,最终因七郎犯法,武承休周旋营救,为报其恩,田母才应允相交。紧接着,蒲松龄描写了田七郎报恩的因由、过程及结果。因武承休家仆作乱,叔父垂毙,武承休不堪凌辱,田七郎为其报仇,杀死作乱家仆及奸吏,后自杀,然后母子遁去,数年而归。
  《田七郎》不仅借鉴了《史记》的故事情节,其中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史记》的影响。现仅以田母形象的塑造揭示《史记》对《田七郎》人物塑造的影响。《田七郎》中的田母是故事发展的线索人物,田、武相交的结果是在田母的监督和首肯下促成的。在小说中,田母的形象十分鲜明。
  首先,田母刚硬果决,话语犀利,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之母的风范。武承休于梦中得知田七郎是可共患难之人,设法与之相交,田母厉色拒绝:“老身止此儿,不欲令事贵客!”田母一出场,就霸道强势,言语犀利,所作之事令人费解。《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与人结怨被逼自杀,张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张母的行为似乎有悖常情。細细分析,两位母亲皆行事奇特,亦有因果。二人为了儿子,一出场就当头棒喝,言语犀利,夺人先声,其倔犟好气、刚毅果决处,可谓一脉相承。
  其次,田母目光如炬,有远见卓识,与《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婴之母有相通之处。陈婴之母对世事有着深刻的认识,陈胜吴广起义兵败后,人们想要推举陈婴为首领,但在这种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下,很难独善其身,“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陈母知晓陈婴谨慎的性格难成大事,极有可能兵败被杀,于是劝止陈婴,使其免遭杀身之祸。田母和陈母一样,慧眼识人,有远见卓识,一见面就态度强硬地拒绝了武的馈赠,继而多次阻止二人相交。因为田母深知其子真诚质朴,知恩图报,也知晓武与其子结交必有功利目的,还预见了武会有奇祸,与之相交,田七郎必定牵连其中,并丧生。   此外,《田七郎》还直接化用《史记》的典故。《田七郎》中“此刀购诸异国,杀人未尝濡缕”是对《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所用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的化用。《田七郎》中异史氏曰:“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也。”这是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一饭之恩典故的化用。年少时,韩信生活贫困,曾在淮阴城下钓鱼,接受漂母赠食。后来,韩信成为楚王也没有忘记这件事,并用千金酬谢了漂母的一饭之恩。
  三、主题旨趣之影响
  司马迁写史,每一篇都有机杼,皆有主意,常以命意结构《史记》诸篇,主题旨意多被后世文学家所接受,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心”。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盛赞了五名刺客知恩报义的侠义精神,这也是该文的主要旨意,《田七郎》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效法和化用。《田七郎》异史氏曰:“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也。”所谓“一饭不敢忘者”正是《史记·淮阴侯列传》里知恩图报的韩信。作者将田七郎以韩信作比,赞誉其以命报恩的行为,还指出了田母之贤。同时,蒲松龄慨叹“使荆卿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这里的荆卿指的是《史记·刺客列传》的荆轲,表现出对荆轲刺秦失败的叹恨,进一步表现出对田七郎之辈的渴慕之情。由此可见,知恩报恩是《史记·刺客列传》和《田七郎》的共同主题,而《田七郎》主题更复杂,对《史记·刺客列传》的主题进行了借鉴和扩展。
  《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报恩的对象严仲子是贵族,聂政深感其不耻下交之恩,等到母亲去世之后,替他杀了侠累,并自毁其身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聂政知恩报恩偏向于道义。田七郎的知恩报恩却显得更实在,原因更真实具体。《史记·刺客列传》中严仲子结交聂政的目的十分明確,文章开头直接交代“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严仲子看重聂政的勇,觉得他是值得托付结交的人,于是具酒奉金与其相交。《田七郎》中,武承休与田七郎相交也是有目的的,因梦得知七郎是“可共息难”之人,于是使尽浑身解数,想要与七郎结交。但是二人结交的过程与严仲子聂政之交相比更为波折,二人相交受到田母的阻止,直到武承休救了田七郎的命后,田母才松口应允儿子与武承休相交,并告诫儿子“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田七郎报武承休之恩,不仅是知遇帮扶知恩,更是救命之恩。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史记·刺客列传》,还是《田七郎》,二者都对忠与孝两难选择的矛盾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显然,聂政和田七郎在忠和孝,或者说义和孝的两难选择中,做出了最恰当的抉择。聂政为严仲子的知遇之恩所感动,但他深知老母需要照顾,言明此时不能许身严仲子。当他的母亲离世后,聂政毅然决然地为严仲子报仇,刺杀成功后“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而死,只是为了避免连累其姊。聂政选择先尽孝再报恩,他在尽孝和报恩上的权衡反映了他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田七郎》中,七郎听从母亲的意愿,始终不与武承休深交,不肯受其大恩,直到生命被其所救,才以身相托。后来七郎安置好母亲和家人,只身为武承休杀死仇人。在报恩与尽孝的抉择上,聂政与田七郎是一致的。
  此外,《田七郎》不仅对《史记·刺客列传》的报恩主题进行了借鉴,还在书写知恩报恩旨意的同时,展现了作者反抗暴政、反对强权的批判精神。蒲氏“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慨叹“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田七郎》中,社会底层有恶仆作歹,统治阶层有御史弟弟、县令之流以权乱法。显然,在这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中,蒲松龄希望田七郎这样的英雄能够出来替天行道、维护正义。于是,田七郎以身犯险,杀恶仆、斩奸吏,报武承休救命之恩。可见,蒲松龄对奸诈小人和社会不公的批判,同时,还对所谓名士进行了批判。文中武承休“喜交游,所与皆知名士”,但梦中却有人告诉他:“子交游遍海内,皆滥交耳,唯一人可共患难。”这是对所谓“名士”的直接批判。可见,蒲松龄对英雄的渴慕与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是对《史记·刺客列传》报恩主题的扩展,《田七郎》的批判精神与《史记》一脉相承,他在批判中展露的悲剧意识与《史记》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史记》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蕴,聂政是其塑造的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为报知遇之恩,以性命相酬,虽然刺杀成功,但自残身死的结局十分凄惨。聂荣为聂政扬名、慷慨赴死的悲剧,令人动容。蒲松龄与司马迁有着类似的悲剧意识,《聊斋志异》的悲剧意识更具人性关怀,体现出人性悲剧的美,通常将“孤愤”的情绪融入其中,并用奇幻笔法增强悲剧性。田七郎报恩身死,却身死志存,“尸忽突然跃起,竟决宰首”,令人动容。最终七郎伏尸荒野,“禽犬环守之”,虽然看似报恩成功的团圆结局对这些浓厚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消解,实际上却呈现更大的悲凉。此外,武承休及其叔父遭受迫害,这是残酷野蛮的奸吏和不辨是非的统治者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
  综上所述,《田七郎》深受《史记》纪传体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书写以命还恩的复仇故事,将人物的悲剧命运同社会的悲剧交会,表现了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批判,传达了知恩报恩、谨遵孝道的旨意,史学色彩浓厚。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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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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