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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观念史在变迁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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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传播观念作为传播的价值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活动。通过对传播观念如何发展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播史的发展。文章旨在针对中国的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成果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传播史 传播观念 中国 变迁
  关于传播观念的发展史,古今中外的研究讨论从未间断。由于传播学这门学科比较年轻,又是在西方生根发芽,成长起来以后才传入中国,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国情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传播观念也在不断发展。
  理清概念
  既然专注于探讨中国的传播观念,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对此做出一个概念上的界定。传播学作为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也是非常繁杂的,即使是研究传播史也仍然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为了使其更加精确,笔者采用王琛的划分方式,把传播史的领域初步界定为:一是传播媒介史,涵盖文字史、印刷史、出版史、编辑出版史的相关内容,这是传播的物质技术层面;二是传播制度史,研究传播者的角色、身份、组织、制度、机制等,是传播制度层面的研究;三是传播观念史,是对历史上人们关于传播的认识、理念、伦理、习惯等研究。本文主要考察第三层面。
  纵观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历程,至今三十余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中国本土的传播史发展与变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专注于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深圳大学的吴予敏,他在2008年时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和《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传播观念和传播观念史的定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同时探讨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的一些方法。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传播观念的形成、意义、功能和演变,考察传播观念与传播制度、行为的内在联系。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对于我国学者研究传播观念史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先秦作为我国古代传播史上传播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传播观念的形成也是由这个阶段开始的。首先,何庆良的《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廖声武的《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和夏晓鸣的《儒道传播思想之比较》都是对先秦诸子时期传播的研究。儒学思想家靠游说诸侯、办学授徒、编辑整理古籍和著书立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且儒家对传播功能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向民众进行教化传播对赢得民心、稳定政权有重要作用。同时,认为传播作用具有双面效应,统治阶级应慎重对待传播的影响。而何庆良则是就儒、墨、道、法、纵横五家的传播实践特征及其对传播功能的论述,将其划分为政教派、功利派、无为派、监控派和外交派五大功能派别。而邵培仁则在《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和《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对于中国古代接受信息的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观”“味”“知”是中国古代的信息接受方式,并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进行了界定和阐释。另外,方汉奇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概括,将1840年到1911年的70多年划分为中国传播思想从萌芽到逐步形成的四个阶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原武汉大学教授张昆所著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这本书是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史的三个领域:传播制度、行为、观念进行了考察。张昆认为,我国对于前两个领域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相对被冷落的课题。因此,将传播观念作为重要性等同于前两者的内容进行研究。为了更加全面,对于传播观念的探索也是从先秦诸子时期的孟子开始的。由以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观念的总体特点。
  到了近代,传播活动更加活跃,首先是在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门打开使得西方先进思想能够传入,我国第一批报纸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在这个时期,由于中西方思想互相融合,我国的传播观念也呈现多元化融合趋势。方汉奇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中,就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及其观念变迁作出了一个详细的概述。而黄旦、韩国飚的《1981-1996 :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则以三本知名刊物为调查对象,对我国传播思想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在上述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存在传播观念研究重视不够的问题。在21世纪,更加注重多角度、多侧面研究传播观念史,如李庆林的《论中国传统传播观念和传播智慧》和《论中国传统传播观念的伦理特色》、汪鹏的《从碑刻媒介看中国古代传播观念》。更多的研究开始转向其他角度,如秦汉、胡慧民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观念和实践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实践经验,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
  在不同时期,我国传播观念呈现出不同特点,从地区视野到全球视野,从坚守传统到与时俱进,从缓慢发展到迅速更新,都展现出我国传播观念史研究在前进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
  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在中國传播学本土化的历程中,对于传播史的研究和讨论从未停止,更是产生了不少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就传播观念史部分的研究成果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在对于传播观念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讨论仍以西方语境为主,将西方的四大奠基人和三大流派作为传播观念史的源流。这种研究是站在西方语境下,忽视了我国本土的传播语境。事实上,就历史而言,我国的传播史源远流长,就如上述有关先秦诸子的传播观念研究。第二个倾向是在研究传播学时主要集中于讨论近现代传播学者的思想,没有对思想的源流进行梳理和探索。要建立一个有完整框架的中国传播观念史体系,就要对我国自古以来的各种传播观念和思想进行追溯,探讨这些思想的源流和脉络,从个体着手,再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做到古今对照、脉络清晰,才能够真正掌握我国传播观念的发展历程。   其次是对我国传播观念史的了解不够,以至于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在查阅我国传播观念史方面的文献时,可以看出,古代和当代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近代传播观念史研究较少。这是由于研究视角不够大的缘故。如果能将这部分内容再深入地进行研究,则有助于我国传播观念史的框架搭建。由于这部分的内容太过于庞杂,对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知识储备要求很高,且有关这部分的应用资料也不多,所以很多学者在研究时感到无从下手。
  结语
  我國传播观念发展史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并行的。自有历史记载开始,中国就已经有了早期的传播活动和与之相对应的传播观念。在两千多年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中,我国的传播观念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呈现越来越多元的特点。在未来的传播观念研究中,可以更加细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观念,找准方向,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1.姚锦云,邵培仁:《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浙江社会科学》,2018(8)。
  2.韩立新,刘 莹:《传播观念的渊源、冲突、融合及传播史研究新体系的构建——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第二版)》,《新闻与写作》,2017(7)。
  3.谢清果:《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1)。
  4.吴予敏:《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新闻大学》,2008(2)。
  5.王 琛:《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当代传播》,2006(6)。
  6.李庆林:《皇权专制的建构和叙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7.夏晓鸣:《儒道传播思想之比较》,《社会科学动态》,2000(11)。
  8.廖声武:《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3)。
  9.黄 旦,韩国飚:《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1)。
  10.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1)。
  11.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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