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影响下18世纪扬州园林的公共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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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璇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将扬州园林归类于以苏州园林为参考的江南园林。而扬州作为大运河的原点城市，18世纪的扬州园林在运河的影响下，演变出了有别于苏州园林风格的公共形态。现存19～20世纪初扬州兴建的私家园林建筑风格，也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扬州园林与大运河互动产生的结果。本文探究在大运河影响下18世纪扬州园林形成的独特的公共性风格，发掘出扬州园林本身的独特价值，既可以统筹保护好现存的扬州园林，也对当下扬州计划启动建设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起到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运河;扬州园林;公共形态;18世纪
中图分类号：A715、K928.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1-0048-03
一、扬州园林的研究回顾
在18世纪末的《扬州画舫录》中提到“扬州以名园胜”，此书作者认为，为迎接乾隆南巡，扬州短时间内集中性地建造了一大批风景名胜，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扬州的“园林风暴”。2007年出版的《图说中国古典园林史》中提到，“清同治之前，苏州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地位并不高，江南园林主要以扬州为中心”[1]，同时还提出扬州园林更注重其“可游性”。目前对扬州园林的研究更侧重于现存的城市宅园方面，如陈从周的《扬州园林》一书，主要是以现存的扬州园林作为基础来研究，忽视扬州历史上的园林。
历史上真正有影响力和成就的是18世纪中期的扬州园林，而现存的扬州园林更接近于苏州园林，在地理位置、规模等方面都与高峰期时期的扬州园林相差较大。在《扬州园林变迁研究》[2]一文中归纳总结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受苏州园林研究的影响，苏州园林相对扬州园林，有更多现存的城市宅园，因此更受学者们的研究喜爱，所以难免对扬州园林的研究也沿着同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另一方面，大量已经不存在的扬州园林，只存在于古籍中，也给研究增加了难度，无法进一步考证。
本文將以18世纪高峰时期的扬州园林为研究对象，结合以往扬州园林研究的图文资料，探究为何18世纪扬州园林发展迅猛，又是如何在大运河的影响下形成其独特的公共性形态，发掘出扬州园林的独特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二、中国园林的公共形态
中国园林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公共形态，在《中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宋代园林为例》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公共性游园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诗经》中也有多篇文章涉及游园主题。哪怕是中国的私家园林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共性形态，有文献记载，“从东晋王子敬游吴郡顾辟疆园，到司马光独乐园;从文人相互品评到百姓春日赏花，大多数园林都有定期对外开放的习俗……公共性花园的普及甚至影响了唐宋时代的城市生活，市民倾城出动赏春踏青，雅集宴游几成时尚，诸如曲江池、金明池、西湖等公共园林”[3]。
三、18世纪大运河背景下扬州园林的公共形态
提及18世纪扬州园林，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在这句话中，可以发现将“湖山”“园林”“市肆”放在一起做排比，似乎也暗示着扬州园林和这两者本质上是相似的——具有公共性态。18世纪的扬州园林比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园林具有更强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参与人群、园林建设及维护等各个方面。园林呈现公共形态是一种当下文化的集中体现，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笔者结合这一时期发生在大运河上的事件及当时政策来分析扬州园林公共性出现的原因。
（一） “船行”游览方式的改变导致参与人群的变化
因扬州地处平原，地势缓和，往往园林的地址选择会就近在大运河边，随着建筑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后来利用大运河支流在各个园林建筑间“船行”的现象。18世纪的扬州风景园林，出行游览的方式转变为“船行”，其参与游览的人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慢慢转向广大的市民及旅游者，代替了18世纪前以文人为主体的传统园林游览，因此扬州园林逐渐变为世俗取向的风景园林。《扬州画舫录》具体提到了当时扬州园林的游览方式，全文的认知路线呈现出以“水”为主干的特征，在最后也是以水道的终止而结束。我们通过比较18世纪不同时期的古籍可以发现，早期《湖海录》主要强调静止的观望;《平山揽胜志》虽然也带有水路游览，但重心还是放在步行体验式游览;《平山堂图志》中将步行和水路两种游览方式都做了详细描写;到了《扬州画舫录》则完全是以“画舫”水路风景体验为主导。如在《扬州画舫录》中曾经提到作者李斗的江园一日“俗游”，文章大篇幅记录其在船上吃喝玩乐的景象——“或独酌，或歌，或饮”，傍晚时候又摇艇入烟波中。从这四本古籍中，也可以看出大运河“船行”是慢慢渗入园林之中的。
“船行”与通常参观风景园林的步行、骑马相比，船因其空间增大，带来了观园娱乐消遣方式的变化。在明末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对游船的空间格局进行了详细描写，“长可三丈有余，头阔五尺，分为四仓：中仓可容僮仆四人，置壶盉、茗壶、茶具之属”[4]，在当时古人眼中，游船类似于一个移动的消费场所。这样的消费场所也导致了两个后果的形成，一方面，游园者对园林的关注度下降，部分关注度转移到了娱乐休闲上;另一方面，改变了一直以来游园者大多是士大夫阶级的一种高雅的欣赏自然的体验，更侧重于消费的体验。观赏风景园林也因此逐渐成为一种消费行为，带动了更多的大众阶层参与到观园行动当中。
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到，扬州公共画舫数量到乾隆丁丑前仅有12艘，到乾隆丁丑后增加至241艘。公共游船数量的激增，带来了一批码头维护、保养的“专业人员”。
（二）“以工代赈”带来官方的园林建设及维护
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文化之河，也是一条带有政治色彩的河。大运河的挖掘工作，其目的在于加强沟通，更好地扩张国土，收敛钱财。在乾隆的第三次南巡时，开始在天宁宫建设行宫，从而也开启了扬州园林建设的高潮期。 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在乾隆第三次南巡前，江南地区遭遇暴雨灾难。有史料记载，1755年，江南地区遭遇暴雨“二月至四月雨，麦苗枯……六月大雨蝗蝻生……岁大饥”[5]。当时新上任的江苏巡抚——陈宏谋开始了“戒奢”运动。天灾下的贫民因为戒奢运动的控制消费反而丧失了工作谋生的机会，“戒奢”运动并不适应当时江南第三产业发展成熟的消费社会，该运动反而使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乾隆一贯的思路都是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将富人的财富流向贫苦阶层。在第三次南巡前，乾隆就在扬州鼓动大家积极寻找工作谋求生存，以此来平息风波。这些以政府出头牵动的工作一方面让当时的大众获得谋生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还可以创造社会价值，这些都在《清实录》中有具体描写。工作的主要来源，一是河防的修整，二就是园林的建造。
扬州的园林风暴在江南天灾后爆发，政府作为直接推动者，在建设和维护上都有经济贡献。在《扬州画舫录》中也有记录，“从香阜寺易轻舟，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乃众商新开，既表敬公之心，且以工代赈”[5]，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盐商的造园活动主要是一場利民的“以工代赈”的行为，同时也受到皇帝的赞许与认可。
虽然当时的园林还属于私人，但是由于建造、改造的目的来源于官方性质的促进消费的活动，而非是基于园主本人的个人审美建造，所以18世纪的扬州园林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和私人合作的产物，这也直接导致了园林的公共性。
四、启示
扬州园林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演变出和苏州园林完全不同的公共风景园林，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是极为少见的一种现象，也是最接近现代公共园林的例子。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18世纪扬州园林风暴的出现和当时的环境、社会等因素密不可分。发生在大运河上的事情间接地改变了园林，例如皇帝巡视、开挖沟渠等社会事件。所以，扬州园林风格的形成一直以来都是受大运河文化影响的。
作为大运河的原点城市，扬州对大运河的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串联起扬州园林的历史和现在，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对扬州园林进行研究，也才能够更好地丰满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其钧.图说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
[2]都铭.扬州园林变迁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3]王劲韬.中国古代园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宋代园林为例[J].中国园林，2011，27（5）：68-72.
[4]（明）文震亨著.海军，田君注释.长物志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上海、江西、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中央气象研究所编.华东地区近500年气候史料-江苏卷[Z].1978：2+180.
[6]陈从周.扬州园林[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7]（清）李斗.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8]王丹丹.北京公共园林的发展与演变历程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2.
[9]屈婧雅.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宋代公共园林教化空间研究[D].重庆大学，2017.
[责任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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