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与《长恨歌》女性悲剧命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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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张爱玲是其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而王安忆则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其文学代言人之一。立足于文本，通过张爱玲与王安忆两部内涵有一定关联性——同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倾城之恋》《长恨歌》，比较两位女主人公——白流苏与王琦瑶在不同时代，相同悲剧结局的人生背后不同向度的悲剧性因素。
　　关键词：倾城之恋 长恨歌 女性悲剧 经济独立 性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2-0096-02
　　《倾城之恋》与《长恨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它们皆把目光投向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女性，冷静克制地以旁观者的姿态将她们的故事徐徐道出;都将广阔浩荡的时代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含蓄隐去，在文中显现的仅是作为人物故事中的一个转折点;更不消说日常化细节描写、细腻的笔触等特点……
　　本文对《倾城之恋》与《长恨歌》中的女性悲情故事展开讨论，试图比较悲剧背后的时代背景、经济独立、女性个体等因素。
　　一、时代背景之异
　　白流苏和王琦瑶虽已被注定为悲剧人生，但两者其实是不同的悲剧向度。白流苏早已看透悲剧归宿，不得不精打细算、步步为营地一步步踏入，她早已别无选择。离婚后在娘家居住，钱在被兄弟挥霍净后遭到娘家的嫌弃，被迫回到已故丈夫家分一杯羹来度过残生，活在家人的冷眼、唾沫中。对她来说，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为自己再找一个好的归宿，用婚姻捆绑后半生的幸福，哪怕是无爱的、充满算计的婚姻。
　　王琦瑶自始至终认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每一个拐角都是她自己的抉择，参加“上海小姐”、在李主任和程先生之间的选择、在乡下避难偏安后再次回到上海、和康明逊享受着不负责任的爱、在空虚中接受老克腊的仰慕……她有着更多的选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说白流苏的结局是时代占了上风，王琦瑶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导演着自己的命运，一步一步走向尾声。因此在白流苏的“倾城之恋”中，我们感受的是灰色迷蒙、虚无绝望，而在王琦瑶的“长恨歌”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和明亮。
　　二、女性经济情况
　　《倾城之恋》中，徐太太安慰并鼓励白流苏早做打算、另谋出路时与白流苏有一段对话。徐太太道：“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流苏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封建家庭中的女性还处在无才便是德的男性附庸状态，最大的存在价值就是为男性服务。白流苏的话道出了她的也是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困境，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摆脱不了封建家庭。在那个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一个男人，寄托后半生。因此，在找准目标决定“赌”一场后，她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与范柳原的“爱情斡旋”中，两人开始了步步为营、斤斤计较的“算计”。相比之下，王琦瑶无疑是幸运的，读过些书，也学了些护士的技能，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她有了更多选择，有勇气从避难的乡下走出，回到上海。因为工作接触，认识了康明逊，并不纠结他能否对自己未来负责，同样抱着试爱与欢愉的心态来游戏，而不追求责任和未来。
　　白流苏和王琦瑶经济状况的不同，也就导致了男性在她们生命中重要性不同。可以说，白流苏走的是“求生”之路，而王琦瑶走的是“求爱”之路。白流苏将范柳原视为后半生的救命稻草，对他戒心重重，怕的是自己（“自己”是她“求生”的唯一资本）不自知地陷入范柳原的圈套，丢失自身价值后再也无法利用男性对女性的诉求和渴望来获取她想要的物质保障。他们的婚姻无关爱情和浪漫，更多的是她在乱世挣扎之中渴求一份安定的私心，她将范柳原视为生命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王琦瑶浪漫传奇的“求爱”之途上，有程先生至死不渝的倾心陪伴，有让她物质精神双重依赖的李主任，有不考虑结果只享受个中滋味的康明逊，有暮色中与老克腊昙花般稍纵即逝的情缘。她的生命转折因男性而起，但都以自我救赎作结;她追求安稳生活中的点点星光，男人不是她的救命稻草，却也是她空虚生命中为数不多的重要填充。
　　三、女性个体因素
　　一个人的命运除了不可控的外在客观因素外，内在的、灵魂深处的力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她们的悲剧在于没有建立在人生根本之上的理性，摧毁她们的是世俗的人生态度，是她们“内在的贫乏”。除时代背景下的经济状况外，人物性格、思想追求也是导致两人悲剧命运的直接因素。
　　白流苏在封建家庭的环境中长大，受到阴暗、狭隘、世故的人性压迫，形成了事事为自己打算的自私性格。在第一次见面时，从范柳原对她的态度上看，她明白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哪怕“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她也要赌一把。她将婚姻视为扬眉吐气的唯一机会，也就是她的终极追求;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尘埃落定后，“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然”。她遗憾，但并不知道究竟哪里遗憾，只知道这是个苍凉的故事，也只能“不问也罢”。她既有主见，又易妥协;既有所求，又茫然不自知。
　　王琦瑶则显得倔强硬气、不易妥协，可以无视外界的压力，认真去追自己想要的。在成为“上海三小姐”后，她在踏实温和的程先生和权势更大、满足她更多精神向往的李主任之中，选择了后者。程先生的体贴顺从和温柔不是她想要的，哪怕只是做情妇，她向往更大的世界。在乡下避难后决定孤身一人再赴上海，过着喧嚣后相对平静的生活。王琦瑶不顾他人眼光，选择将孩子生下，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是程先生在身边细心相伴，但她并不像流苏一样只为寻找一个“物质保障”，她在经历了俗世种种后无法将再程先生作为一个单纯的求爱者。她有自己的骨气和硬气，对程先生感激万分，不因种种玷污两人之间纯洁的关系，同时也不失她最后的尊严。她可能会为了追求更好的境况作出些欠考虑思量的幼稚事情，如在程先生和姜丽莉的鼓动下，因着少女的幻想冒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在花花世界和平淡安稳中追求新奇……但她在现实的压力面前绝不轻易妥协。她心思细腻，懂得聪明地利用吴佩珍和姜丽莉;她敢爱敢恨，对老克腊的挽留与对长脚的不屑毫不掩饰。她的一生不像流苏是一眼望到头的悲凉，她是未知的，她的命运就在她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中。她的思想上的不舍旧、不善变通、虚荣浮华的旧上海因子，推着她在新的时代，渐渐熄灭。
　　张爱玲用冰冷的笔触描摹出白流苏的凄婉人生，王安忆用审视的目光探究王琦瑶的斑驳命运。如果说白流苏是让人郁结难平、晦涩酸楚的灰色存在，那么王琦瑶则是在灰蒙蒙凡尘中射入了几丝光亮。同为悲剧，表象背后是不同時代、不同经历、不同性格女性的含泪求生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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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安忆.长恨歌[M].合肥：黄山书社，2011.
　　[3]张夏钰.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中女性悲剧之比较[J].名作欣赏，2016（24）.
　　[4]刘成宝.论女性主义视角下《倾城之恋》的爱情悲剧[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
　　[5]李新.相同的上海世俗，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J].东岳论丛，2003（6）.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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