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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文说”的发展及其局限初探

作者:未知

  摘    要: “右文说”是论述形声字的声符和义符之间联系的学说。本文从“右文说”自身发展入手,论述形声字的声符和义符之间的联系,以及“右文说”影响下的相关思想概略,并且对其基础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进行评述。
  关键词: “右文说”    起始   发展    局限
  “右文说”由北宋的王圣美最早提出。它主张以形声字为研究对象,从形声字的“声符”入手,探讨声符的表音和表义之间的联系。从造字历史看,形声字的声符最初是表音的,后来才滋生出表义的功能。宋代“右文说”的兴起是宋元探讨研究词源学的开始。虽然王圣美的《字解》已不传,但我们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仍可看到一些关于“右文说”的基础概念论述的记载。例如,《梦溪笔谈》卷14中有关王氏关于形声字音义之间联系的基本思想的记载。王氏将之概括为:“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前人观念中,汉字从结构常规来看,左文代表漢字形旁,右边代表声旁。形旁表义类,声旁表读音。“右文说”的发明之处在于指出右文也可表义,揭示了汉字音符和义符之间的联系。本文列举一些实例论述“右文说”实际是从形声字声符入手,并且通过对“右文说”影响下产生的两个解字理论“字母说”和“六书推类”的简要概述,阐述“右文说”在语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发展。研究“右文说”的起初和发展对词语训诂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从历史角度入手,对研究汉字的历史演变及同源字的探寻都有重要意义。
  1.“右文说”的起始与发展
  1.1“右文说”的起始
  从文献资料看,有关“右文说”概念的起始和发展,其实早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分析文字就有“亦声字”。这些字的声符既表音又表义,都是“右文说”要研究的对象。但是那时候的“右文说”思想并不是自觉的。“右文说”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晋人杨泉的《物理论》,如所谓:“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坚”“紧”“贤”都以上声旁表“密度大、无缝隙漏洞”意,这样的字词解释方法贯通声旁的声和义。
  被公认为真正谈论起“右文说”的是王氏的《字解》二十卷,实则是对同时代王安石的《字说》的重新审视和发展。《宣和书谱》中就有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字解》虽已不传,但从沈约的《梦溪笔谈》仍然能看到“右文说”基本思想,即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还表义。如下曰: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有关王圣美对“右文说”所做的贡献和价值,邓文彬将之与王安石在字学中有关“声符”的音和义关系的理论思想进行了对比,有以下评述:“王圣美‘右文说’是在王安石‘凡有字声皆有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他比王安石有很大进步。王安石不区分义符和声符,只从声符寻找汉字意义的解释。”①因为很多汉字采用联想的象形、象事的联想方式造字,所以通过对汉字“声符”的音义的探讨对汉字语源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正如王建军老师对这一观点所举的例证“农”做声旁的字,“浓”“脓”“秾”均有厚义,“而‘包’声旁的字‘饱’‘雹’‘孢’‘泡’‘龅’等都有圆鼓义。王老师认为,‘右文说’实际考察的是语源的问题。就此来看,王圣美的《字解》可以认为是一部由宋人编纂的并不成形的同源字典”②。
  王圣美的《字解》可以说是最早有意识地对“右文说”理论进行阐述的文字作品。从《梦溪笔谈》对其的记载来看,有关“戋”声旁的举例,“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义”。王圣美以此方法解字,相较王安石仅从一字一形解字,仅仅是就字论字。不似王圣美是从一组同声异形的形声字入手,王氏以系统的归纳排比法,对这些具有同声旁的一组字的共同意义的探求有重要指导意义。就此来看,王圣美认为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各有系统,王安石却将两者一概而论,故此可以认为王圣美有关“右文说”的解字方法是对王安石《字说》的继承和发展。
  1.2右文说的发展
  “右文说”作为唐宋时代最具理论特色的一种观点。最早是探讨形声字声符于字义表达上的问题,进而演变为探讨汉语词源的相关问题,并且产生了与“右文说”相联系的相关学说。如宋代王观国在《学林》中以形声字的声符为字母,总结出“字母说”;又如南宋戴侗作《六书故》并提出“六书推类”。尤其宋末元初戴侗等人在前人有关“右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取得较大成就,标志“右文说”的长足发展。“字母说”和“六书推类”说都是在“右文说”的基础上发展的,归根结底是对词源问题的探究。研究“右文说”的起始和发展,对于现今推寻汉字同族字字根、系联同源字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字母说”和“六书推类”的解字方法看,它们是在“右文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理论,又发展和补充右文说的相关观点。南宋王观国在《学林》中提出“字母说”,表现形式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王氏的开创之处在于他看出声符是形声字之母,而偏旁是后加的:
  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唯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王氏关注到了声符是形声字之母,偏旁是后加上的。这一观点体现出了汉字演变的实际,这点是右文说里没有的,可以说是“右文说”后的突破。并且从王氏所举的汉字看,反映的实际是早期文字使用的情况。他所说的省文实际是较早的文字。他不省的字,实际是后起的加形字。例如,他所举的例子“田,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可见得,古代均用“田”字,后演变为“佃”“畋”,这是对“田”加形,是文字的分化。仍然可以使用“田”代表“佃”“畋”,又体现王观国所说的“省文说”。自此可以看出,王氏的“字母说”对“右文说”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他有创见性地在字解方法中体现出了文字演化的特点。其二是在语料的使用上,王观国将古今语料混起来使用,体现出前一点提出的汉字演化的特点和轨迹,这种方法思路对于后人研究汉字的发展历史提供科学的思路。   “六书推类”是由宋末元初戴侗等人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对“右文说”进行更深研究和发展的学说。它从形声字的声符入手,树立汉字的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实际是探讨同源字的系联关系的学说。戴氏的“六书推类”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载曰:“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义日为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娶者必以昏时,故因谓之‘昏’,加‘女’焉。”
  戴氏以“昏”的本义推类出“婚”,这同王观国的“字母说”可以说都是以一个字的本来意义为标尺,用以解释同一声符的字义。这两个理论相较“右文说”,突出点在于点出汉字的演变的轨迹,以及从历史角度看待汉字的初字与孳生字之间的关系。宋代“右文说”盛行,并且从王圣美提出“右文说”理论,到王观国的“字母说”、戴侗的“六书推类”,将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从平面的汉字研究发展到历时的汉字演变发展高度,并得到长足发展。“右文说”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对于研究形声字的声符的意义具有局部解释力。
  2.“右文说”的局限
  “右文说”的局限概括来说大体有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它研究的是形声字,表现的也是形声字的共性,表现的仅是众多形声代表的语词的共同语源问题。其二是“右文说”的研究意识上的局限性,无法摆脱文字形体的局限而上升到语义层面的解释。有关“右文说”的局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大多是从它与后来在“右文说”基础上发展的相关学说的对比角度入手。
  清代学者也发现了“右文说”的以上局限性,并提出“音近义通”说。这是“右文说”影响下的训诂研究的一大突破。相较“右文说”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形声字,清人的“音近义通”将研究对象由形声字扩大为只要是声音相同相近,意义即有可能相同或相近的语料。如王念孙所言:“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清人研究“右文说”又能突破“右文说”,摆脱汉字形体上的桎梏,探寻汉字音义之间的联系。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所言:“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由此可见,“音近义通说”是对“右文说”的继承和发展,扩大“右文说”的研究范围,将研究角度从单一的就字论字上升到语意层面。
  3.“右文说”的总结
  “右文说”针对的是形声字,实际讨论的是汉字的语源问题。自宋代王圣美提出“右文说”,这一解字理论对于训诂研究就起到重要影响作用。首先因为汉字的造字特点,汉字中的部分词是通过联想的方式派生出来的。“右文说”的出现对于文字训诂研究具有部分借鉴意义。“右文说”不仅对宋代的文字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后人研究中不断地补充和发展。例如,同时代的“字母说”和宋末元初的“六书推类”就是在“右文说”的基础上对文字的语源、形声字的声符的音义联系进行研究的学说。同时补充了“右文说”不具备的方面。
  清代及近代被认为是“右文说”的总结和转型时期。相较前人关于“右文说”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右文”并且对其有所突破,将其从以字论字的平面上升到语义的研究高度,开始摆脱形体的拘牵进而探讨音义之间的关系。清代的字学研究很多地方有右文思想的影响。例如,明末清初黄生的《字诂》中对声旁“分”及相关同声字的解释:“物分则乱,故诸字从分者皆有乱义。纷,絲乱也;雰,雨雪之乱也;鳻,鸟聚而乱也。”黄氏已经注意到了汉字音义之间贯通的关系。再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多次用到“凡从×之字皆有××之义”。朱骏声在《小学识余·形声多兼会意之字》里归纳出了30多条“右文”材料。清代是“右文说”发展的重要而丰产的时期,相关学者如钱大昕、桂馥、姚文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朱骏声、王筠等人都对“右文”进行了论述。清代“右文”研究一个重要的开创点是将字源转向词源,并且使与“音转说”相结合,对于汉字的训诂研究转型到语义研究高度。
  及至近代,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在那一时期内对“右文”和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对历来“右文说”研究中的问题做过集大成研究总结的是近代学者沈兼士先生。他在《右文说在训诂学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对“右文说”的起始与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并对基本理论思想进行了归纳。同时,他肯定了“右文说”对于中国语言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今后训诂研究的方向。至当代,有关汉字语源的研究更是将“右文说”这一研究思想引上了科学的道路。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导读》、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及刘又辛先生的《“右文说”说》等一系列训诂学研究论著。研究“右文说”对于研究汉字的字形演变历史,研究汉字音义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溯它的字源和相关词语的分化之间的系联关系都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党怀兴.重新审视“声符”——宋元“右文说”的起始与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6).
  [2]邓文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138.
  [3]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A].沈兼士论文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4]王建军.中西方语言学史比较(修订本)[M].合肥:黄山书社,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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