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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女性形象的解读

作者:未知

  摘    要: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的悲剧人生,反映出威廉·福克纳对南北战争过后,南方社会动荡给人民尤其是女性带来影响的理解,以及女性难以摆脱从属地位的同情。艾米丽扭曲、堕落、与世隔绝的“妖妇”形象,折射出作者难以摆脱的男性话语权的限制。
  关键词: 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女性形象
  一、引言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众多作品中非常著名的一部短篇小说,该部小说描述了美国内战之后,南部小镇中没落贵族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悲剧的一生。故事以她的死亡为开篇,结尾处又回到她的葬礼。在有限的篇幅中,故事结构设计精巧、完整,一直以来受到评论界的热评。
  作者威廉·福克纳出生于南方没落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脱颖而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靠偷越封锁线而发了大财。由于祖父的影响,福克纳在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作偶像,也继承了曾祖父热爱文学的习惯。到了福克纳父亲这一辈,家业渐渐败落。在威廉福克纳眼中,他的父亲默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他对母亲的品质十分钦佩,并以多种方式把他敬仰的这种品质写进小说作品中。从大环境上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性时期,南方在内战中的失败引起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毁灭,社会秩序开始重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作者对南方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深有体现,复杂深刻的作品让他成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也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短篇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烧马棚》《夕阳》甚至可以与他的长篇小说相媲美,从这些作品了解福克纳是一条途径。如他对短篇小说的要求“几乎每个字都必须完全正确恰当”[1](207)。在短篇小说中,作者很少使用意识流、多视角等错综复杂的手段,语言方面显得简明轻快,因而让他的短篇小说情节鲜明、戏剧性强,更直观地表达了作者对南方战败后的社会环境独特的描述和理解。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女主角艾米丽一生的描述反映了福克纳复杂的女性主义观点。
  二、父权社会阴影下的艾米丽
  该部小说于1930年4月发表在《论坛》杂志,小说作为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反映了美国内战后,南方传统文化与北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南方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逐步没落消亡的过程。经过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妇女地位已经有所改善,尤其在北方,女性在家庭中、社会上享有一定地位。北方文化的冲击与南方社会保守的态度对女性产生双重影响。
  (一)对父权的屈服
  在当时的南方社会中,社会形态更加保守,男性时刻扮演着女性保护神的形象,实际上妇女并不受人尊重,更没有自己的身份、权利和自我。男人们“从一开始就否认女性的个性”“人们允许父母具有情感,但不允许她们拥有彻底的自治权利”[2](159)。社会要求她们对男性绝对服从,做男人的仆从、姐妹、朋友、妻子或情人,唯男人之命是从[3](1589)。父亲作为父权社会的中心,在艾米丽的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的严格管束之下,艾米丽被塑造成一个气质高贵优雅的贵族淑女,被冠于恭顺、温柔、美丽的气质,成为他们家族高贵地位的象征。随着家族的没落,父亲迫使女儿顺从自己的意志,和他一起维持腐朽没落贵族的尊严。他赶走艾米丽的所有追求者,切断女儿逃离家庭的出路。艾米丽在父亲的控制之下恭顺,没有任何反抗,没有自我。在父亲去世后,她失去经济来源,不肯承认现实,还想“死死拖住抢走了他一切的那个人”[4](45)。在邻居的眼中,艾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4](39)。在父亲的控制之下,少女时期的艾米丽不知反抗,默许男性的支配地位。她家那幢老房子隐喻出父权曾经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力量,随着南方价值观的崩溃和消亡,老房子逐渐破败,却依然桀骜不驯,如同艾米丽的父亲一般,虽然已经去世,但精神上依然震慑控制着艾米丽。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造就成的。”长期的压迫和精神的摧残让艾米丽主动接受传统化身、义务象征的身份,压抑对爱情和婚姻的期待,扭曲对爱情的认知。父权的根深蒂固带来的难以摆脱的影响是艾米丽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
  小说以传统性别二元对立的家庭结构作为开端。“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的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4](43)。构图是以男性为中心展开,父亲轮廓清晰,姿态高傲自信。他手中的马鞭就是权力的象征,赋予父亲控制旧式家庭中一切的特权,包括他的女儿艾米丽本人。背对艾米丽的姿态反映出男性对于女性天然的歧视。作为他的私有财产,艾米丽不被允许有选择的权力,更不可能有独立自我的身份。在苍白压抑无趣的家庭氛围之下,她的外形轮廓被无限淡化、模糊化,早早地被冠上他者的边缘化气质。美国学者曾指出,刻板的两性气质常常是被定型化。男性自我,独立,主动,有逻辑性,阳刚富有控制性和可预见性,是理性的代言人,而女性则是认知的客体,她们模糊,阴柔,被动,是服从性和被掠夺性的代表[5](25)。在小说中,作者设置的家庭关系非常简单,一强一弱,一男一女。这样去除所有例如母亲、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的手段强化了性别的对立,让父亲的强权方向更加单一,在这个没落贵族家庭中控制艾米丽成为维持父权威严的唯一手段;这种简单的家庭构成斩断女儿一切可能获得精神支持的来源,让遭受父亲压迫摧残的艾米丽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走向畸形,为令人发指的结局做好铺垫。同时也指明南方旧式贵族家庭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女性主义觉醒与传统两性关系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对爱情的追求与幻灭
  对爱情的渴望唤醒了艾米丽的女性意识,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她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可以摆脱时代殉葬者的身份,可以摆脱家庭身份对她的束缚。焕然一新的形象透露出她改变生活的决心。“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4](43)。这个比喻对照后文无疑带有讽刺意味。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她的新生并不像天使那样恭顺纯洁美好。出身高贵的艾米丽与北方的包工头荷默的恋爱遭到了周遭的质疑和恶毒的评论,认为艾米丽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是全镇的耻辱和坏榜样。亲戚的劝说她置之不理,牧师上门的劝诫也被她无礼回绝,她的勇敢却没有换来想要的幸福生活,男人的背叛給予艾米丽的决心和牺牲一记重创。“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者所应有的”[4](45)。面对爱人的玩世不恭,艾米丽选择以极端的方式困住爱人的肉体,保住自己的尊严。“在颠覆之后的对立关系中,女性拥有了传统男性的精神品质,男性反而落入传统女性的肉体状态”[1](536)。女性气质的颠覆带来的并不是艾米丽的重生,也没有为她开辟新的道路,而是她形象彻底的妖魔化。   对艾米丽命运选择的情节安排,反映出作者极力追求戏剧性变化所产生的强烈效果,并用艾米丽父亲恶毒狂暴脾气的遗传合理化艾米丽的残暴行为,强化男性对女性命运主宰的悲剧效果。“当现实中的女性无法体现活着完成这个‘自我’的时候,她就受到了指责和压力,她被视为‘不是一个好女人’”[6](54)。当艾米丽难以维持温柔、顺从、善解人意等传统的完美女性气质,淑女的典范走向堕落时,那么必然遭到社会的厌弃。“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尸体,肿胀发白”[4](45)。她对幸福和自我追求的意愿不能保护女性脆弱的尊严,也难以为她指明道路,萌芽的女性意识未经发展就被绝望带向了歧路,彻底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南方社会秩序的腐朽和没落吞噬了艾米丽的人生,她的勇气和对爱的追求不能让她摆脱束缚,如同她守着破旧的老房子,日复一日地维持它曾经的样子,拒绝与外界一切的联系,当她居住多年神秘的卧室被打开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淡淡的阴惨惨的气氛”。房间中充满各种玫瑰色的家具用品,玫瑰花的图案及带有自己和爱人名字的用品,可以看出爱情让她的生活曾经充满热情和期待,男性的背叛和社会的压迫让她最终还是归于维护旧的传统和秩序,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和陪葬品。
  三、被困的觉醒与扭曲的人性
  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识,这是以女性为中心对自我的认识和定义。小说是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主体,故事本身就是以男性观察者的角度展开,并非从女性的认知为根本展开描写和分析。艾米丽女性意识萌芽仍旧是男性话语权过滤后的结果,她的外表和性格的转变就带有男性审美的需要,因此艾米丽的形象注定被控制在男性阴影之下。“福克纳作品中庄园神话破灭的意向象征其对昔日骑士精神和熟女道德极富留恋的叙述,充分展示了其对南方曾经的伊甸园般生活的不舍与眷恋”[7](277)。作者对于家庭往日辉煌的眷恋和难以挽回的没落复杂心情投射在艾米丽的身上,但社会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女性地位的失衡让艾米丽最终被悲剧命运所吞噬。在艾米丽几次命运转折点上,作者留白的手法略过女性心理复杂的转变和挣扎,我们仅仅看到失去父亲后,艾米丽的疯狂举动和失去爱人后她的冷漠麻木,再一次强化女性的神秘感和非理性气质,也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理性思想和独立个体的否定,难以避免男性小说中对女性内心和命运的冷漠态度。
  艾米丽的女性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既没有选择做本分的“淑女”,又没有坚决地走上女性觉醒的道路。她貌似归顺男性社会,实则掩盖她毒辣变态“妖妇”的罪行。福克纳曾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一个被性政治制度残害、背叛的一个女人的故事”[4](27)对幸福生活的幻灭,对男性社会的妥协和绝望让她萌芽的自我意识走投无路,最终走向扭曲。如同她尘封的卧室中玫瑰花图案,艾米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情失去了色泽和生机,失去了玫瑰原有对爱情的隐喻,反而透出了阴森惨淡的氛围,曾经对爱情的真挚和女性意识的萌醒随着男性的迫害最终消失殆尽。艾米丽的悲剧反映出当时女性在父权压力和社会动荡的双重打压之下悲惨的命运。
  四、结语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部小说中,艾米丽悲剧的形象难逃“诱人的妖妇”的罪名。她性格扭曲,堕落,与世隔绝,这与美国南方人的畸形心态有关,与福克纳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气有关,更与福克纳的个人成长历程相关。他鄙视事业失败的父亲,“钦佩母亲的品格——意志坚定、自尊心强,并以多种形式把这一点写进小说中”[8](17)。无疑,他早已洞悉南方贵族家庭没落的气息,无力改变这一切的母亲成了他女性主义思想的启蒙。他对男权社会的批评,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同情,以及他的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女性不再以扁平的、单一的形象出现,不再是简单的“天使”或“妖妇”,也不一定是一往无前勇敢的斗士,而是家庭的影响、社会的压力之下塑造而成的复杂个体。比起男性,她们对于家庭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给她们带来的影响更加无力反抗,也更加痛苦和矛盾。福克纳赋予女性社会性,让艾米丽成为时代变革的代言人,她的悲剧命运再现了社会变迁给人们,尤其是女性群体造成的伤害。然而作者对于时代的迷惘让他难以为艾米丽找到出路,这是艾米丽难逃毁灭厄运、以“妖妇”形象作为终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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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洁平.怪异的真实本源——《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一种女性主义的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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