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内容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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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红
摘要：1860年天津开埠，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商业都市。繁荣的工商业直接推动着该城市娱乐的发展。不断壮大的天津娱乐业为天津的娱乐报道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天津《大公報》是天津最知名的商业报纸，其中娱乐报道是《大公报》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以1926至1936年间天津《大公报》的娱乐报道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大公报》娱乐报道的报道内容和报道特征。
关键词：民国;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1-0072-02
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其繁华程度比之当时的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新式娱乐方式的传入，给传统的娱乐方式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注入了新的元素。休闲娱乐方式的变革既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文化生活的直观展现。
一、社会背景
天津地处九河下稍，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北方贸易转运和商贾聚集的重地。1860年天津开放后，外国商船在短短数年间蜂拥而至。近代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内，南来北往的贸易繁忙;对外，进出口的轮船密集。昔日的海河两岸，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河面上商船万国旗帜飘扬。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座曾经的帝都卫城，已经成为民国时期我国北方的贸易中心。
经济的繁荣带动着城市的快速运转，人们通过休闲娱乐来放松身心，丰富生活。看电影也成为天津市民消闲娱乐的一种享受。
电影院里每天放映着来自美国、欧洲的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有超过40家电影院和40多家电影发行公司。
二、《大公报》的娱乐报道
（一） 告知类娱乐报道
告知类娱乐报道主要是娱乐活动和演出的消息或通知，以通讯和消息为主，琐碎具体，语言精练准确，又不失风趣，担负“告知”的功能，主要展示了京津地区日常的娱乐活动和表演，为读者提供一份娱乐休闲的指南。
在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天津各大电影院放映影片的情况如下：
“春和：明星公司新制《夜会》，以女招待私生活为描写对象，并加演‘中正飞机队命名典礼’，有各要人讲演及飞机表演云。大光明：前在大光明院公映之《女王殉国》，备受国人欢迎。”[1] 面对各式各样的城市娱乐活动，人们需要及时获取演出信息。为此天津《大公报》开设“今日电影”“游艺消息”“每日菊讯”，来告知各种娱乐演出信息，以平实的语言介绍演出节目、演员、地点和时间等内容，满足天津市民对娱乐信息的需求。
（二） 评论类娱乐报道
评论类报道，一针见血，对电影和戏剧等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大公报》以“文人论政”而出名，社评是其一大特色。其尖锐深刻的文风不仅体现在政治评论上，对娱乐业的评论也同样有理有据，见解独特。
除了“告知”外，“评论”是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另一类型，在这类内容中，影评和剧评占比最多。1932年，卖波林（今译为卓别林）的新片《城市之光》在天津平安电影院开映，片中“充满卖波林悲天悯人之思想与心理。虽剧情奇谲，卖氏演之，乃更觉亲切，惨痛处，乃更觉深刻”[2]。这篇《城市之光》的影评，简练深刻。 相比于“告知”中单一的信息，天津《大公报》在“评论”中，加入了更多的内容。“评论”注重传播有态度、价值、意义的内容。
（三） 解读类娱乐报道
除了“告知”和“评论”两种常见报道外，“解读”是第三类报道。这一类报道以系列报道为主，以某一主题为中心从各个方面与不同视角进行持续报道，形成具有一定体系、深度的报道集合。
在《急景凋年中津市之游艺场》一文中，对1934年的天津娱乐业做了一个整体的回顾，对我们研究天津娱乐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天津最出名的大戏院是“北洋”和“春和”两家，依靠着财力和经营，两家戏院聘请荀慧生、尚小云、马连良、谭富英等名角来津演出，营业颇佳。但其他戏院如南市的“第一舞台”“大舞台”“华北戏院”等都时演时停，经营困难。天津的电影院也不温不火，杂耍以歌舞楼最好。
这类报道内容详实，论述深刻，多是系统的，全面的，有一定深度的。用宏观的视角，更全面、更深刻地记录和解读天津娱乐业的发展，为读者带来娱乐业整体行业的深度报道和详细解读。
三、《大公报》娱乐报道的报道特征
（一） 面向平津，突出地域化
1913年后，天津为直隶省省会。1927年，民国政府迁往南京，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基本结束。南京取代北京成为国家新的政治中心，国家的发展重心也转移到南方。迁都，对天津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自首都迁到南京之后，天津已经失去了过去重要的地位。
为了扩大销量，《大公报》将目光转向本地，娱乐报道的重心转到平津地区，对北京的关注也超过其他城市，报道数量颇多，如 《旧都纸鸢竞赛》《旧都返老还童》《旧都舞影》《北平的电影院》《秋节中之平津娱乐场》，这些报道对昔日的皇城北京多称“旧都”“故都”，弥漫着一股怀古幽情的情感。
（二）视角尊重，不消费艺人
长期以来，艺人、戏子被视为“下九流”，他们虽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在社会中的处境却不尽如人意。人们对戏曲演员等艺人总是充满鄙夷的，“吃开口饭的”成为给艺人和戏子的代称。随着电影、舞场等娱乐场所的出现，银幕上的演员也成为人们新的谈资。
作为严肃报纸，天津《大公报》具有新闻职业道德和人文关怀。天津《大公报》在报道时表现出报纸应有的品格和境界，对艺人保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坚持体察艺人，不消费艺人的私生活。
1934 年，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和张达民、唐季珊之间的感情纠葛，一时成为上海弄堂里的热点话题。不少报纸用“弃旧恋新”“通奸案发”“图谋财产”等报道拿阮玲玉的私生活大做文章。但天津《大公报》对于阮玲玉的私生活没有做出任何报道，更多是关注其作品。阮玲玉自杀前，天津《大公报》刊登的报道有3篇《神女评话》和1篇《神女偶谈》等，除此之外并未涉及其私生活。
（三）鼓励投稿，约稿名人
对于娱乐报道的业务运营，天津《大公报》还采取“内外兼修”的策略，一方面，充分使用“内脑”，重视本报馆的编辑，令其充分发挥能力;另一方面，借用“外脑”，邀请专家学者撰稿，积极鼓励读者投稿。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凭借“内外兼修”的做法，获得了大批出色的创作人员，形成了丰富优秀的内容资源。
天津《大公报》是华北地区最著名的报纸，凭借颇高的名气，吸引着非常多的读者投稿。北京是《大公报》稿件的重要来源地，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保持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人才云集。天津《大公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向北京的专家学者约稿，也鼓励北京的读者多多投稿。“我们很愿意北京的读者也来合作，使北京的电影界方面也受到些影响，能够改善。间接也是为北京的电影观众谋便利，我们是很诚恳的盼望着。[3]”
除了鼓励普通读者多多投稿，《大公报》还积极向各行业人士约稿。拍摄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任彭年导演，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我之电影观》《电影漫话》等文章。在他看来，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要有教育的意味，使人们在娱乐方面得到教育的启示。
三、小结
1860年天津开埠，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式生活方式的传入，天津市民的娱乐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本文以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娱乐报道有告知、评论、解读三类，同时分析了其报道特征：面向平津，突出地域化;视角尊重，不消费艺人;鼓励投稿，约稿名人。
参考文献：
[1]心冷.今日电影[N].大公报，1936-12-12（10）.
[2]絮絮.评城市之光[N].大公报，1932-02-04（5）.
[3]心冷.请北京的读者和本刊合作[N].大公报，1927-07-15（8）.
[责任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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